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年,正月初八,宜出行。
刘天乐站在老房子的楼道里,把两个编织袋和一个旧行李箱扛上肩膀,肋骨还没好利索,每动一下都隐隐作痛。弟媳抱着孩子跟在后面,脸色蜡黄,眼下两团青黑,半个月的功夫瘦了一大圈。孩子在她怀里哭,她哄不住,也不怎么想哄,就那么木然地拍着,一下一下的,像台出了故障的节拍器。
刘母站在门口,攥着门把手,指节泛白。她看着儿子儿媳的背影,嘴唇哆嗦了好几下,终于挤出一句话:“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刘天乐没回头,闷声应了一句:“嗯。”
他不敢回头。他怕一回头,就迈不动步子。
刘父坐在轮椅上,被推到窗边,浑浊的眼睛盯着楼下。他看见儿子的身影出现在单元门口,弯着腰,扛着编织袋,一步一步往外走。那件单薄的夹克裹在他身上,空荡荡的,像挂在衣架上。他瘦了很多。
刘父的手又开始抖了。
他想起去年过年,儿子还穿着那件一千八的羽绒服,开着姐姐买的车,带着老婆孩子风风光光地回老家。才一年,什么都没了。
不是没了,是被他自己作没的。
刘天乐在巷口拦了一辆出租车,把行李塞进后备箱,回头看了一眼这栋住了十几年的老楼。六层,灰扑扑的,外墙涂料剥落得像长了皮肤病。三楼的窗户后面,隐约能看见两个佝偻的人影——他妈和他爸。
他站了几秒,转身钻进车里。
“去火车站。”
弟媳抱着孩子坐在后排,孩子终于不哭了,在她怀里抽噎着睡过去。她低头看着孩子的脸,忽然说:“你姐……是真狠。”
刘天乐没接话。
“她要是念一点旧情,也不会把事做得这么绝。”弟媳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控诉,“房子收了,车收了,连你那件羽绒服都没让你拿。”
“别说了。”刘天乐的声音闷闷的。
“我说错了吗?她是你亲姐——”
“我说别说了!”刘天乐猛地转过头,眼睛红得像充了血,声音在狭小的车厢里炸开。弟媳被吓了一跳,怀里的孩子哼哼唧唧地扭动起来,她赶紧低头哄,不敢再吭声。
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瞟了一眼,什么也没说,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大了一点。
刘天乐把脸转向窗外,看着街景一帧一帧地往后退。老巷子、旧楼房、那棵歪脖子槐树、巷口的小卖部——全都往后退,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车流里。
他闭上眼睛。
脑子里反反复复就一句话——他姐是真狠。
但另一个声音在说:是你先动的手。
他甩了甩头,把那个声音甩出去。
一个多月后,刘天乐的银行卡里攒下了第一笔钱。他在南方一个城市的工地上搬砖,是真的搬砖,不是比喻。一天两百二,管住不管吃,一个月干满能拿六千多。弟媳在附近的服装厂找了个活,计件工资,手脚麻利的话一个月能挣四千。两个人加起来一万出头,房租水电吃饭去掉三千,给孩子留两千,给父母转四千,剩下的,全还账。
他拿到工资条的那个晚上,在工棚外面的台阶上坐了很久。手机屏幕亮着,是刘瑶的银行卡号——他存了,备注写的是“刘瑶”,后来改成了“姐”,再后来改成了“欠”。
他把这个月的钱转过去,三千二。
转账成功的那一刻,他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松了一下,但马上又紧回去了。三千二,离一百万还差九十九万六千八。按这个速度,他得还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他今年三十一,还完五十七。
他忽然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
刘瑶收到银行短信的时候,正在厨房里给糖糖果果做辅食。她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数字——转账3200元,备注“刘天乐还款”——手指顿了一下,然后放下手机,继续切胡萝卜。
秦峰从客厅走进来,看见她的表情,问了一句:“怎么了?”
“刘天乐转钱了。”
“多少?”
