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磊的车没有往公寓的方向开。
我以为他会走高架,但他拐进了一条老城区的路,两边种着梧桐,树叶黄了大半,风一吹就簌簌地落。这条路我认识,再往前开两公里,就是我小时候住的那片职工宿舍。
“去哪儿?”我问。
他没回答,只是把我的手握紧了一点。掌心还是热的,车里的暖风开得很足,吹得我脸上的痂有一点痒。
车子在一排老式居民楼前面停下来。这排楼我太熟悉了——红砖外墙,楼道里永远有一股煤灰和白菜炖粉条混在一起的味道。我家以前住三楼,三十七平米,一个客厅一个卧室,我和林峰睡上下铺,中间拉一道布帘子。
“下车吧。”孙晓磊熄了火。
我推开车门,十一月的冷风灌进来,我裹紧了他披在我身上的大衣。大衣下摆太长,差点拖到地上,我往上拽了拽,跟着他往楼里走。
楼道里的灯还是坏的,三楼拐角那扇窗户还是关不严实,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呜呜地响。我站在二楼拐角,抬头往上看了一眼。
三楼右手边那扇门,以前是302,我家的门牌号。
现在门开着。
确切地说,是半敞着,门框上的春联还贴着,但已经褪色了,边角翘起来,被风吹得啪啪响。里面传出来一阵摔东西的声音,然后是钱敏的尖叫声,又尖又利,隔着半层楼都听得清清楚楚。
“林峰!你跟我说实话!那一百万怎么办!你是不是想让我跟孩子一起死!”
“你喊什么喊!喊有用吗!”林峰的声音又哑又粗,像砂纸磨过铁皮,“你以为我想这样?!”
“你不这样能哪样!你姐现在连你妈都不认了!你满意了!”
“你他妈再说一遍——”
“够了!”林开阳的声音忽然插进来,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疲惫,“都给我闭嘴。”
楼道里安静了两秒。然后是钱敏压抑的哭声,一声一声的,像有人掐着她的喉咙在放气。
孙晓磊站在我旁边,低头看了我一眼。
“要进去吗?”他问,声音很轻。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
不是不想,是不需要了。
我们继续往上走,到三楼的时候,那扇门就在眼前。门缝里透出一线昏黄的光,混着烟味和一股烧糊了的味道。地上散落着几片碎瓷片,跟我昨天在派出所见到的那只碗一模一样。
我没停,从门前走过去了。
楼顶的天台是开着的,铁门锈了一半,推开的时候吱呀一声响。天台上风更大,吹得我头发往脸上糊。孙晓磊站在我身后,把大衣领子给我竖起来。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我问。
他没说话,只是往天台边上走了两步,指着一个方向让我看。
那是老城区的方向,密密麻麻的屋顶挤在一起,中间夹着几条窄得只能过一个人的巷子。远处有一所学校,操场上还有学生在跑步,口号声被风吹得断断续续的。
“你小时候住这儿。”他说。不是问句,是陈述句。
“你怎么知道?”
“你上次喝醉了说的。”他面不改色地说。
我回忆了一下——上次跟他喝酒,是上个月他公司年会,我喝了两杯就上头了,说了什么完全不记得。
“我还说了什么?”
“说你在天台晒过被子,说你对面的楼顶有人养鸽子,说你每次考试考好了就上天台站一会儿,因为家里没有你单独的房间。”
我沉默了。
这些事我自己都快忘了。但他记得。
“孙晓磊,”我说,“你带我来这儿,不是光为了怀旧吧。”
他转过身来,背靠着天台的栏杆,风把他深蓝色衬衫的领子吹得翻起来。
“带你来这儿,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
“你从小到大,站的最高、看的最远的地方,就是这里。”他顿了顿,“但你每次站在这儿,看的都是那个家——三楼那扇窗户,那个三十七平米的房子,那个永远在等你去填的窟窿。”
他看着我,眼神很认真。
“今天开始,不用了。”
风灌进嗓子眼里,我呛了一下,眼眶跟着就红了。
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他说得太准了。
我从小到大的所有努力——考好成绩、上好学校、找好工作、挣很多钱——所有的一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三楼那扇窗户,那个三十七平米的房子,那四个永远觉得我不够好的人。
我站在天台上,看着那个方向。
三楼302的灯还亮着,窗户上糊着一层旧报纸,看不清楚里面。但那扇窗户里面,已经没有我的东西了。没有我的床,没有我的书桌,没有我的任何一样东西。
“走吧。”我说,“风太大了。”
孙晓磊没动。
“再等一会儿。”他说。
我们并排站在天台上,谁都没说话。风从西边吹过来,带着一股烧树叶的烟味,和远处学校操场上橡胶跑道的味道混在一起。
楼下忽然传来一阵骚动。
