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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房7

夺房

中秋节这天,天还没完全亮透,我就醒了。

窗外的月亮还挂在天上,又大又圆,泛着淡黄色的光,像一枚被人擦亮了的旧铜钱。我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伸手推了推旁边的人。

“孙晓磊。”

“嗯。”他闷闷地应了一声,声音里带着没睡醒的沙哑。

“今天中秋。”

“嗯。”

“我昨天晚上跟你说了,今天要去给街坊们送节。”

他翻了个身,眯着眼睛看了我一眼。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睫毛照出一层浅浅的金边。

“几点了?”

“六点。”

“再睡十分钟。”

他说完就把眼睛闭上了,但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指。他的掌心还是热的,指节上那道疤已经完全长好了,摸上去只有一条细细的凸起。

我没动,就让他握着。

十分钟后他果然醒了,睁开眼的时候眼神已经清醒了,看了我一眼,松开手坐起来。

“走吧,去搬东西。”

后备箱里塞得满满当当的。

月饼是提前三天订好的,老式的那种,酥皮的,豆沙、五仁、枣泥各一半。孙晓磊说现在年轻人都不爱吃这个,我说街坊们爱吃,他就没再说话,默默加了订单。

除了月饼,还有水果。猕猴桃、火龙果、红提,都是挑的好的,一箱一箱码在后备箱里。最后一排是给薛姨单独准备的——两盒上好的茶叶,一条烟,还有一箱她最爱吃的柿饼。

车子往老城区的方向开,路上已经有人开始放鞭炮了,噼里啪啦的,炸出一地的红纸屑。孙晓磊开车很稳,单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搁在中控台上。我看了他一眼,把手放了上去。

他握了一下,没松开,用拇指在我手背上轻轻蹭了两下。

到巷子口的时候,还不到八点。巷子里已经热闹起来了,有人在门口支了小桌子在择菜,有人在阳台上晾被子,几个小孩子在巷子里追着跑,手里拿着那种会发光的塑料灯笼。

车子停不进去,孙晓磊找了个路边车位停好,绕到后面去搬东西。我拎了两盒月饼一箱水果走在前面,他一个人扛了剩下的,跟在后面,步子稳稳的。

巷子口第一家是王爷爷家。

王爷爷今年八十三了,耳朵不太好使,但眼睛还亮堂。他坐在门口那把旧藤椅上,手里端着一个搪瓷杯,杯子上印着“劳动最光荣”几个字,漆都掉得差不多了。看到我走过来,他眯着眼睛看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我来。

“姗姗?”

“王爷爷,”我蹲下来,把东西放在他脚边,“过节了,给您送点月饼和水果。”

王爷爷放下搪瓷杯,颤颤巍巍地伸手摸了摸那盒月饼,又抬头看了看我身后的孙晓磊。

“这是……”

“我爱人,孙晓磊。”我说。

孙晓磊微微弯了弯腰:“王爷爷好。”

王爷爷看了他半天,忽然咧嘴笑了,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假牙:“好,好。姗姗有福气。”

他拉着我的手不放,絮絮叨叨地说了一会儿话,说最近腿脚不太好了,说隔壁老李头上个月走了,说巷子口那棵梧桐树今年结了好多果子。我听着,一句一句地应着,手被他攥着,骨节分明的手指干瘦干瘦的,但力气还不小。

临走的时候,王爷爷非要站起来送我。他扶着藤椅的扶手,慢慢地站起来,腰弯得像一张弓,但眼睛亮亮的。

“姗姗,以后常来啊。”

“会的,王爷爷。”

往里走,第二户是张大爷家。

张大爷家的门开着,里面传来电视的声音,放的好像是京剧,咿咿呀呀的。我在门口喊了一声,张大爷从里屋探出头来,看到是我,脸上的褶子一下子全展开了。

“哟,姗姗来了!”

“张大爷,过节了,给您送点东西。”我把月饼和水果递过去。

张大爷接过来,往我身后看了一眼,看到孙晓磊,愣了一下,然后笑得更大声了:“这就是你女婿?好,好,一表人才!”

