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沈老师，我理解你的理想。但商业上，我们需要护城河。如果平台开放，竞争对手也能用，我们的优势就没了。而且，平台后续的研发，需要钱。华夏精工可以持续投入，但如果是公共平台，谁出钱？”
“可以收费，但不排他。用一次，付一次钱。就像用水用电一样。”
“那太慢了。而且，无法保证平台的独家性。投资人看中的，就是我们的技术壁垒。如果壁垒没了，他们不会投钱。”
“可科学不该有壁垒……”
“但企业必须有。”陈江打断他，“沈老师，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这就是现实。如果你想平台活下去，发展下去，就需要商业支持。而商业，有商业的规则。排他性，是规则之一。”
沈不言不说话。他看着窗外，枫叶在风里摇晃，像一团团火。他知道陈江说得对，商业有商业的逻辑。但他就是觉得，哪里不对。
“让我想想。”他说。
“好。但时间不等人。香港的投资人，下个月要来考察。我们需要明确的方案。”
挂了电话，沈不言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夕阳从窗户斜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想起了在美国时，Cohen教授的话：“科学和商业，就像油和水，很难融合。但最好的科学家，是能找到那个平衡点的人。”
他现在，就在找那个平衡点。一边是科学的理想，一边是商业的现实。一边是平台的公共性，一边是公司的独占性。天平的两端，都很重。
他打开电脑，开始写邮件。写给程教授，写给周广林，写给陈江。写他的困惑，他的矛盾，他的坚持，他的妥协。写了很多，又删了很多。最后，只留下一句话：
“平台可以授权，但必须保留基础研究的开放性。这是我的底线。”
点击发送。邮件飞向北京，飞向深圳，飞向那些正在为这个国家的制造业，寻找出路的人们。
窗外，夜幕降临，星光初现。沈不言看着星空，心里默默想：星光虽然微弱，但永远属于所有人。科学，也应该如此。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香港中环的写字楼里冷气开得很足。陈江坐在会议桌一端，看着对面西装革履的三个人。中间那位姓刘，是摩根亚洲投资部的董事，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带着英国腔。
“陈先生，我们对华夏精工的项目很感兴趣。高端机床，国产替代，智能制造，这些都是好故事。”刘董事放下手中的项目书，“但我们的尽职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
他翻开文件夹，抽出一页纸：“第一，知识产权。华夏精工的核心技术，来自三个方向：攻关项目的机床技术，华控的控制技术，中科院的计算技术。但三方之间的授权协议，还没完全敲定。特别是中科院的计算平台，沈不言博士要求保留开放性，这和商业独占性有冲突。”
陈江点头：“这件事正在谈。我们会找到一个平衡点。”
“第二，管理团队。周广林总工程师，技术背景很强，但没有企业管理经验。你，陈先生，有创业经验，但要同时管理华控和华夏精工，精力是否够用？而且，华控正在和西门子打专利官司，有败诉风险，这会不会影响华夏精工？”
“周工会全职负责华夏精工。我只在战略层面参与。华控的官司，我们有信心解决，而且和华夏精工是独立的法人实体，风险隔离。”
“第三，市场预期。你们预测，华夏精工第一年销售额五千万，第二年一个亿。依据是什么？国内高端机床市场，基本被德国、日本垄断。你们的‘先锋一号’，样机是出来了，但用户认不认？价格有没有优势？服务能不能跟上？”
陈江早有准备，打开笔记本电脑，调出数据：“这是过去半年，我们收集的潜在客户意向。航空、模具、汽车三个行业，有二十七家企业表示，如果国产机床性能达到进口的百分之八十，价格低百分之三十，愿意试用。我们已经签了五家试用协议，明年一季度开始装机。服务方面，我们会建立二十四小时响应网络，并和华控在德国的中心联动，提供国际化支持。”
