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铁盒

周三下午，孟昀站在程城大学家属区7号楼的楼下。

这一片是八十年代盖的教师楼，六层，灰砖墙面，楼梯在外面，每家阳台上都晾着东西。楼前的香樟树长得很高，树冠遮住了大半栋楼，只有顶层的窗户能晒到太阳。302的窗户在阴面，窗帘拉了一半，玻璃上反射着树影。

孟昀攥着书包带子，上了三楼。楼道很窄，堆着邻居家的鞋架和纸箱。她站在302门口，深吸了一口气，敲了三下。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花白头发，穿着一件深紫色的毛线开衫，袖口脱了线。她的眉眼和廖如玉有几分像——都是那种线条很细、很冷的长相，但她的脸上多了皱纹和疲惫，眼袋很重，嘴唇干裂。

“阿姨您好，我是程大中文系的学生。”孟昀把准备好的说辞背出来，“我在做一篇关于学校建筑历史的论文，辅导员说廖老师退休前在行政岗，对艺术楼的情况比较了解——”

“老廖去年走了。”女人打断她，声音不高，但很干脆。

“我知道，辅导员跟我说了。我是想查一些老资料，听说廖老师留下了一些——”

“没有资料。”女人往后退了一步，手搭在门框上，像是要关门。

孟昀把手伸进口袋，摸到廖如玉给她的信封。信封里除了地址，还有一样东西——廖如玉放进去的，一枚铜质的校徽，旧的，背面刻着“程城大学 1978”。她之前没有拿出来看过，现在只瞟了一眼，把校徽攥在手心里。

“阿姨，我不是来拿资料的。”她换了一个语气，“我是受人所托，来取一个铁盒。”

女人的手停在门框上。她看着孟昀，目光从她脸上慢慢往下移，落在她攥着校徽的那只手上。

“……进来说。”

客厅不大，家具都是旧的。电视柜上放着一张遗像，黑框，白花，照片里的人穿着中山装，国字脸，眉毛很浓。廖如玉的父亲。遗像前面放着一盘橘子，皮已经干了。

女人示意孟昀坐，自己坐在沙发对面的藤椅上。

“谁让你来的？”她问。

孟昀犹豫了一下。“廖如玉。”

女人的表情没有变化，但她的手攥紧了藤椅的扶手。

“他自己不敢来？”她的声音变冷了。

“他说您一看到他，就知道他要那个铁盒。”

女人沉默了很久。她站起来，走到遗像前面，伸手整了整相框，又把那盘干橘子挪了一下位置。

“他把校徽都给你了，看来是非拿到不可。”女人转过身，看着孟昀，“你知道盒子里是什么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老廖锁了一辈子，不许我碰。”女人走到卧室门口，推开门，“进来。”

卧室不大，一张双人床，一个老式衣柜，窗台上摆着一排药瓶。女人吃力地蹲下来，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皮箱。皮箱上挂着一把铜锁，她把锁拧开，掀开盖子。箱子里全是旧物——工作证、笔记本、几枚奖章、一叠发了黄的信封。最下面，是一个铁盒。

铁盒不大，比手掌大一圈，表面是黑的，漆皮掉了一半，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四角包着铜边，正面有一把锁。不是挂锁，是嵌在盒盖与盒身之间的暗锁，锁孔很小，比普通的钥匙孔小一圈。

女人把铁盒抱在怀里，没有马上递过来。

“老廖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样的话。”她低头看着铁盒，“他说，‘钥匙在孩子手里’。然后又说，‘如果孩子来拿，别拦着’。”

她把铁盒递给孟昀。铁盒很沉，比她预想的沉得多。

“他说的‘孩子’，是廖如玉。”

孟昀把铁盒装进书包。站起来的时候，女人忽然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腕。那只手很凉，骨节突出，力道比她想象的大。

“你跟他说——拿了这个盒子，就别再查了。”

孟昀低头看着那只手。手背上有老年斑，血管凸显，指甲修剪得很整齐

“为什么？”

“因为查到最后，谁都不会好过。”女人松开手，转身走回遗像前面，“老廖锁了一辈子都没说出来的东西，他一个孩子，能承受得住吗？”

孟昀没有回答。她道了谢，走出卧室，走到玄关。拉开门的时候，身后传来女人的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

“他锁了一辈子，不是怕别人知道。是怕孩子知道。”

门在身后关上。

孟昀站在楼道里，书包里的铁盒沉甸甸的。她回头看了一眼302的门牌——数字剥落了一半，只剩“30”两个字。楼下香樟树的影子在墙上晃动，风从楼道口灌进来，带着九月底特有的凉意。

她拿出手机，给廖如玉发了两个字：“拿到了。”

回得很快：“办公室。”