孙晓磊把手里的东西放下,点了点头:“张大爷好。”

张大爷拉着孙晓磊的手,上下打量了一番,满意地点点头:“不错,不错。姗姗这孩子,从小就是个好孩子,谁对她好,她记一辈子。你对她好,她也记你一辈子。”

孙晓磊看了我一眼,嘴角翘了一下:“我知道。”

张大爷家隔壁是韩叔叔家,再往前是高阿姨家。我一户一户地送过去,每家都是同样的两盒月饼一箱水果,每家都要寒暄几句,每家都要问问孙晓磊是哪里人、做什么的、对姗姗好不好。

孙晓磊全程跟着,话不多,但每一句都接得稳。高阿姨问他会不会做饭,他说“在学”;韩叔叔问他平时忙不忙,他说“忙,但陪姗姗的时间有”;张婶问他什么时候要孩子,他看了一眼我的脸色,说“听姗姗的”。

我站在旁边,听着他跟街坊们说话,忽然觉得有点恍惚。

小时候走这条巷子,是我一个人。放学回来,书包沉甸甸的,里面装着课本,也装着从学校食堂省下来的馒头——林峰说他饿了,我就把自己的晚饭省下来带给他。

那时候走在巷子里,没有人问我吃没吃饭,没有人问我累不累。街坊们看到了,最多说一句“姗姗放学了”,然后就各自忙各自的去了。

现在不一样了。

我走在前面,身后跟着一个人,手里拎着的东西比我还多,每家每户送过去的时候,他会站在我旁边,不高不矮地挡着风。

走到巷子中段的时候,薛姨家的门已经开了。

薛姨站在门口,系着一条蓝底碎花的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显然是正在准备中秋的吃食。她一看到我,眼眶就红了,把手在围裙上使劲擦了擦,迎上来。

“姗姗!”

“薛姨,”我笑着走过去,“过节了,给您送点东西。”

我把手里的月饼和水果递过去,孙晓磊跟在后面,把茶叶、烟和柿饼也一并放下。薛姨看着那一堆东西,眼眶更红了,嘴唇哆嗦了两下,一把抓住我的手。

“你这孩子,有心了哈。”

她的声音有点抖,拉着我的手往屋里走,一边走一边回头喊:“小宇他爸!姗姗来了!快出来!”

韩叔叔——薛姨的爱人——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手里还拿着锅铲,看到我,憨厚地笑了笑:“姗姗来了?中午在这儿吃,我多炒两个菜。”

“好嘞,韩叔叔。”我应着,没跟他客气。

薛姨把我按在沙发上坐下,又给孙晓磊倒了杯茶,这才在旁边坐下来,拉着我的手不肯松开。

“姗姗啊,”她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感慨,“我家小宇多亏了你爱人帮忙,当兵去了新疆,现在都第三个年头了。”

她转头看了孙晓磊一眼,眼神里满是感激:“小孙,谢谢你啊。小宇那孩子,以前在家啥也不会,现在在部队里,上个月打电话回来,说他当了班长,还立了个三等功。他爸接了电话,哭了一宿。”

孙晓磊端着茶杯,摇了摇头:“薛姨,是小宇自己争气。我只是搭了句话,他要是自己不行,我说什么都没用。”

薛姨抹了一下眼角,又转过头来看我:“还有我家敏敏,也在你公司干。她前几天回来,跟我说了一晚上。”

她学着女儿的语气,眼睛亮亮的:“‘妈,我现在不用过手心朝上的日子了,珊珊对我很好,给我分了几个好案子,还让我去参加培训。妈,我现在挣的钱虽然不多,但每一分都是我自己的。’”

薛姨说到这里,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她没擦,任由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落在蓝底碎花的围裙上,洇出一小块深色的印子。

“姗姗,你不知道,”她哽咽了一下,“敏敏以前嫁的那一家,对她不好。她婆婆当着她的面说她‘吃闲饭’,她老公打牌输了钱回来就骂她。敏敏那时候瘦得皮包骨头,回来跟我哭,说她不想活了。”

我握着她的手,没说话。

“后来离了婚,一个人带着孩子,打零工,一个月挣一千八。我去看她,她住在出租屋里,冬天连暖气都没有。她跟我说,‘妈,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薛姨吸了一下鼻子,声音稳了一些:“后来你让她去你公司,教她做事,带她见客户。她现在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上个月她给我买了一件新衣服,跟我说‘妈,这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她说那句话的时候,笑得跟个小姑娘一样。”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睛红红的,但嘴角是翘着的。

“姗姗,姨谢谢你。”

我拍了拍她的手背,笑着说:“薛姨,这都是我份内之事。敏敏自己争气,我就算给她机会,她要是不行,也白搭。但她是真行,我交给她的几个案子,都办得漂漂亮亮的。”

薛姨使劲点头,眼泪又掉了几滴,但她笑得很开心。

我看了看表,快十一点了,厨房里飘出韩叔叔炒菜的香味,是那种最家常的蒜苗炒腊肉的味道,混着一点醋溜白菜的酸味,钻进鼻子里,把胃里的馋虫全勾出来了。

“薛姨,”我说,“中午我在您家吃饭,不许嫌弃哈。”

薛姨一听这话,眼睛一下子亮了,整个人从沙发上弹起来,刚才那点眼泪全没了踪影。

“怎么会呢!”她声音都高了几度,“你和小孙两大忙人,我们请都请不来呢。今天可得多吃点,我让你韩叔叔把拿手菜都做上。”