刘董事听完，和左右两人低声交流了几句，然后说：“陈先生，你的准备很充分。但我必须坦白，我们内部有分歧。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刚刚起步，风险太大。另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历史性机会，应该赌一把。我个人倾向于后者，但需要更多的保障。”
“什么保障？”
“第一，知识产权必须清晰，独占性授权必须落实。第二，管理团队要补强，我们需要一个有经验的首席运营官。第三，第一年的订单，必须有保障。如果你们能拿到五千万的意向订单，我们就可以谈下一轮。”
“五千万意向订单……”陈江沉吟，“这需要时间。而且，需要样机批量生产的支持。但样机生产线还没建，资金……”
“这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刘董事微笑，“所以我们建议，分期投资。第一轮，一千万人民币，占股百分之十。条件是：半年内，知识产权落实，管理团队到位，拿到三千万意向订单。达成后，第二轮，四千万，占股增加到百分之十五。如果达不成，我们有权撤资，但股权保留。”
陈江在心里快速计算。一千万，不够建生产线，但够做样机，够跑客户，够支付初期的运营费用。代价是，出让百分之十的股权，还有对赌条款。
“我需要考虑，也需要和其他股东商量。”
“当然。给你一周时间。但我要提醒你，我们不是唯一的选择。据我所知，日本的三菱、德国的博世，都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如果他们出手，你们的窗口期会很短。”
离开会议室，香港的街道潮湿闷热。陈江站在人行天桥上，看着下面车水马龙。这个城市，是资本的天堂，也是冒险家的乐园。他现在，就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
手机响了，是周广林。
“陈江，谈得怎么样？”
“有条件，对赌。一千万，百分之十，半年内要达到三个条件。”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哪三个条件？”
“知识产权清晰，管理团队到位，三千万意向订单。”
“前两个还好说，第三个……三千万意向订单，相当于要卖出三十台‘先锋一号’。现在样机才一台，谁愿意下单？”
“所以我们要跑客户，要展示，要说服。周工，你那边，攻关项目的样机，什么时候能出第二台、第三台？”
“最快也要三个月。而且，批量生产的话，很多部件要重新开模，要供应商配合，要质量控制体系。这些，都需要钱，需要时间。”
“钱，我解决。时间，我们挤。周工，这次机会，不能丢。丢了，我们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明白。我马上组织人，加速样机制造。另外，沈不言那边，我再去谈。知识产权的事，必须解决。”
挂了电话，陈江看着维多利亚港的对岸。九龙半岛的灯火，在暮色中渐次亮起。他想起了四年前，站在深圳蛇口，看着这边的灯火，心里发狠要闯出一片天。现在，他站在这边了，但压力更大，路更险。
但他没退路。因为退一步，就是悬崖。
同一时间，北京，中科院计算所。
沈不言坐在程教授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厚厚的合同草案——《计算材料平台授权协议》。条款密密麻麻，其中第三条第2款用红笔圈了出来：
“甲方（中科院计算所）授权乙方（华夏精工）在全球范围内排他性使用计算平台技术，包括但不限于算法、模型、数据库等。甲方不得在授权期内，将相同或类似技术授权给第三方。”
“不言，这个条款，你怎么看？”程教授问。
