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谢征走后的第七天，征兵令的余波还没有完全散尽。临安镇像是被人从中间抽走了一根横梁，整条街都显得有些歪斜。男人们走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不是太老就是太小，街面上一下子空了许多。卖豆腐的王伯还在，但他的担子比以前轻了，敲梆子的声音也没那么响了。俞浅浅的酒楼还在开，但客人少了大半，她把门口的桌椅收了几张，剩下几张空荡荡地摆在那里，像是给人坐的，又像是给人看的。

樊长玉还在卖肉。她每天照常天不亮就起来杀猪，照常把半扇猪肉挂上铁钩，照常吆喝两声。但她的声音比以前短了一些，像是省着力气。

我去她那里买过两次肉，一次是五花，一次是排骨。她帮我剁好骨头，用干荷叶包了递过来，收钱的时候多看了我一眼：“你一个人，吃得完这么多？”

“放得住。”

她没再问。但在我走的时候，她说了一句：“你要是有空，帮我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信捎回来。”

“行。”

从那天起，我去邮驿的次数比以前多了。邮驿在镇口那棵老槐树往东走一里地的地方，一间不大的小屋，门口挂着木牌，写着“代传书信”四个字。驿丞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耳朵不太好使，但眼睛还行。每次我去他都要从老花镜上方看我一眼：“苏姑娘，又来等信？”

“来问问。”

“还没到。到了我让人给你捎话。”

“好。”

我走出邮驿，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槐树的叶子落了大半，风一吹就打着旋儿往下掉。路边有一户人家的院子里传来孩子的哭声和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哄，声音断断续续的，被风切成了几截。临安镇还是临安镇，只不过比从前安静了许多。安静得像一艘还停在水面上的船，船上的人慢慢走光了，只有船身还在水面上浮着。

那天下午，我给樊长玉捎去了一句话：“还没有信来。但我会再去问。”她点点头，没说什么，低头继续在砧板上剁肉。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均匀而稳定，像是在替某个人打着节拍。海东青那几天没有出现。我不确定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是否跟着谢征一起走了。后门没有再响起敲门声，门槛上也没有再出现新的东西。但我也没有急着去找他，他只是不在这儿了，他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走。

樊长玉决定代夫出征的那天，临安镇下了一场薄薄的雪。那天早上我来得比平时晚了一些，推门出来的时候，看到樊家肉铺的门板已经卸了。樊长玉站在门口，穿着一件半旧的棉袄，肩上挎着一个包袱。她手里没有拿刀，肉铺的铁钩上也没有挂肉。

她看到我出来，没有说什么。我也没有问。我站在门口，看着她锁好铺门，把钥匙收进怀里。然后她朝镇口的方向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我走了之后，你帮我看着铺子。锁已经锁好了，不需要开门，但要是有人来问，就说我出门了。”

“多久回来？”

“不知道。”她说，“总得把人带回来。”

她没有等我的回答，转身走了。她的脚步比平时快一些，包袱在背上轻轻晃动，像一小片正在离开码头的水花。我站在门口看着她走远，直到她的背影被老槐树的枝丫遮住，风从她离开的方向吹过来，夹着细碎的雪粒和干燥的尘土。

那天下午，我去了一趟肉铺门口。门锁得严严实实的，铁钩上空的。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回了布庄。没过多久邮驿那边终于来了消息，说有一封从北边捎来的信。信纸被折了好几折，边角沾着一点泥渍。信是樊长玉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赶在行军中匆忙落笔的。信很短，只有几行字：“到了。还活着。他也在。你那边还好吗？”

我没有回信。但我收拾了几双厚鞋垫和一包干菜，托驿站的人捎往北边。鞋垫是我抽空缝的，布料是卖剩的边角料，厚实、透气。干菜是后院自己晒的，装在布袋里，扎紧了袋口。我写了一张小纸条压在鞋垫上面：“布庄还在。肉铺锁了。等你回来开。”

驿站的人接过去掂了掂，没说什么，放进褡裢里走了。

樊长玉离开后一个月，临安镇的冬天彻底来了。北风从镇口灌进来，吹得街边的枯草齐刷刷地伏倒。海东青是在一个傍晚出现的。那天我正准备关门，余光扫到街对面肉铺门口站着一个人。他穿着一件半旧的黑色短袄，领口竖起来挡住半张脸，双手插在袖子里，像个在风里等活的短工。他站在肉铺门口，没有敲门，也没有往里看。我放下最后一块门板，站在门槛后面看了他几秒钟。

“你不进来？”我隔着街问了一句。他侧过头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但也没有走。他站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走过来。他站在布庄门口，风把他背后的枯叶吹得翻了个身，又落回地上。

“我回来看看。”他说。

“看什么？”

“看看这镇子还在不在。”

“还在。就是空了些。”

他站在门口，没有往里走，像是怕自己的影子会把屋里唯一的光遮住。我把门板重新抬起来放好，留了一道缝：“进来坐。外面冷。”他跨过门槛，像跨过一条看不见的河。他没有说话，在角落里坐了下来。我从灶房端了一碗热水放在他旁边的矮桌上，然后回到柜台后面，把那盏油灯捻亮了些。一整个晚上他什么都没说，我也没问。天亮的时候，后门轻轻响了一声。等我推开门去看，门口已经没有人了。但在门槛旁边放着一小捆干柴，码得整整齐齐。我用它烧了一整天的火，后来才知道，他是在替我守着这个冬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