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夏天,沈念娣大学毕业了。
她被分配到省城的一家报社当记者,负责文化版的采编工作。她住在报社的宿舍里,一间单人房,朝南,窗户外面是一棵大槐树,夏天的时候满树槐花,香气能飘进屋里。
她领到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做了三件事:第一,给沈德茂寄了十块钱;第二,给赵兰香寄了十五块钱和一对新买的银手镯;第三,给顾远山写了一封信。
顾远山那本书——《工农数学速成教材》——她一直留着,翻了无数遍,书页都卷了边。她后来打听到,顾远山已经调到北京去了,在国家邮电部工作。她没有他的地址,信寄到了他原来工作的邮局,托人转交。
信写得很短:
“顾远山同志,你好。我是沈念娣。你可能不记得我了,但我一直记得你帮我包过手上的伤口,记得你说‘疼就说出来,别忍着’。我现在做到了。我大学毕业了,在报社工作。谢谢你。祝你一切顺利。沈念娣。”
她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寄到,但她还是寄了。
半年后,她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回信。信封上写着“沈念娣同志收”,字迹清秀,一笔一划。
她拆开信,里面是一张薄薄的信纸,上面写着:
“念娣同志,你好。收到你的信,很高兴。我记得你。我记得你在青阳镇邮局寄东西时的样子,记得你手上的冻疮,记得你笑起来的样子。祝贺你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记者。你是好样的。我也在北京很好。如果有机会来北京,可以来找我。顾远山。”
信的末尾,他附了一个地址和电话。
沈念娣把那封信看了三遍,然后折好,放进枕头下面的笔记本里,跟那张工农速成中学的毕业证、跟那张师范学院的学位证、跟那对银耳环放在一起。
她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灯,笑了。
窗外,槐花的香气飘进来,甜甜的,淡淡的,像很多年前那个春天的下午,像那个夹着鸡蛋送到她嘴边的女人,像那句“念念,张嘴”。
她闭上眼睛,在心里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出口的话:
“妈,我过得很好。你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