“三千二。”
秦峰没说话,从背后环住她的腰,下巴搁在她肩上。他嘴角的淤青已经消了,脸上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只有一道浅浅的疤,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你收吗?”他问。
“收。”刘瑶把胡萝卜切成薄片,整整齐齐地码在盘子里,“他欠我的,凭什么不收。”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刘瑶放下刀,转过身看着他,“你是怕我收了钱,就又跟他们扯上关系,心软,回头。”
秦峰没否认。
刘瑶轻轻笑了一下,伸手摸了摸他脸上那道疤:“不会了。钱是钱,情是情。他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刘家的事,跟我没关系了。”
她把手机拿起来,点了收款。
三千二,一分不少,全部收下。
然后她把手机放下,继续切胡萝卜,一刀一刀的,很稳。
秦雪儿最近很忙。
过了年她就辞了原来的工作,自己开了个小公司,做活动策划,忙得脚不沾地。但再忙,她心里总惦记着一件事——嫂子那套房子。
那套一百三十平的学区房,从刘家清出来之后就一直空着。家具搬走了,电器搬走了,连窗帘都摘了,只剩四面白墙和天花板上孤零零的灯泡。秦雪儿去看过一次,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想起除夕夜那天的场景——刘母瘫在地上哭,刘天乐捂着肋骨哼哼,弟媳缩在角落里发抖。
她觉得解气。
但解气之后,又觉得有点空。
不是心疼那家人,是心疼那套房子。那是嫂子挺着九个月的肚子去看的,是哥嫂一块钱一块钱挣出来的,是给糖糖果果准备的学区房。房子没有错,错的是住进去的人。
四月初的一个周末,秦雪儿开着她那辆小破车,拉了一车东西去了那套房子。窗帘、桌布、几盆绿萝、一套简易的宜家家具——沙发、茶几、餐桌、两张床。她一个人搬了四趟,累得满头大汗,坐在客厅地板上喝水的时候,给自己拍了一张自拍,发给刘瑶。
“嫂子,我把房子简单收拾了一下,你看还行不?”
刘瑶秒回:“你干嘛?”
秦雪儿打字:“房子空着也是空着,我帮你简单弄弄,以后出租也方便。放心,没花多少钱,我自己动手的!”
刘瑶发了一条语音过来,声音有点无奈:“雪儿,你不用这样——”
“嫂子,”秦雪儿打断她,也发了条语音,语气里带着她特有的那种理直气壮,“这房子是你的,我只是帮你收拾收拾。你别多想,我就是闲的。”
她才不闲。她忙得脚打后脑勺。
但她就是放不下这房子。放不下这套曾经装满刘家人、现在空无一物的房子。她总觉得,这么好的房子,不能就这么空着。得有人住,得有烟火气,得有孩子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得有笑声。
她没告诉刘瑶的是——她不光收拾了房子,还联系了一个家政公司,找了一个靠谱的保姆。四十多岁,姓周,脾气好,有护理老人的经验。
她还联系了搬家公司。
四月中旬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秦雪儿带着搬家公司的人去了城西的老巷子。她没上楼,坐在车里等着,让搬家公司的人上去敲门。
刘母开的门。
她看见门口站着两个穿工装的陌生人,愣了一下,然后看见楼下停着的那辆白色小车,车窗半开着,秦雪儿坐在驾驶座上,没下车,只是隔着车窗看了她一眼。
“你们是……”刘母的声音沙哑。
“秦小姐让我们来接您二老。”搬家的工人态度很好,“搬到城南那边的小区去,电梯房,方便照顾。保姆已经安排好了,今天就能上岗。”
刘母愣在门口,像被人施了定身术。
她张了张嘴,想问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想问“哪个秦小姐”,但她知道答案。她也想问“为什么”,但她怕听到答案。
搬家的工人很专业,手脚麻利,两个小时就把老房子里该搬的东西都搬上了车。其实也没什么好搬的——几件旧衣服,几床被子,刘父的药,还有那个红色的绒布盒子,里面装着一对金耳环。
刘母把那个盒子攥在手里,一路上都没松开。
新房子在城南,一百三十平,电梯入户。
刘母站在门口,看着这扇熟悉的门,腿像灌了铅。三个月前,她从这里被赶出去,狼狈得像条丧家犬。现在,她又站在这扇门前了。
门开了。
客厅里铺着新的桌布,茶几上摆着一盆绿萝,沙发是新的——不是原来那套实木的,是宜家的布艺沙发,浅灰色,简单干净。窗帘是淡蓝色的,阳光透过来,整个客厅都是暖的。
保姆周姐已经在厨房里了,正在煲汤,香味从厨房飘出来,是排骨莲藕汤的味道。
刘母推着刘父进门,站在客厅中间,像第一次来一样,手足无措。
刘父坐在轮椅上,歪着头,浑浊的眼睛看着这间曾经住了三年的房子。家具变了,窗帘变了,沙发变了,什么都没了——但窗外的阳光没变,照着同一块地板,暖洋洋的。
他的眼泪又掉下来了。
刘母把轮椅推到窗边,自己坐在沙发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笔直,像做客一样。她把那个红色绒布盒子放在茶几上,端端正正地摆在绿萝旁边。
门铃响了。
周姐去开门,秦雪儿走进来。
她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短夹克,牛仔裤,运动鞋,头发扎成一个马尾,干净利落。她手里拎着一袋水果,放在茶几上,然后环顾了一圈客厅,点了点头。
“周姐,有什么需要直接跟我说。”她的声音很平静,像在处理一件公事,“老人的药在床头柜上,每天什么时候吃、吃多少,我写了一张单子贴在冰箱上。我爸——秦峰爸爸那边有熟悉的医生,如果需要复查,提前跟我说,我来安排。”
周姐应了一声,回厨房继续忙了。
客厅里只剩下秦雪儿和刘母,还有轮椅上的刘父。
刘母坐在沙发上,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她张了好几次嘴,终于挤出一句话:“秦丫头,瑶瑶还……”
她没说完,不知道该问什么。瑶瑶还好吗?瑶瑶还生气吗?瑶瑶什么时候来看我们?瑶瑶还认我这个妈吗?