孟昀走到行政楼的时候，天已经阴下来了。大片的云从西北方向压过来，把午后的阳光吞得干干净净。她上楼，推开学生会办公室的门。

廖如玉坐在长桌前，面前摊着几份文件，但他没有在看。他的白手套放在桌上——不是戴着，是摘下来的。他的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皮肤很白，白得不像是活人的手。

孟昀第一次看到他不戴手套的样子。

“东西呢？”他问。

她走过去，把铁盒放在桌上。铁盒落在木桌面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

廖如玉看着铁盒，沉默了很久。他伸出手，手指在铁盒的表面慢慢滑过，摸过那些掉漆的痕迹，摸过铜包的边角，最后停在那个锁孔上。

“他从没让我碰过这个盒子。”他说，声音比平时低，“我小时候问他里面是什么，他说是答案。”

孟昀从口袋里摸出廖如玉的校徽，放在铁盒旁边。“你说的答案，是指什么？”

廖如玉没有回答。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小钥匙，铜色，齿几乎磨平了，锁孔很小，和铁盒上的锁孔完全匹配。

“钥匙在我手里。他死的时候，握在我手心里。他的手已经凉了，钥匙还攥着，我掰了好久才掰开。”

他把钥匙插进锁孔。转动的时候，锁芯发出一声尖锐的金属摩擦声，像是很久很久没有被人动过。咔哒。锁开了。

廖如玉掀开盒盖。

铁盒里是一沓信纸，最旧的那种，纸边已经开始发脆，折痕处能看见细密的裂纹。信纸下面压着一把更大的铜钥匙，和琴房那把原钥匙的款式一模一样，但齿不同。最底下，是一张照片。

廖如玉把照片拿出来。

照片上是一个女人，穿着八十年代的连衣裙，头发扎成低马尾，站在艺术楼门口。她长得很漂亮，眉眼柔和，笑起来的样子让人觉得暖。她的身边站着一个男人——年轻时候的廖父，穿着中山装，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正侧头看着她。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钢笔写的，笔迹和廖如玉现在写在便签上的字一模一样：

“1985年，艺术楼。与她。”

但不是廖如玉写的。是他的父亲。

廖如玉看着那张照片，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手在轻微发抖。他的手指翻到照片背面，指着那行字：“是他的字。他写给谁看的？”

他放下照片，拿出那沓信纸。第一页开头写着：“如玉，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不在了。”

廖如玉的眼皮跳了一下。他继续往下看。

“你小时候问我，为什么不让别人十点后进去行政楼。我说是规矩。规矩是人定的。是我定的。我定这条规矩，不是怕出事，是怕出事之后，没人能查清楚。艺术楼的事出了之后，我换了一把锁，藏了一把钥匙，锁了一个箱子。我做了所有能做的事，但有一种事我做不了——让死人开口说话。”

“周晚是我的学生。她大一那年选修了我的课。她学得好，人也聪明，我推荐她去艺术楼的琴房练琴。琴房的钥匙是我给她的。她的死，我有责任。”

信纸在廖如玉的手指间轻轻抖动。他翻到下一页。

“她死的那天下午，我去艺术楼签消防检修单。周德茂跟我一起，我们一层一层检查，查到三零六的时候，门锁着，里面有钢琴声。周德茂说琴房里有人练琴，不用查了。我说好。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她的琴声。” “晚上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艺术楼出事了。我去的时候，水已经从三楼流到了一楼。门是锁着的，钥匙在里面。我踹开门，她已经没了。水从天花板上灌下来，不是水管破的。有人把屋顶的水箱打开了。”

“第二天我查了屋顶。水箱的盖子是被人拧开的。那栋楼的屋顶只有检修工和行政岗的人能上去。检修工那天不在学校。能上去的人，只有我和周德茂。”

“我没上去过。但他矢口否认。没有人证，没有物证，警方定了意外。我不甘心，换了琴房的锁，把原钥匙从警方证据里拿走了。我把它锁在这里，等你来找。”

廖如玉的手指停在最后几行字上。

“如玉。这把钥匙能开一道门。那道门在这栋行政楼里。具体在哪，我不能说，因为我也不知道。当年换锁的时候，锁匠告诉我，这把锁是老式的，和行政楼某个房间的锁是同一个型号、同一个批次。我把那个房间改了门牌，让谁也找不到。”

信到这里就结束了。署名是廖父的名字，日期是他去世前三个月。

廖如玉把信纸放下。他的眼神很空，不是在看她，不是在看着这个房间，是在看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把手伸进铁盒，拿出那把钥匙。铜色，没有生锈，齿很新，和琴房那把原钥匙的款式一样，齿不同。一把钥匙能开一道门。琴房那把开的是琴房的门，但已经被换掉了。这把能开的是另一道门。一道被改掉了门牌、谁也找不到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