她转身就往厨房走,走了两步又回头:“姗姗,你还爱吃红烧鱼不?我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鱼,但你们家——”

她忽然顿住了,像是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我笑了笑:“爱吃的,薛姨。让韩叔叔做,我打下手。”

“不用不用!”薛姨把我按回沙发上,“你今天坐着,什么都别干。以前你在这个巷子里,干的活够多了。今天该歇歇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但我知道她是认真的。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薛姨风风火火地进了厨房,围裙带子在身后甩了一下,系得利利索索的。厨房里传来她和韩叔叔说话的声音——“多放点辣椒,姗姗爱吃辣的”、“那个鱼你小心点别煎破了”、“再蒸个鸡蛋羹,小孙第一次来家里吃饭”。

孙晓磊坐在我旁边,端着那杯茶,一直没怎么喝。他侧头看了我一眼,低声说:“你小时候爱吃鱼?”

“嗯。”

“你们家不做?”

我摇了摇头:“鱼贵。偶尔买一条,我妈说林峰小,刺多的给他吃,刺少的给他吃,剩下的鱼头鱼尾给我。”

孙晓磊没说话,只是把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

厨房里传来“刺啦”一声,是鱼下油锅的声音,紧接着是韩叔叔中气十足的一声“盐呢”,然后是薛姨的嗔怪“在你左手边,眼睛长哪儿了”。

我靠在沙发上,听着这些声音,忽然觉得肚子饿了。

不是那种胃里空荡荡的饿,是一种从很久以前就存在、但一直没被满足过的饿——想吃一顿有人专门为你做的、不用抢、不用省、不用担心被人说“你吃太多了”的饭。

薛姨家的客厅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茶几上摆着一盘瓜子、一盘糖果、一碟切好的月饼,旁边放着一个果盘,里面是新鲜的冬枣和葡萄。电视开着,放的是一年一度的中秋晚会,一个女歌手正在唱一首很老的歌,旋律悠悠的,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地板上,把那些瓜子壳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也是中秋节,我们家也吃月饼。我妈把一块月饼切成四块,林峰拿两块,我爸拿一块,我拿一块。林峰吃完了自己的,又来抢我的,我妈说“你是姐姐,让着弟弟”。

那块月饼是枣泥馅的,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味道——不是甜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涩涩的味道。

“想什么呢?”孙晓磊问。

“没什么。”我说,把他的手握紧了一点,“在想今天中午能吃到什么样的红烧鱼。”

厨房里,薛姨的声音又飘出来:“姗姗!鱼快好了啊!再等十分钟!”

“好嘞!”我应了一声。

薛姨探出头来,脸上被灶火烤得红扑扑的,额头上沁着一层细密的汗珠,但眼睛亮得跟外面的太阳似的。

“姗姗,今天姨给你做了一桌子菜,你可得给我吃光了啊。”

我笑了,笑得很大声,笑得眼睛都弯起来了。

“薛姨,您放心,我今天肯定吃到撑。”

薛姨满意地点了点头,缩回厨房继续忙活。韩叔叔的声音又响起来:“鸡蛋羹要不要放虾皮?”

“放!多放点!小孙第一次来家里吃饭,得让人家吃好了。”

“知道了知道了,你出去陪姗姗说话,我一个人行。”

“你行什么行,上次你把醋当酱油放,整盘菜全倒了。”

“那是意外……”

我听着他们的拌嘴,嘴角一直翘着。

孙晓磊在旁边喝了一口茶,忽然低声说了一句:“这地方挺好的。”

“嗯?”

“这个巷子。”他说,“你长大的地方。虽然有不好的回忆,但也有好的。”

我想了想,点了点头。

是啊。不好的回忆很多,但好的也有。比如薛姨偷偷塞给我的鸡蛋,比如王爷爷帮我修过的书包带,比如张大爷在我妈骂我的时候说过的“孩子还小,别老骂”。

那些好的东西,像墙缝里长出来的草,没人浇水,没人施肥,但就是活着,绿油油的,比谁都精神。

厨房里传来关火的声音,碗筷碰撞的声音,薛姨大声喊“桌子收拾一下”的声音。我站起来,把茶几上的瓜子壳扫进垃圾桶,把果盘往边上挪了挪,腾出一块地方来放菜。

薛姨端着第一盘菜出来的时候,脸上的笑容比窗外的太阳还亮。

“红烧鱼来喽——”她把盘子放在桌上,鱼煎得金黄,汤汁浓稠,上面撒着青红椒丝和香菜,热气腾腾的,香味扑鼻。

“薛姨,您这手艺,绝了。”我由衷地夸了一句。

“少拍马屁,”薛姨笑着瞪我一眼,“快去洗手,还有一个汤就好了。”