“我不能签。”沈不言说，“平台的核心价值是开放，是共享。如果排他性授权给一家公司，就违背了初衷。而且，平台是我和团队多年的心血，应该服务于整个行业，不是某一家企业。”
“但陈江说得也有道理。没有商业支持，平台很难持续。每年上百万的运营费用，所里不可能长期承担。而且，华夏精工承诺，每年投入不少于两百万用于平台研发。有了这笔钱，平台可以升级，可以扩大，可以算更复杂的问题。”
“但这是以牺牲开放性为代价的。”
“开放性可以保留一部分。”程教授指着合同，“你看，这里写了，基础算法、公共数据库，仍然开放。但针对机床加工的专用模型、工艺数据库，可以排他。这不就平衡了吗？”
“可专用模型和通用模型之间，界限很模糊。而且，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以后可能越收越紧。资本是逐利的，它不会允许我们做不赚钱的基础研究。”
“那你的底线是什么？”
“平台的核心代码开源，公共数据库免费开放。专用模型可以授权，但要有时间限制，比如三年。三年后，自动转为非排他性。而且，授权费用，要有一部分用于支持开放研究。”沈不言顿了顿，“另外，平台的管理权，必须留在所里。我们不能变成企业的研发部门。”
程教授沉吟片刻：“这个条件，陈江未必能接受。投资人要的是壁垒，是独占性。你的方案，壁垒不够高。”
“可科学不该是壁垒。程老师，您教我的，科学是探索真理，是服务人类。如果我们把知识锁在柜子里，那和旧时代的匠人，把秘方带进棺材，有什么区别？”
程教授看着他，这个自己最得意的学生，眼里有光，是那种属于理想主义者的、固执的光。他想起三十年前的自己，也是这么倔，这么不肯妥协。但岁月磨平了棱角，现实教会了权衡。
“不言，我理解你的坚持。但现实是，没有钱，就没有研究。你想做基础研究，想建大平台，就得有人出钱。国家出钱，就要为国家目标服务。企业出钱，就要为企业创造价值。这是交换，是成人世界的规则。”
“我知道。但我相信，能找到第三条路。既能让企业用上技术，又能保持平台的公共性。这需要设计，需要智慧，也需要……”沈不言抬起头，“也需要程老师您这样的前辈，帮我们争取空间。”
程教授笑了：“你这孩子，学会戴高帽了。行，我帮你争取。但这个谈判，会很艰难。陈江那边有资本的压力，周广林那边有项目的压力，你这边有理想的情怀。三方博弈，最后的结果，可能谁都不满意。”
“但只要方向对，不满意也没关系。科学，从来不是在满意中进步的。”
沈不言走出计算所大楼。北京的秋天，天空高远，银杏叶金黄。他想起在美国时，Cohen教授说过的话：“做科学，最难的不是解方程，是做选择。因为每个选择，都意味着放弃其他可能。”
现在，他就在做选择。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在公共和私有之间，在科学和商业之间。他选了理想，选了公共，选了科学。但他不知道，这个选择，会把他带向哪里。
手机响了，是周广林。
“不言，我在你楼下。方便下来吗？聊聊。”
十二月的沈阳，已经下了第一场雪。
周广林站在沈阳第一机床厂的老车间里，看着工人们拆卸“先锋一号”的样机。这台机器，在汉诺威展上露过脸，在北京的演示会上出过风头，但现在，它要被拆解，分析，为批量生产做准备。
“周总，主轴拆下来了。轴承有轻微磨损，但还在寿命期内。导轨的精度，跑了半年，下降了两个微米，在允许范围内。”一个工程师报告。
“好。所有数据记录，形成改进报告。批量生产时，这些问题都要解决。”周广林蹲下身，摸了摸主轴箱，冰凉的。他想起了这台机器的诞生过程，每一个零件，每一行代码，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现在，它要从一个科研样品，变成商品了。这中间，隔着千山万水。
手机响了，是陈江。
“周工，知识产权的事，谈得怎么样了？”
“沈不言坚持平台要开放，我和程教授劝了，没用。陈江，要不我们退一步？平台的核心部分开放，但专用模型我们独占。这样，既满足了他的理想，也保证了我们的竞争优势。”
