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信(一)

信到的那天，宝瓶洲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崔诚坐在正堂的太师椅上，手里端着一杯茶。茶是早上泡的，现在已经凉了。他没有叫人换。他端着那杯凉茶，看着院子里的雪。雪不大，细细的，像盐粒一样从天上撒下来，落在青砖上，很快就化了。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丫上挂了一层薄薄的白。

阿福从外面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封信。他走到崔诚面前，躬了躬身，小心翼翼地把信递过去。

“老爷，大公子的信。”

崔诚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只是一下，然后他慢慢把茶杯放在桌上，接过信看了一眼的封面，是崔瀺的笔迹。字迹有些歪扭，不像以前那么工整。笔画发虚，有些地方墨淡得快看不清了，像是写到一半没墨了，又像是手在发抖。

崔诚把信封拿在手里，没有立刻拆。他翻过来看了看封口，封口是用米糊粘的，粘得不牢，翘起一个角。他把信封放在桌上，用手指把翘起的角按平，又拿起来，还是没拆。

阿福站在旁边，不敢说话。他知道老太爷的习惯——看信之前要先坐一会儿。不是犹豫，是一种仪式。就像练拳之前要先站桩，让心静下来。崔诚做什么事都有自己的节奏，不紧不慢，不慌不忙。这是他活了大半辈子练出来的本事。天塌下来，他也是这个节奏。

崔诚靠进椅背里，闭上眼睛。他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很慢。窗外雪落的声音细细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书。

过了大概半炷香的工夫，他睁开眼睛，撕开封口。

信纸折了两折，打开来，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崔瀺的字以前是工整的、规矩的，一笔一划都不越界，像他这个人一样，被框在一个无形的格子里。但这封信上的字不一样——有些笔画拖得很长，像是不小心滑出去的；有些字歪向一边，像是写字的人坐得不稳。墨色也不均匀，有的地方浓得发黑，有的地方淡得快看不清，像是写到一半笔干了，又蘸了墨，蘸得太多了。

崔诚把信纸拿近了看。他的眼睛这几年不太好了，看小字要眯着眼。他把信纸举到窗户边，借着雪天的光，一行一行地读。

读到这第一句，崔诚的眉头就皱了一下。不是因为内容，是因为字迹。这几个字写得还算工整，但从第二个字开始，笔画就软了。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是写到那里手没力了，笔滑出去了。崔诚见过崔瀺写的无数篇文章，每一篇都工工整整，每一笔都收得住。这封信，他收不住了。

崔诚继续读。

“离家数月，行至宝瓶洲南境，盘缠用尽，困于一村。非孙儿奢靡，实乃初涉世事，不知柴米之贵。”

“不知柴米之贵。”崔诚把这五个字在心里念了一遍。他想起崔瀺离开的那天晚上，他站在巷口，月光下看着那个少年的背影。那个少年背着一个布包袱，步子很大，走得很急，像是怕有人追上来。他当时想：这孩子不知道外面的日子有多难。现在他知道了。盘缠用尽，困于一村。五个字，轻飘飘的，但崔诚知道那五个字底下压着什么。压着饿肚子的滋味，压着求人的难堪，压着一个二十岁的、从没吃过苦的年轻人第一次知道“没钱”是什么意思。

他继续读。

“今与先生二人，囊中仅余四文，明日无以为炊。”

四文。崔诚的手指在扶手上停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有一年闹灾荒，他也穷过。穷到口袋里只剩下几文钱，站在包子铺门口，闻着肉包子的味道，咽着唾沫走开了。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他已经忘了那种感觉。现在他孙子的信让他想起来了。

四文钱。崔府的门房打赏下人都不止这个数。

他读到了最后一段。

“孙儿本不欲启齿，但要脸与活着，孰重？孙儿思之再三，觉得活着重。故厚颜上书，恳祖父怜孙儿困顿，稍助银钱。不孝孙瀺，拜上。”

“要脸与活着，孰重？”崔诚把这几个字读了两遍。

他放下信纸，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雪还在下，从窗户看出去，白茫茫的一片。他的手指又开始敲扶手了，一下一下，很慢，像一个人在深水里慢慢往下沉。

崔诚在太师椅上坐了很久。

阿福进来换了三次茶，每一次都原封不动地端出去。第四次进来的时候，崔诚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

“去把崔元叫来。”

