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六点,雨终于停了,但天空依然阴沉。学院里的气氛比早晨更压抑——第二起谋杀的消息像瘟疫一样传遍了每个角落,警察的盘问持续了一整天,学生们被分批叫到会议室做笔录,出来时个个脸色惨白。
刘景然、猫崎和亚诺在食堂匆匆吃了晚饭。餐厅里几乎没人说话,只有餐具碰撞的声音,偶尔有人抬头交换一个惊恐的眼神,又迅速低下头。恐惧是种有传染性的东西,不需要言语,空气里都是它的味道。
七点整,他们离开食堂,绕道小花园,从后门进入主楼。走廊里的感应灯一盏盏亮起,又在一分钟后自动熄灭,他们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像在追随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档案室在三楼最东侧。奥利维亚已经在门口等着,她换了一身深色的运动服,头发扎成高马尾,背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见到他们,她只是点点头,然后用一把看起来很复杂的钥匙打开了档案室的门。
“管理员今天请假了,说她害怕,不敢来上班。”奥利维亚推开门,里面一片漆黑,只有走廊的光线勉强照进去,“我跟她借了备用钥匙,说想查点资料。”
猫崎打开手电,光柱切开黑暗,照亮一排排顶天立地的金属档案柜。空气里有股浓重的灰尘和旧纸的味道,还混杂着淡淡的樟脑丸气味。档案室很大,比想象中大得多,深不见底,手电的光照不到尽头。
“星尘社的档案应该在G区,社团历史分类。”奥利维亚走在前面,脚步声很轻,“我白天来踩过点,但时间不够,没仔细看。”
G区在档案室的最里面。金属柜子上贴着泛黄的标签,按照字母顺序排列:Gaelic Society(盖尔语社)、Geography Club(地理社)……然后,在倒数第三个柜子,他们看见了:
Stardust Society(星尘社),1982-2024
柜子没锁。奥利维亚拉开最上面的抽屉,里面是厚厚一叠文件夹,按年份排列。最老的那本文件夹是深蓝色的硬皮封面,边缘已经磨损,上面用钢笔写着“1982-1985”。
“从最开始看。”猫崎拿出最老的文件夹,放在旁边的长桌上。刘景然和亚诺也各拿了一本,奥利维亚则举着手电为他们照明。
翻开文件夹,首先是一张黑白照片。一群年轻人站在学院主楼前,背景是1982年的伦敦——街上的汽车是老款式,人们的衣着也带着鲜明的八十年代风格。照片底下有一行手写注释:
“星尘社成立合影,1982年9月。左起:詹姆斯·霍华德教授(创始人)、琳达·霍夫曼(图书管理员)、彼得·詹金斯(物理系学生)……”
琳达·霍夫曼。照片上的琳达很年轻,大概二十多岁,穿着碎花连衣裙,笑得很灿烂,完全不像今天早上躺在电话间里那个脸色灰败的女人。
刘景然继续翻。文件夹里有会议记录、活动计划、实验报告、照片,甚至还有手绘的设计图。星尘社的活动范围很广:从天文观测到化学实验,从音乐创作到绘画,从文学研讨到物理建模。他们的确在践行“跨学科探索”,而且做得相当深入。
“看这个。”猫崎指着一份1984年的实验报告,标题是“光影共振与情绪影响”。报告详细描述了一个实验:用特定频率的光和声音刺激受试者,观察其情绪和认知的变化。结论是“在特定条件下,光影和声音的共振可以引发集体性的情绪波动,甚至幻觉”。
“这听起来有点……邪门。”亚诺小声说。
“更像是心理学和物理学的交叉研究。”奥利维亚凑过来看,“不过方法确实比较激进。看这里,他们用了可调频的频闪灯和次声波发生器——这些设备在八十年代可不便宜。”
继续往下翻,星尘社的档案呈现出一种奇怪的轨迹。早期的活动光明正大,记录详尽,照片里的成员们笑容灿烂,充满理想。但进入九十年代后,记录开始变得零散,照片越来越少,活动内容也越来越……隐晦。
1995年的一份会议记录里,出现了这样的句子:
“霍华德教授提出‘阈下感知’项目,旨在探索人类意识的边界。但部分成员表示担忧,认为实验可能触及伦理灰色地带。”
1998年,一份手写的笔记夹在文件夹里,字迹潦草:
“第三次实验失败。受试者A出现持续性头痛和失眠,已建议其退出项目。但霍华德教授坚持继续,他说‘进步需要代价’。”
“这个霍华德教授……”刘景然皱起眉。
“詹姆斯·霍华德,物理系传奇人物,2005年退休,2010年去世。”奥利维亚说,“我查过他的资料,学术成就很高,但风评两极。有人说他是天才,有人说他是疯子。”
翻到2000年后的档案,气氛明显变了。照片里的成员表情严肃,活动记录越来越简短,有时一整年只有一两页纸。2008年,霍华德教授退休后,社团似乎一度停滞,直到2012年才重新活跃,但已经换了全新的成员名单。
“这是威廉·泰勒加入的时间。”猫崎指着2013年的一张合影。照片上,年轻的威廉·泰勒站在后排,戴着眼镜,表情有些拘谨。他旁边站着艾玛·威尔逊,两人还没有站在一起,但艾玛的目光明显偏向泰勒的方向。
“他们那时就在一起了?”亚诺问。
“应该是刚认识。”奥利维亚翻到下一页,是2014年的社团活动计划,指导老师一栏写着“威廉·泰勒(暂代)”。“霍华德教授退休后,社团一直没有固定的指导老师,直到泰勒接手。艾玛是后来加入的,2015年。”
他们快速翻阅着2015年后的档案。社团的活动似乎回归了正规——读书会、观影讨论、小型实验,没什么特别出格的。照片里的泰勒和艾玛站得越来越近,2016年的一张合照里,两人已经手牵手了。
然后是2017年,档案突然变厚了。整整一年的记录都非常详细,活动频繁,而且内容……变了。
“看这个实验。”猫崎停在一份2017年11月的报告上。标题是“集体记忆重塑的可能性”。报告描述了一个实验:让一组受试者同时观看一段经过剪辑的纪录片,然后测试他们对其中某些“虚构”片段的记忆确信度。结论是“在集体环境下,个体记忆容易受到群体暗示的影响,产生虚假的集体记忆”。
“这已经进入社会心理学领域了。”奥利维亚说,“而且有点危险。如果可以通过集体暗示植入虚假记忆,那理论上也可以篡改真实记忆。”
刘景然感觉背脊发凉。他想起了什么,迅速往前翻,找到2017年初的成员名单。名单上一共九个人,和奥利维亚之前找到的那份一样:泰勒、艾玛、罗伯特·李,以及六个学生。
但在这份名单的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很潦草,几乎看不清:
“霍华德教授的遗产。我们继承了,就必须完成。”
遗产?什么遗产?
他们继续翻。2018年,档案又变少了,活动记录断断续续,照片也少了。2019年几乎空白,只有几张合影。2020年因为疫情,社团完全停摆。2021年恢复,但成员换了一批,泰勒和艾玛依然是指导老师,但学生成员只剩三个。
然后就是2023年,最后一届星尘社的档案。
文件夹很薄,只有十几页。2023年9月的社团招新记录,10月的一次读书会,11月……就是火灾。
火灾的记录不在这个文件夹里。奥利维亚拉开下面的抽屉,找到了一个单独的文件夹,标签是“事故报告及相关材料”。
里面东西不多:警方的初步报告、学院的内部调查报告、消防队的出警记录,还有几份证词复印件。刘景然拿起警方的报告,快速浏览。
报告内容和奥利维亚之前说的基本一致:实验意外,操作失误,门从外面被锁,窗户被钉死,艾玛·威尔逊死亡,四名学生受伤。结论是“意外事故,但存在严重的安全管理漏洞”。
但翻到最后一页,刘景然停住了。那是证词附件的一部分,是莎拉·陈的询问笔录。在笔录的末尾,莎拉说了一句话,但被调查员用红笔划掉了:
“我听见有人在外面笑。很轻,但我在里面听见了。”
笑?
有人在火灾现场外面笑?
刘景然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他把这一页递给其他人看。猫崎接过,脸色也变了。
“如果这是真的……”她低声说。
“那火灾就不是意外,也不是简单的报复。”奥利维亚接话,“是……娱乐。”
这个词让所有人都打了个寒颤。
娱乐。把五个人锁在着火的实验室里,听着他们的尖叫,然后在外面笑。这不是复仇,不是审判,是纯粹的、残忍的愉悦。
“谁会在那种时候笑?”亚诺的声音在发抖。
没人能回答。
奥利维亚继续翻动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