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富贵也醒了，他一把按住我，压低声音说：“别动。我去应付。”
他起身出了柴房，顺手把门带上。我趴在门缝里往外看，只见孙富贵趿拉着鞋，披着件破棉袄，一路小跑到院门口，打开门。
门外站着十几个骑马的番子，手里举着火把，火光映着他们腰间的牌子，确实是内行厂的。
“军爷，军爷，”孙富贵点头哈腰，一副老实巴交的农民模样，“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少废话！”为首那个番子一鞭子抽在他肩上，“有没有看见两个可疑的人？一个瘦高的，一个年轻的，身上可能有伤？”
孙富贵疼得龇牙咧嘴，却还是赔着笑脸：“军爷，您看这村子，穷得叮当响，哪有什么可疑的人？就我和屋里那俩老不死的，种地的。”
“屋里？”那番子一挥手，“搜！”
十几个番子翻身下马，闯进院子，四处乱翻。柴房的门被一脚踢开，火光晃进来，照在空荡荡的柴堆上。
我屏住呼吸，把自己缩进干草堆最深处，身上盖着那捆臭烘烘的干草。
番子们在柴房里翻了一阵，没翻到什么，骂骂咧咧地出去了。
“没有！就一堆破草！”
“屋里也搜了，就俩老的，快死了那种！”
为首的番子皱着眉头，四处打量了一圈，最后目光落在孙富贵身上。
“你是干什么的？”
“小的赶车的，”孙富贵老老实实地答，“去山海关那边投亲戚，路过这儿，借宿一宿。”
“赶车的？车呢？”
“在院外头，驴车。”
番子们出去看了看那破驴车，翻了翻那两袋粗粮，没发现什么。为首的番子似乎有些不甘心，又盯着孙富贵看了半天，最后摆了摆手：“走！”
十几个番子翻身上马，马蹄声渐渐远去。
孙富贵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大口喘气。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挪到柴房，把我从干草堆里扒拉出来。
“沈大人，您真是命大。”
我也长出一口气，心跳得厉害。
这一夜，再没睡着。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离开村子，继续往东走。孙富贵的肩膀被抽了一鞭子，肿起老高，可他愣是没吭一声，照样赶车，照样絮叨。
过了蓟州，路更难走了。官道被逃难的人流挤得满满当当——都是往关外去的。有的是去投亲，有的是去做买卖，有的是活不下去了，想去关外碰碰运气。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同样的表情：麻木、茫然，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恐惧。
“沈大人，”孙富贵看着那些人，压低声音说，“您说，这关外，到底什么样？”
我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我没去过。只听辽东回来的人说过。”
“说什么？”
“说冷。说苦。说打仗的时候，血能冻成冰柱子，戳在地上几天都不化。”
孙富贵打了个寒噤，没再问了。
又走了两天，终于到了山海关。
远远望见那座雄关的时候，我和孙富贵都愣住了。那城墙，高得吓人，从海边一直延伸到山里，像一条趴着的巨龙。关城上，旗帜飘扬，士兵来回巡逻，透着股森严的杀气。
“这就是……天下第一关？”孙富贵喃喃道。
我没说话，只是盯着那座关城看。
关城下，排着长长的队伍，都是等着出关的人。有推着独轮车的，有挑着担子的，有抱着孩子的，还有赶着牛羊的。守关的士兵一个个查验路引，搜检行李，动作慢得像蜗牛。
“咱们怎么过去？”孙富贵低声问。
我摸了摸怀里那张路引——是孙承宗给的，上面盖着蓟辽总督的大印，写的是“押运粮草”的公务。按理说，这种路引，过关应该很快。可万一守关的人被内行厂打了招呼……
“等等看。”我说。
我们在队伍里排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才挪到关口。
守关的百户接过路引，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又抬头打量我们两个。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很久，盯得我心里发毛。
“押运粮草？”他问。
“是。”孙富贵抢着答，“蓟州那边征的，送到宁远卫。”
“粮草呢？”
“在后头，”孙富贵脸不红心不跳，“我们是打前站的，先去通知那边准备接收。”
百户又看了我们一眼，忽然问：“你们从通州来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通州？他怎么知道？
“是……是从通州那边过来的，”孙富贵的声音有点发紧，“军爷怎么知道？”
百户没回答，只是又盯着我们看了半天。那目光，像刀子一样，刮得人脸疼。
过了很久，他才挥了挥手：“放行。”
我和孙富贵几乎是逃也似的过了关。
走出关城的那一刻，我回头看了一眼。那百户还站在关门口，远远地望着我们，不知道在想什么。
暮色四合，关外的风比关内更冷，更烈，刮在脸上像刀子割。
孙富贵裹紧了棉袄，缩着脖子问：“沈大人，咱们往哪儿走？”
我看着前方茫茫的夜色，和夜色尽头那片未知的土地，深吸一口气。
“往前走。去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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