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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中旬，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赵磊。

那个外卖骑手，我在住院时认识的那个。他从医院出院之后，我们偶尔会在微信上聊几句，他发一些“今天跑了四十单”之类的消息，我回一个“注意身体”。然后就没了。

但这次他打电话来了。

“哥，”他的声音不对，沙哑的，像哭过，“我可能不行了。”

“怎么了？”

“腿上烂了。糖尿病足，医生说可能要截肢。”

我的脑子嗡了一下。

截肢。

二十三岁。截肢。

“你在哪个医院？”我问。

“还在上次那个医院，骨科。”

“我过去看你。”

“你不用来，哥，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我爸妈都不知道，我没敢告诉他们。”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我听到他的呼吸声，很重，像拉风箱。

“哥，你说我要是截了肢，还能跑外卖吗？”

我说不出话。

“不能了吧，”他自己回答了，“一条腿怎么骑车。就算装了假肢，上下楼也不方便。一单超时五分钟就扣一半钱，我这样肯定天天超时。”

“磊子——”

“哥，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活着。我要是废了，我家里怎么办？我妈的糖尿病，我爸的腿，我妹的学费。谁来管？”

谁来管。

没有人来管。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来管你。政府不会，社会不会，慈善机构不会。他们会在新闻里同情你，在镜头前拥抱你，在纸上写下你的故事，然后关掉摄像机，松开手，合上本子，去关注下一个热点。

你是你自己的。

你的命是你自己的。

你的死也是你自己的。

没有人会来。

“磊子，”我说，“我过去看你。明天就到。”

“哥，你别来了，你自己的身体也不好——”

“明天见。”

我挂了电话，开始收拾东西。

我妈从厨房出来，看到我在往包里塞东西，问：“你要去哪？”

“去看一个朋友。明天回来。”

“什么朋友？在哪？”

“住院时认识的，他病了，我去看看。”

我妈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她转过身，回了厨房，过了一会儿端出一碗饺子，用保鲜膜封好，塞进我的包里。

“带给他吃，”她说，“自己包的，比外面干净。”

我看着那碗饺子，心里热了一下。

不是热，是疼。

一种说不清的疼。像是有人在拿针扎我的心脏，一下一下的，不重，但很准，每一针都扎在最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