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西的巷口,黑色轿车停下来的那个下午,天灰蒙蒙的。车漆亮得能照见人影,跟周围的灰墙黑瓦拧在一起,像一块绸子落在泥地里。
领头的那人从车上下来,站在巷口,缓缓地转过身,目光从左边扫到右边,又从右边扫到左边。他看得很慢,像是要把这条巷子一寸一寸地记在心里。巷子里的污水顺着路沿往下淌,墙根的青苔绿得发黑,一棵枯了一半的槐树歪在路边。他看了很久,嘴角动了一下,不像是笑,也不像是叹气。
他身后的两个人站在车旁,没有动。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到车里。车门关上的声音很沉。黑色轿车开出去,尾灯在巷口闪了一下,消失在灰蒙蒙的空气里。城西换了收钱的人,街还是那条街。穷人的地方,谁来都一样。但领头的那个人看这条街的眼神,不像是在看一条穷街。他像是在看一件迟早属于自己的东西。
城北不一样。
城北的港口,吊臂转着。集装箱从船上卸下来,堆在码头上,一排一排的,望不到头。卡车从物流园里开出来,一辆接一辆,车轮碾过路面,扬起灰。
赵麻子的办公室在园区最里面,落地窗正对着港口。窗外的汽笛声传进来,闷闷的,像喘不上气。他坐在办公桌后面,西装挂在椅背上,只穿着衬衫,领口松着。桌上摆着一套茶具,紫砂的,他不太会用,但放在那里好看。
听到城西的消息时,他正在倒水。水满了,他没注意,流到茶几上,顺着桌沿往下滴。他把水壶放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泡久了,发苦,凉了。他皱了皱眉,把杯子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
港口那边,一艘大船正在靠岸。他看着那艘船,看了很久。
他手下的人站在门口,没敢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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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伙外地人很快就来了。不是打过来的,是渗进来的。
领头的那个人换了方式。他不砸仓库,不打人。他先找的是赵麻子身边的人——一个跟了赵麻子多年的老手下,姓刘,管着一支车队。他们在茶楼见的面,没人知道谈了什么。姓刘的回来以后,脸色不太对,但什么都没说。赵麻子问了一句,他说“没事”。赵麻子没再问。
过了两天,赵麻子的一个仓库在夜里被人砸了。不是打砸抢,是精准地砸了监控主机和配电箱,然后泼了油漆。损失不大,恶心人。赵麻子叫人去查,姓刘的主动请缨,带了十几个人守在仓库。守了三天,什么都没发生。第四天,另一个仓库出事了。赵麻子觉得不对,但说不上来哪里不对。
赵麻子的一辆货车在高速上被拦了。不是抢,是查。有人举报车上夹带私货。货被扣了三天,客户催得紧,赵麻子赔了违约金。
他开始收到消息。先是一个老客户打电话来说,有人出了更低的价格,问他能不能降。接着是官面上的朋友传话,说有人在打听他,问他的底细。再接着,他老婆在商场被人跟了,跟了半层楼,那人发现被察觉了,转身走了。
赵麻子意识到,这不是在抢生意,这是在逼他。
他约那个领头的人见面。对方来了,坐在他对面,穿着深色的夹克,皮鞋锃亮。他不喝茶,也不寒暄。赵麻子问他想要什么。他说:“城北的仓库、车队、生意。你手里的,我全要。你拿着钱走,你的人留下。”
赵麻子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肉挤在一起,眼睛眯成一条缝。“我手下几十号人,你说留就留?”
那人看着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你问问他们,愿意跟谁。”
赵麻子没问。他知道不用问。姓刘的已经不在他这边了。他手下那些人,跟着他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卖命。对方出的价比他高,客户已经跑了,生意一天比一天少,仓库一天比一天空。他的人开始犹豫了。不是背叛,是看不见未来了。
赵麻子撑了一个月。他试过反击,找人去砸对方的场子,结果去的人被打回来了一半。他试过找官面上的关系,对方说这事管不了。他试过报警,警察来了,说没有违法行为,走了。他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港口,大船还是来来去去。他想起自己刚来城北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一间仓库一辆车慢慢攒起来的。他舍不得。但他更怕。
那天晚上,他老婆打电话来,说家门口停了一辆黑色的轿车,车里坐着人,没下来。赵麻子说:“别开门。”挂了电话,他坐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他给那个领头的人打了电话。
“我走。”他说。
对方问他要多少钱。他说了一个数字。对方说:“明天到账。”
赵麻子挂了电话,叫来姓刘的,让他通知下去,愿意留下的留下,愿意跟他走的跟他走。姓刘的低着头,没说话。赵麻子知道,他不会跟自己走。
第二天晚上,赵麻子带着老婆孩子离开了临江。他的车队、仓库、生意,全部交给了那个外地人。他手下的人,大部分留了下来。姓刘的成了新老板在城北的负责人。
消息传到城东,阿强把烟掐灭,往柜台上一靠。
“赵麻子跑了。”他说。
陆文昌坐在前台,没说话。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玻璃门。风吹过来,凉的。他把手插进口袋里,站了一会儿,回去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