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陆景带着小李去了余国平家。这一次,他没有在楼下等,也没有让余清跟着来。车停在老小区楼下,两个人一前一后上了三楼。陆景敲了两下门。
开门的是陈兰。她看见陆景,脸上的笑比前几次淡了很多,但侧身让开门口的时候还是说了一句:“小陆来了。”声音轻了些,尾音没有撑起来。
余国平坐在客厅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杯茶,没怎么动过。他看见陆景和小李进来,没有起身,只是抬了抬下巴,算是打了招呼。陈兰进了厨房,没有出来。
陆景在沙发对面坐下来。他把一个文件袋放在茶几上,推过去。余国平看了一眼文件袋,没有伸手去拿。
“余叔,赵诚的口供我们已经拿到了。”陆景说,“他承认了第三次手术的供体组织是从康仁送来的,是你安排的。林小雨母亲的死亡证明,也是你让他签的。”
余国平的手指在膝盖上动了一下。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回去。茶已经凉了。
“我在手术室里站了三个小时。”余国平说,“我以为我签了‘行政科在场,备案’,这件事就跟我就没关系了。我调走了,我退休了。但那些事没有走。”
“你安排了那些手术。”陆景说,“沈树是你通知的,梁远是他叫的,赵诚是你调的。周平是你手下的器械护士。你站在旁边,每一台手术你都看着,你没有动手,但你安排了每一步。”
余国平没有接话。他低头看了一会儿自己的手,然后抬起头来。陈兰从厨房门口走出来,站在客厅边上,两只手搭在围裙上。她看着余国平,又看了一眼陆景。她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余叔,你跟我们回队里配合调查。”陆景说,“你现在的身份是涉案人,不是嫌疑人。但你需要把你知道的都写下来。”
余国平站起来,走进卧室,过了一会儿出来,换了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手里拿着一个旧布包。陈兰跟在他后面,眼眶红着,但没有哭。她走到门口,替余国平把领子整理了一下,然后退回客厅里,没有跟出来。
余国平跟着陆景下了楼,上了车。一路上三个人都没有说话。到队里的时候快中午了,陆景把余国平安排在一间单独的接待室,让人送了水和饭,然后回到办公室。
他刚坐下来,手机响了,是余清打来的。她问了一句:“你们去我家了?”
“对。你爸现在在队里。”
余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妈呢?”
“在家。她没来。”
“我过去看看我妈。”
“行。”
挂了电话,陆景坐在办公桌前,把赵诚的口供和沈树的安排记录放在一起。他拿起笔,在白纸上画了一张图:余国平在最上面,下面连着沈树、梁远、赵诚、周平。沈树下面连着二院四台手术,梁远下面连着康仁那台肝胰联合手术,赵诚下面连着林小雨的第三次心脏手术。周平在每一个环节里出现,他递刀、跟台、记录、留证。余国平站在最上面,看着整个流程走完。
下午的时候,余清回来了。她去了父母家,陪陈兰坐了一会儿。她进陆景办公室的时候,脸色很平静。
“我妈跟我说了。”余清说,“三年前她去体检的时候,赵诚跟她说那句话,她当时没听懂。今天我把赵诚的事跟她说了,她哭了。她说她当年要是听懂了那句话,可能早就让我注意了。”
陆景没有接话。余清在椅子上坐下来,看着桌上那张画了关系图的纸。她看了一会儿,说:“余国平安排了所有的事,但他自己没有动手。在法律上,他的责任怎么定?”
“他是行政科的负责人,负责审批耗材、安排人员、备案记录。”陆景说,“他做了这些事,就是参与。具体怎么判,是法院的事。”
余清没有再问。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陆景一眼:“林小雨那边,有没有新的消息?”
“她在队里,暂时安全。她的身体检查结果出来了,心脏功能基本正常。余清,她以后可能需要长期复查。”
“我知道。”余清说,“我会跟进。”
她走了。陆景坐在办公室里,拿起电话拨了贺云铮的号码。响了三声,接通了。
“贺队,余国平已经带到队里了。他承认了安排手术的事实,赵诚、沈树、梁远的口供已经收集完毕。周平在接待室,沈林、林小雨都在队里。证据链已经收口了。”
贺云铮那边沉默了两秒:“这个案子从三具尸体开始,查到十年前七台手术,牵出六个人。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林小雨那台心脏手术的供体组织是谁的?”