“可投资人不认。他们说，没有完整的排他性授权，技术壁垒就不够高，就不值得投。周工，你再跟沈老师谈谈。实在不行，我们换技术路线，不用他的平台，自己建数据库。”
“那要花多少钱，多少时间？沈不言的平台，是现成的，有数据，有模型，有算法。我们自己搞，三年都不一定能追上。而且，没有计算平台支撑，我们的智能控制，就少了一条腿。”
“可资本不等人。香港那边给了最后期限，月底前必须签协议。否则，他们就撤了。”
周广林握着手机，手心里全是汗。雪从车间的天窗飘进来，落在他的肩上，冰凉。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撕裂感——一边是技术的完整性，一边是商业的可行性。一边是战友的理想，一边是资本的冷酷。
“我再去北京，找沈不言，找程教授，最后谈一次。陈江，你也想想，有没有折中方案。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把整个项目拖垮。”
挂了电话，周广林走出车间。雪下大了，厂区的道路很快白了。他想起二十年前，他刚进厂时，这里还是苏联援建的老厂房，机床是五十年代的，精度差，效率低。但他觉得骄傲，因为那是中国人自己造的。现在，他们要造世界级的机床了，可路，却比当年更难走。
“周总，有您的传真，北京来的。”秘书跑过来，递过一张纸。
是程教授发来的，关于知识产权谈判的初步方案。沈不言做了让步：平台核心开源，公共数据库开放，但专用模型和工艺数据库，可以排他性授权，期限五年。五年后，自动转为非排他，但华夏精工有优先续约权。另外，平台管理权归所里，但华夏精工可以派技术代表参与。
这个方案，比之前好。但五年，够吗？五年后，如果华夏精工没做起来，平台开放了，竞争对手就能用同样的技术，追上来。如果做起来了，五年后开放，也还能接受。
周广林把传真折好，放进口袋。雪落在他的睫毛上，化成了水。他决定，马上去北京。这件事，必须解决。
一九九四年一月，北京。
华夏精工的第一次股东会，在机械工业部附近的一家宾馆召开。周广林、陈江、沈不言，还有香港摩根的代表刘董事，四个人，坐在一张小圆桌旁。气氛凝重得像窗外的雾霾。
“这是最终的协议草案。”陈江把三份文件推过去，“知识产权授权，管理团队架构，投资条款。大家看看，没问题的话，今天就签。”
沈不言拿起协议，直接翻到知识产权部分。条款基本按照他和程教授商定的：平台核心开源，公共数据库开放，专用模型和工艺数据库排他性授权五年。五年后，华夏精工有优先续约权。平台管理权归计算所，但华夏精工有技术席位。
他点点头，看向周广林。周广林在看管理团队架构：他任总经理，陈江任董事长，沈不言任首席科学家。另外，摩根推荐了一位首席运营官，姓张，台湾人，在富士康干过十年，有生产管理经验。
“这位张先生，我们见过，能力不错。但他对大陆的情况不熟，而且工资要求很高，年薪八十万，是周工你的两倍。”周广林说。
“工资可以谈。关键是，他能把生产管起来。华夏精工要做量产，光靠我们这些搞技术的，不行。需要专业的管理人才。”陈江说。
“我同意。但磨合期会很长。而且，台湾人，能不能跟大陆的工人、工程师处得来，是个问题。”
“这些问题，以后解决。现在，先签协议。签了，钱才能到账，项目才能启动。”刘董事插话，语气有些不耐烦。
沈不言放下协议：“我这边，没问题。但有个补充条款，我想加一条：平台开放的部分，华夏精工有义务维护和推广。不能拿了排他性授权，就把开放的部分扔在一边。”
“可以。写进去。”陈江点头。
周广林也点头：“我也没问题。但生产基地方案，我建议放在沈阳。老厂区有现成的厂房，有熟练工人，有供应链基础。在北京或者深圳，成本太高。”
“沈阳太偏，人才不好招，客户拜访也不方便。我建议放在长三角，苏州或者无锡，配套齐全，交通方便。”陈江说。
“但长三角成本也高。而且，我们的技术根在东北，工人、工程师，大部分是北方人，去南方会有水土不服。”
“这可以再讨论。先签框架协议，具体细节，后面定。”刘董事再次催促。
三个人互相看了看，然后，拿起笔。
周广林先签，字迹工整，但很用力。沈不言第二个签，字迹清瘦，像他的人。陈江最后签，字迹潦草，但果断。