每一个问题她都问不出口,因为她知道答案。
秦雪儿站在茶几对面,低头看着她。
她看了刘母很久,久到刘母的眼泪又开始往下掉。
然后秦雪儿开口了,声音不重,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老太婆,我嫂子现在很好。”
她顿了一下,目光从刘母脸上移开,看了一眼窗边的刘父,又移回来。
“是您和您老伴儿没这福气。”
刘母的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膝盖上,洇湿了一片。
“活该。”
秦雪儿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但这两个字的分量,重得像一座山。
她没有愤怒,没有嘲讽,甚至没有太多情绪。她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一个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但从来没有人说出口的事实。
刘母没有反驳。她甚至没有抬头。
她只是坐在那里,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掉在衣角上,掉在手背上,掉在那个红色绒布盒子上。
秦雪儿没有再说话。她转身走到门口,换鞋,开门。
门开了一半,她停了一下,没回头。
“周姐的工资我付过了,付到年底。物业费水电费也交了一年的。你们安心住着,别折腾了。”
门关上了。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电梯间。
刘母慢慢抬起头,看着那扇关上的门。门是新的——原来那扇门被搬家具的时候磕坏了,秦雪儿换了一扇新的,深棕色的防盗门,很结实,隔音很好。
门关上之后,客厅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时钟的滴答声。
刘父在窗边发出了一声含混的叹息,像是什么东西终于放下了。
刘母低头看着茶几上那个红色绒布盒子,伸手打开,里面那对金耳环安安静静地躺着,小小的,款式很旧。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耳环上,折射出一点微弱的光。
她拿起一只耳环,放在掌心里,看了很久。
这是刘瑶给她买的。工作后第一年过年,攒了两个月的工资,给妈买了金耳环,给爸买了羊绒围巾。
那天刘瑶把耳环递给她的时候,眼睛亮亮的,说“妈,你戴上肯定好看”。
她戴了两次,嫌款式老气,收起来了。
后来弟媳进门,她差点把这副耳环送给弟媳。是刘瑶拦住的——那是刘瑶第一次对她妈说“不”,也是唯一一次,直到除夕那天晚上。
刘母把耳环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金子的棱角硌得手心生疼。
她不觉得疼。
她只觉得这一辈子,做错了很多事。但最错的,不是偏心,不是重男轻女,不是把女儿当提款机——最错的是,她把一个真心对她好的人,弄丢了。
再也找不回来了。
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新窗帘上,照在绿萝上,照在茶几上的红色绒布盒子上。厨房里飘着排骨莲藕汤的香味,周姐在切菜,案板咚咚咚的,很有节奏。
一切都很好。
什么都不缺。
就是缺了一个人。
刘母把耳环放回盒子里,盖上盖子,放回茶几上。她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看着周姐忙碌的背影,忽然说:“周姐,汤里放点胡萝卜吧。瑶瑶小时候最爱喝胡萝卜排骨汤。”
周姐回头看了她一眼,笑了笑:“行,我放点。”
刘母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眼泪又掉下来了。
但她没出声。
窗外,四月的阳光正好,小区里的玉兰花开了,白的粉的,一树一树的。有个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从楼下经过,车里的小孩伸着手够头顶的花枝,咯咯地笑。
刘母站在窗前,看着那个孩子,看了很久。
她想起很多年前,刘瑶还小的时候,也是这样——扎着羊角辫,伸着手够路边的野花,够到了就举到她面前,奶声奶气地说“妈,花花给你”。
她那时候笑着说“瑶瑶真乖”。
后来瑶瑶长大了,真的把所有的“花花”都给了她——工资、彩礼、房子、车子、时间、精力、眼泪、尊严。她把能给的都给了,把所有能掏的都掏了。
而她这个当妈的,从来没说过一句“谢谢”。
刘母扶着窗台,慢慢地蹲下去,蹲在窗根底下,捂着嘴,哭得浑身发抖。
但这一次,没有人会来扶她了。
那个会扶她的人,已经不在了。
而那个人的妹妹,刚才说了三个字——“活该”。
她活该。
她真的活该。
窗外,四月的风穿过小区花园,吹动了阳台上的绿萝叶子。那盆绿萝是秦雪儿放的,和之前刘瑶搬回来的那盆是同一个品种,翠绿翠绿的,长势很好。
它歪倒过,叶子被挤碎过,但根是好的。
换了个盆,换了土,浇了水,晒了太阳——它又活过来了,比之前还茂盛。
人也是一样。
离开不对的地方,离开不对的人,换一个环境,换一种活法——总能活过来的。
刘瑶活过来了。
而刘母,还蹲在那个窗根底下,哭着一场再也回不去的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