我低头往下看,看到林峰从楼道里冲出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往垃圾桶的方向跑。他跑到一半,塑料袋破了,里面的东西洒了一地——是几盒外卖盒,汤汁淌了一地,油汪汪的,在路灯下反着光。
他站在那一地狼藉中间,骂了一句脏话,蹲下来用手去捡。汤汁沾了他一手,他甩了两下没甩干净,索性把整个塑料袋扔进垃圾桶,转身往回走。
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地上没捡干净的饭盒,踢了一脚,骂骂咧咧地上了楼。
我站在天台上,看着这一幕,忽然觉得有点荒诞。
这个男人,三十二岁,两个孩子的爸,连外卖洒了都不知道怎么收拾。他这辈子,大概从来没有自己洗过一双袜子、煮过一碗面、交过一次水电费。以前是我妈做,我妈不做了有我,我不做了有钱敏——但钱敏现在挺着大肚子,坐在沙发上哭,他连一口热饭都给自己弄不上。
“他连饭都不会做。”我说,声音被风刮散了。
孙晓磊站在我旁边,没接话。
楼下的巷子里,几个街坊邻居围在一起,声音不大,但风把话送了上来。
“听说了吧?汪慧判了一年。”说话的是二楼的老张头,穿着一件军大衣,手里端着一个搪瓷杯,杯子上印着“先进工作者”几个字,漆都掉了一半。
“可不是嘛,今天法院门口我都看见了。林峰那脸,跟死人一样。”接话的是隔壁单元的李婶,嗓门天生大,压低了还是能传三条街,“我早就说,这老林和汪慧就是拎不清。林峰和他老婆孩子全靠姗姗养着,到头来倒打一耙。”
老张头喝了一口水,摇了摇头:“汪慧也是没救了。把闺女房子没经过姗姗同意,变更成林峰,现在被关押起来了。你说这当妈的,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还好,听说珊珊都不管这帮人了,活该……”李婶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解气似的痛快,“要我说,管了这么多年,也该醒了。姗姗那孩子,我从小看着,放学回来还要做饭,做好了端到桌上,林峰还在打游戏。他爸回来一看,嫌菜咸了,一巴掌扇过去——那时候姗姗才多大?十二三岁吧。”
另一个声音插进来,是楼下小卖部的赵叔,围裙还没解,手里夹着一根烟:“可不是嘛。姗姗考上重点高中那年,汪慧跟人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硬是让人家去了中专。后来姗姗自己考了大专、考了本科、考了律师证,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她那一家人,谁帮过她一把?”
李婶叹了口气:“珊珊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没过几天好日子。跟这帮吸血鬼断绝关系也好。要我说,早该断了。”
老张头把搪瓷杯往膝盖上一搁,声音低了几分:“你们不知道,姗姗小时候,冬天都是她起来生炉子。她妈躺在被窝里不起来,说‘你是姐姐,你让着弟弟’。那年姗姗才多大?七八岁吧。生炉子的时候烫了手,哭着去找她妈,她妈看了一眼,说‘哭什么哭,又不是断了’。”
没人接话。
风停了,巷子里安静了几秒。只有远处学校操场上,广播体操的音乐还在放,但已经听不清旋律了,只剩一个模糊的节奏,咚咚咚的,像心跳。
赵叔把烟头掐灭在垃圾桶上,说了一句:“算了,人家的家事,咱们少说两句。反正姗姗现在好了,听说找了个好男人,条件不错,对她也上心。这就行了。”
李婶点头:“对对对,我看见过,开个黑色车,人高马大的,站在姗姗旁边跟座山似的。昨天在法院门口,一直站在姗姗旁边,谁说话都不理,就看姗姗。这种人,靠谱。”
老张头站起来,把搪瓷杯夹在腋下,往楼道里走:“行了行了,都散了吧。外面怪冷的。”
三个人的身影消失在楼道口。巷子里又安静了,只剩一盏忽明忽暗的路灯,和垃圾桶旁边那摊没收拾干净的外卖汤汁,在灯光下泛着油光。
我站在天台上,手扶着栏杆,指节有点发白。
孙晓磊走过来,站在我旁边,把手覆在我手上。他的手很热,把我的手从栏杆上一根一根地掰开,握在自己掌心里。
“听到了?”他问。
“嗯。”
“他们说的对。”他低头看着我,路灯的光映在他眼睛里,亮亮的,“你早该断了。”
我没说话,只是把他的手握紧了一点。
天台上的风又大了起来,吹得我大衣下摆猎猎作响。孙晓磊站在我上风口,替我挡了大半的风。他大衣的扣子硌着我的额头,凉凉的,但他的胸口是热的。
“孙晓磊。”
“嗯。”
“你今天带我来这儿,不只是为了让我听这些吧。”
他沉默了一会儿,下巴搁在我头顶上,声音从胸腔里传出来,闷闷的:
“带你来看看你站过的最高的地方。然后告诉你,以后站的地方,会比这儿高得多。”
我抬起头,看着他。
他的表情很认真,没有笑,眼睛里的光却很亮。风把他额前的头发吹乱了,露出一道浅浅的抬头纹。
“孙晓磊,”我说,“你这个人,有时候真的很会说话。”
“百度学的。”他面不改色。