协议签完，刘董事站起来，伸出手：“祝贺。华夏精工，正式成立。第一笔资金，下周到账。希望半年后，我能看到三千万的意向订单。”
“一定。”陈江握住他的手。
散会后，三个人走出宾馆。北京一月的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但谁也没说冷，只是站在路边，看着车流。
“总算，迈出第一步了。”周广林说。
“但后面的每一步，都比这一步难。”陈江说。
“只要方向对，难不怕。”沈不言说。
他们互相看了看，忽然都笑了。那笑容里，有疲惫，有释然，也有一种久违的、属于战友的默契。
是的，他们又上路了。这一次，不是单打独斗，是绑在一起，坐上了同一辆战车。前面是荆棘，是沟壑，是未知的风险。但他们必须往前走，因为退无可退。
“走，吃饭去。我请客。”周广林说。
“好。涮羊肉，暖暖身子。”陈江说。
三个人，沿着长安街，走进一家老字号。热气腾腾的铜锅，翻滚的羊肉，辛辣的二锅头。他们聊技术，聊市场，聊那些不着边际的梦想。仿佛又回到了四年前，在北京那个小饭馆，第一次见面的夜晚。
只是这一次，他们肩上的担子更重，脚下的路更远。
但星光还在，虽然微弱，但一直亮着。
三月，深圳。
华控科技的会议室里，气氛比窗外的回南天还潮湿。林国栋从德国打来电话，声音沙哑：
“陈总，西门子的官司，一审判决下来了。我们输了。法院认定，我们的自适应控制算法，侵犯了西门子的两项专利。要我们立即停止在德国销售，赔偿五十万欧元，还要在媒体上公开道歉。”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看着陈江。陈江没动，只是盯着投影仪上那份判决书的扫描件，德文，但他能看懂关键词：侵权，禁止，赔偿。
“上诉吗？”法务总监问。
“上诉。但翻盘的可能性很小。德国法院，保护本国企业。而且，我们的算法，确实借鉴了西门子的思路，虽然做了改进，但核心专利绕不过去。”陈江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
“那德国中心怎么办？不能销售，中心就没收入了。每个月五十万的开销……”
“中心不能关。关了，我们在欧洲就彻底没存在感了。转型，做技术服务，做定制开发。德国不能卖，可以卖到其他欧洲国家，卖到东南亚，卖到中东。另外，加快下一代模块的开发，彻底绕开西门子的专利。”
“可下一代模块，至少还要一年。这一年，德国中心吃什么？”
“吃老本。华控国内业务的利润，补贴一部分。另外，让施密特帮忙，看德马吉能不能给一些技术服务的订单，让我们维持运营。”陈江顿了顿，“林国栋，你在德国，稳住团队。告诉大家，公司不会倒，中心不会关。但接下来一年，会很苦，工资可能发不全，奖金可能没有。愿意留下的，我陈江记他一辈子。想走的，不拦，多发三个月工资。”
挂了电话，会议室里没人说话。窗外的雨，渐渐沥沥，打在玻璃上，像在哭。
陈江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拿起红笔，在“德国市场”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叉。然后在旁边写下：“转型，活下去。”
“各位，最坏的情况发生了。但我们还活着。只要活着，就有机会。德国市场丢了，还有其他市场。西门子赢了官司，但赢不了未来。因为技术是不断进步的，专利是有期限的。我们的下一代模块，会彻底摆脱他们的专利墙。那时候，我们再杀回去。”
“但这一年，怎么过？”生产总监问。
“勒紧裤腰带过。所有非必要开支，全部砍掉。国内业务，要开源，要节流。华夏精工那边，智能模块的订单，要确保质量，按时交付。那是我们今年的现金流保证。另外，东南亚市场，要加快开拓。林国栋在德国，让他抽时间跑一趟，把代理网络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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