孙晓磊站起来,把茶杯放下,跟着我去洗手。路过厨房门口的时候,他往里看了一眼,韩叔叔正在盛汤,一锅番茄蛋花汤,红黄相间,看着就开胃。

“韩叔叔,辛苦您了。”孙晓磊说。

韩叔叔摆了摆手,憨厚地笑了笑:“辛苦啥,你们来吃饭,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薛姨从厨房里端出第二盘菜——蒜苗炒腊肉,然后是醋溜白菜、凉拌黄瓜、蒸鸡蛋羹、红烧排骨。一张小方桌,摆得满满当当的,盘子挨着盘子,碗挨着碗,连放筷子的地方都快没了。

“薛姨,太多了,吃不完。”我说。

“吃不完打包带走。”薛姨理直气壮地说,“你和小孙平时忙,哪有时间做饭。这些菜你们带回去,明天热热就能吃。”

她说着,又转身进了厨房,端出来最后一道菜——一盘清炒时蔬,碧绿碧绿的,油亮亮的。

“好了,齐了。”她把围裙解下来,搭在椅背上,在我旁边坐下来,“吃吧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她拿起筷子,先夹了一块鱼肚子上的肉,放到我碗里。

“来,姗姗,吃鱼。鱼肚子上的肉,刺少。”

我低头看着碗里那块鱼肉,白嫩嫩的,浸着红亮的汤汁,上面沾了几粒花椒。

鱼肚子上的肉。

从小到大,没有人给我夹过鱼肚子上的肉。

我夹起来放进嘴里,鱼肉很嫩,一抿就化,咸鲜的味道在舌尖上散开,混着一点点辣和一点点酸。

“好吃吗?”薛姨看着我,眼神里带着期待。

“好吃。”我说,声音有点哑,但我笑得很用力,把那股酸涩压下去了,“特别好吃。”

薛姨满意地点点头,又给孙晓磊夹了一块排骨:“小孙,多吃点,看你瘦的。”

孙晓磊看着碗里那块排骨,嘴角抽了一下——他其实一点都不瘦,一米八几的个头,肩膀宽得能把我整个人挡住。但他没说什么,夹起排骨咬了一口。

“好吃。”他说,表情很认真。

韩叔叔在旁边乐得合不拢嘴,给自己倒了杯白酒,又给孙晓磊倒了一杯:“来,小孙,咱爷俩喝一个。”

孙晓磊端起杯子,跟韩叔叔碰了一下,一仰头喝了。韩叔叔看他喝得爽快,更高兴了,又给他满上。

薛姨在旁边瞪了韩叔叔一眼:“你别把人灌醉了,下午姗姗他们还有事呢。”

“就喝两杯,没事。”韩叔叔嘿嘿笑着。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小方桌上,把那些盘子碗照得亮亮的。电视里的中秋晚会还在放,一个小女孩在唱一首关于月亮的歌,声音清清脆脆的,像风铃。

我坐在薛姨家的客厅里,面前是一桌子菜,旁边坐着孙晓磊,对面是薛姨和韩叔叔。他们的筷子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我的碗永远都是满的。

“姗姗,再吃块排骨。”

“姗姗,鸡蛋羹凉了就不好吃了。”

“姗姗,这个青菜是早上刚从菜市场买的,新鲜着呢。”

我埋头吃着,一口接一口,把那些鱼、肉、菜、蛋,一样一样地吃进去,咽下去。每一口都是热的,每一口都是有味道的,每一口都不是别人剩下的。

吃到一半的时候,薛姨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我。

“姗姗,”她说,“姨跟你说句心里话。”

我也放下筷子,看着她。

“你小时候,姨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你妈那个人……”她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她不是不疼你,是她心里那杆秤,从来就没平过。但你没长歪,你长得好好的,比谁都好。”

她的眼眶又红了,但这次她没哭,而是笑了。

“姨为你高兴。”

我鼻子一酸,赶紧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排骨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薛姨,您再说下去,我这饭就吃不下去了。”

薛姨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伸手在我脑袋上轻轻拍了一下。

“这孩子。”

孙晓磊在旁边安静地吃着饭,嘴角翘着,没说话。但桌子底下,他的脚碰到了我的脚,轻轻碰了一下,又缩回去。

我知道那个意思。

他在说:我在这儿。

窗外的太阳越升越高,把整条巷子都照亮了。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炸出一地的红。孩子们的笑声从巷子口传过来,清脆得很,像一把碎银子撒在地上。

我坐在薛姨家的客厅里,吃着饭,听着这些声音,忽然觉得——

这辈子,好像也没那么差。

至少,我还有这条巷子,还有这些看着我长大的人,还有旁边这个不会说甜言蜜语、但会在桌子底下轻轻碰我一下的人。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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