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也不知道是笑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他伸手替我擦了一下眼角,动作很轻,拇指从我的颧骨上划过去,带着一层薄薄的茧。
“走吧,”他说,“回家。”
我们走下天台的时候,三楼那扇门还开着,里面传来林峰和钱敏的争吵声,夹杂着林开阳的咳嗽,和电视里不知道什么节目的嘈杂声。
我从那扇门前走过,没有停。
这一次,是真的没有停。
车子重新驶入主路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把整个城市照得暖烘烘的。孙晓磊单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依然放在中控台上。
我把手放了上去。
他握了一下,没松开。
“去哪儿?”我问。
“回家。”他说,“我们的家。”
车子驶过一座桥,桥下的河水黑沉沉的,映着两岸的灯光,一漾一漾的,像有人在底下点了一河的星星。
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大衣领口蹭到下巴,雪松味还在。旁边的男人握着我的手,掌心的温度从指间一直传到肩膀,传到胸口,传到那个三十七平米的小房子里曾经冻僵过的每一寸骨头。
那些骨头正在慢慢暖过来。
一点一点的。
车子拐进小区地下车库的时候,我睁开眼,看到后视镜里映出我自己的脸。脸上那道痂还在,但已经不红了,旁边新长出来的皮肤粉粉的,嫩得发亮。
孙晓磊停好车,熄了火,解开安全带,转过头来看我。
“林珊。”
“嗯?”
“你今天在法庭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我想了想。
“‘这是你自己欠的’。”
他点了点头,推开车门。
“对。这是他们自己欠的。不是你欠的。”
我们走进电梯,他按了十八楼。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透过门缝看到外面停车场里那辆黑色车的车灯闪了一下,像是在说晚安。
电梯往上走,数字一格一格地跳。
我靠在电梯壁上,看着孙晓磊的侧脸。他的下颌线很硬,喉结在深蓝色衬衫的领口上面微微滚动了一下,像是在咽什么东西。
“你紧张什么?”我问。
“没紧张。”他说,但喉结又滚了一下。
十八楼到了。电梯门打开,玄关的感应灯亮起来,照着门口那双男士拖鞋,和旁边一双新放的女士拖鞋。
浅灰色的,毛茸茸的,鞋头上有一个小小的蝴蝶结。
“什么时候买的?”我看着那双拖鞋。
“今天早上。你去洗脸的时候。”
我换上那双拖鞋,毛茸茸的底踩在脚底下,软得像是踩在云上。
孙晓磊换了鞋,走进客厅,把灯打开。客厅还是那个样子,灰白色的装修,家具不多,茶几上光秃秃的。但茶几下面多了一样东西——一盆绿萝,小小的,种在一个白色的陶瓷盆里,叶子嫩绿嫩绿的,在灯光下反着光。
“也是今天买的?”我问。
“嗯。网上说,家里有点绿色,心情会好。”
我蹲下来,摸了摸绿萝的叶子。叶片凉凉的,滑滑的,脉络清晰,像一张小小的地图。
“孙晓磊。”
“嗯?”
“谢谢你。”
他站在沙发旁边,低头看着我蹲在茶几前面摸那盆绿萝。他的表情有一瞬间的柔软,像是坚冰下面露出了水面。
“不用谢。”他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站起来,转过身,看着他。
“你百度了一晚上,有没有百度到另一件事?”
“什么?”
“‘怎么做一个好丈夫’。”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种笑和之前的不一样,不是被逗乐的,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击中了、来不及防备的、从心底翻涌上来的笑。
“不用百度,”他说,“我自学。”
窗外,城市的灯光一盏一盏地亮着,远处有人在放烟花,声音闷闷的,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鼓。烟花的光映在玻璃上,一朵一朵的,开完了就灭,灭了一朵又开一朵。
我站在客厅里,穿着那双带蝴蝶结的拖鞋,身上披着他的大衣,手里摸着那盆绿萝的叶子。
他在我旁边站着,手插在裤袋里,看着窗外的烟花。
“林珊。”
“嗯?”
“你以后想站多高,就站多高。”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睛里有烟花的光。
“我托着你。”
我没说话,把头靠在他肩膀上。
大衣上的雪松味混着他身上洗衣液的味道,干干净净的,像这个新房子一样,什么都是新的。
窗外的烟花还在放,一朵接一朵的,把这个城市的夜空照得明明暗暗。
我闭上眼睛。
这一次,不是逃避,是真的累了。
累了好多年,终于可以歇一歇了。
三楼那扇窗户里的灯,以后再也不用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