阿福应了一声，小跑着去了。

崔元来的时候，身上带着一股酒气。不是喝醉了，是早上喝了两杯暖身的酒，还没散干净。他走进正堂，站在父亲面前，低着头。他从小就是这样，在父亲面前永远低着头。不是怕，是一种习惯。他觉得自己在父亲面前永远是个孩子，一个永远做不对事的孩子。

“坐。”崔诚说。

崔元坐下了。他坐在崔诚左手边的椅子上，只坐了三分之一，腰杆挺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这是崔诚教他的规矩——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不许靠着椅背，不许跷二郎腿。

崔诚把那封信推到他面前。

“瀺儿来信了。你看看。”

崔元拿起信，看了起来。他看信的速度比崔诚慢，因为他要看好几遍才能看懂。第一遍看字面意思，第二遍看字缝里的意思，第三遍确认自己没有理解错。他读到“囊中仅余四文”的时候，手抖了一下。读到“要脸与活着，孰重”的时候，眼眶红了。

他把信放下，吸了吸鼻子。

“爹，瀺儿他……”

“我知道。”崔诚打断了他，声音不大，但很硬，“他在外面过得不好。”

崔元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看着父亲的脸。崔诚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知道父亲心里在想什么。父亲在想：这孩子是不是瘦了？是不是冻着了？是不是病了？但他不会说出来。崔诚这辈子，什么话都往心里咽。咽了七十年，咽出了一张没有表情的脸。

“爹，您打算怎么办？”

崔诚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崔元，看着院子里的雪。说到“但这是他是自己选的路”

“他找的那个先生，”崔诚的声音从窗户那边传过来，闷闷的，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你听说过没有？”

“没有。我托人打听了一下，中土那边的人说，是有这么一个老秀才，姓文，无功名，无家产，无弟子。在中土混了几十年，没混出什么名堂。”

崔诚沉默了一会儿。

“瀺儿怎么会找了这么一个人？”

崔元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想起崔瀺小时候，就喜欢跟别人不一样。别的孩子追蝴蝶，他看蚂蚁。别的孩子背《三字经》，他问“为什么是善”。别的孩子听大人的话，他非要自己想通了才信。这样一个孩子，会找一个“无功名无家产无弟子”的先生?

“爹，”崔元小心翼翼地说，“瀺儿在信里说，那个先生教他‘要脸与活着，孰重’。这话……虽然糙，但理不糙。”

崔诚转过身来，看了崔元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愤怒，没有不满，只有一种很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惊讶。崔元很少在他面前表达自己的看法。今天他说了，而且说的是替那个穷秀才说话。

“你觉得那个先生教得对？”

崔元低下头，想了想，又抬起来。

“爹，我不知道对不对。但瀺儿在信里说，‘觉得活着重’。他能说出这句话，说明他在外面是真的吃了苦了。以前在府里，他不用想‘活着’这件事。现在他想了。这……也许就是那个先生教的。”

崔诚看着崔元，看了几息时间。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儿子并不是他以为的那样——一个只会喝酒、什么想法都没有的废物。崔元有想法，只是不敢说。在崔诚面前，崔元把自己的想法藏了一辈子，藏得连他自己都快忘了。今天，因为崔瀺的一封信，他说了出来。

崔诚没有接话。他转过身，又看向窗外。

雪下得更大了。

崔诚在窗边站了很久，久到崔元以为他忘了自己还坐在那里。

然后崔诚说话了。

“去账房支一百两银子。”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像石头扔进水里，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换成银票，给他寄过去。”

崔元愣了一下。“一百两？”

“一百两。够他花一阵子了。给多了他乱花，给少了不够用。一百两正好。”

崔元张了张嘴，想说“会不会太少了”，但没敢说。他知道父亲做事有父亲的理由。父亲说一百两正好，就是正好。他不问为什么，因为问了也听不懂。

崔诚又补了一句：“你去办。不要经别人的手。银票直接寄到他信上说的那个地址。”

“是，爹。”

崔元站起来，朝门口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他转过身，看着父亲的背影。崔诚还站在窗边，双手背在身后，肩背笔直。但崔元注意到，父亲的肩膀比从前窄了一些。不是真的窄了，是驼了。一个人老了，背会驼，肩膀会往前缩，看起来就窄了。

“爹，”崔元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您……要不要给他写封信？”

崔诚没有回答。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雪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脸上，把他的白发照得发亮。

“不写。”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