陆景把手机换了一边:“赵诚说箱子上没有标签,没有编号。只有一小块心肌组织。可能永远查不到了。”
“尽量查。”贺云铮说,“如果查不到,案子就按现有的证据收。你这两天把材料整理完,准备移交。”
“明白。”
挂了电话,陆景靠在椅背上。窗外天阴着,风把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吹得晃来晃去。他低头看了一眼桌上那张关系图,把笔搁在上面,合上了资料夹。
当天傍晚,余国平在接待室里写完了第一份笔录。小李把笔录拿过来给陆景看。余国平的字迹很工整,每一行都写得很慢,写的是十年前那台手术的经过。他写了他如何审批那批线材,如何通知沈树安排手术,如何站在手术室里看完整台手术,如何在记录上签下“行政科在场,备案”。最后一行写的是:“我做了这些事,但我没有拦。我知道我不对。”
陆景把笔录放下,坐在办公桌前没有动。窗外天黑了,走廊里只剩尽头那盏安全出口灯亮着。他拿起电话,给余清发了条消息:“你爸的笔录写完了。”
余清回得很快:“我知道了。”
过了一会儿,又一条:“我妈那边,我会陪着她。”
陆景把手机收起来,靠在椅背上。走廊外面传来小李的脚步声,他进来汇报说林小雨那边已经安排好了住宿,有人陪着。周平在接待室里很安静,吃了饭,没有提别的要求。陆景应了一声,让小李去休息。
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把周平的笔记本、林小雨母亲的纸条、赵诚的死亡证明、沈树的安排口供、梁远的手术记录、沈林的证词、余国平的笔录全部摊在桌上。这些东西摊了一整张桌子,每一张上面都有一个人的名字,每一张背后都是一台手术、一个决定、一个人十年的沉默。他把这些东西一份一份收进资料夹,按顺序排好,合上。
窗外起风了。他把外套穿上,拿起资料夹,出了办公室。走廊里很安静,法医中心那扇窗已经灭了灯。他走到楼梯口,下了楼。外面风很大,他把资料夹抱在怀里,拉开车门坐进去。钥匙拧到底,车灯划开夜色,驶出了院子。
陆景没有回家。他把车开到了江边,停在堤岸边上。风很大,江面上黑漆漆的,只有远处大桥上的灯连成一条线。他熄了火,坐在驾驶座上,把资料夹搁在副驾。他开了这么久车,第一次觉得这个案子快到头了,但他没有轻松的感觉。
余国平在接待室里写了笔录,沈树承认了安排,梁远承认了手术,赵诚承认了接班,沈林签了证词,周平交了东西。六个人,十年前的同一间手术室。每个人都说了一部分,拼起来是一整件事。但这件事的中心,林小雨身上那台心脏手术的供体组织,到现在还没查出来。
他想起赵诚那句话——“箱子上没有标签,没有编号。”一个没有标签、没有编号的保温箱,从康仁送到二院,里面装着一小块心肌组织。这块组织被移植到了林小雨身上,活了十年。它是谁的,没有人知道。
陆景在江边坐了很久,直到风把车里的暖气都吹凉了。他发动了车,回家。
第二天一早,他到了队里。第一件事是去接待室看余国平。余国平在接待室里待了一夜,睡在简易床上,没怎么睡好。他看见陆景进来,坐起来,把布包搁在膝盖上。
“陆警官。”
“余叔,昨天你写的笔录我看过了。你写了安排手术、审批线材、在场备案。但有一件事你没写——那台心脏手术的供体组织是谁的。”
余国平沉默了一会儿。他低头看着布包,把布包的拉链拉开又合上,合上又拉开。
“我不知道。”他说。
“你不知道?”
“那台手术是最后的收尾。”余国平说,“前面六台手术用的线材、器官,我都能查到来源。但那台心脏手术的供体组织,不在我的审批范围里。它没有走康仁的耗材流程,也没有走二院的器械流程。它是单独送来的,是有人直接交给了赵诚。”
“谁交给赵诚的?”
余国平抬起头来看着陆景:“我不知道。我那天不在手术室。第三次手术是赵诚做的,沈树只是替他排了班。我只负责了前六台。”
陆景看着余国平。这个人承认了安排六台手术,但第三次手术他说自己没参与。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第三次手术的策划者另有其人。
“余叔,你说你不知道第三次手术是谁安排的。那你怎么知道那台手术有供体组织送来?”
余国平沉默了几秒。他把布包合上,放在膝盖上。
“因为术后第二天,有人给我打了个电话。那个人跟我说,第三次手术做完了,让我别再管了。”
“谁打的电话?”
余国平摇了摇头:“我不知道。那个人的声音我没听过。”
陆景把这个点记下来。余国平承认了前六台手术的安排,但第三次手术他把自己摘了出去。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这个案子里还有第七个人,一个没有露过面的人。如果他说的是假话,那就是他在保护那个人。
从接待室出来,陆景去了周平的房间。周平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个空杯子。陆景把余国平的话跟他说了一遍,周平听完,把杯子放在桌上。
“余国平说第三次手术不是他安排的。”周平说,“他在骗你。”
“你怎么知道?”
“因为第三次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是余国平给我打的电话。他让我把二院心外04诊室的器械准备好,第二天有人来用。”周平说,“我准备了,第二天赵诚来了。如果第三次手术不是他安排的,他为什么让我准备器械?”
陆景把这句话记下来。周平的证词跟余国平的笔录对不上。余国平说他没参与第三次手术,但周平说他前一天晚上打了电话。两个人口供矛盾,必有一个在撒谎。
陆景回到办公室,把周平的证词和余国平的笔录放在一起对照。周平说余国平前一天晚上给他打了电话,余国平说他不知道第三次手术是谁安排的。这两句话对不上。他拿起电话拨了余清的号码。
“余清,你爸的笔录跟周平的证词对不上。周平说第三次手术前一天晚上,你爸给他打过电话,让他准备器械。你爸的笔录里说他没参与第三次手术。”
余清那边沉默了几秒:“如果他真的参与了,那他为什么要说没参与?”
“因为第三次手术的供体组织有问题。没有标签,没有编号,查不到来源。如果他是安排人,那这件事他就脱不了干系。他在保护自己。”
余清没有接话。过了一会儿,她低声说了一句:“我回去问他。”
挂了电话,陆景坐在办公桌前。他把赵诚的口供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赵诚说保温箱是直接从康仁送来的,他打开的时候只看到一小块心肌组织。他没有问是谁送来的,也没有问是谁让送的。他只知道余国平通知了沈树,沈树通知了他。
陆景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条线。从余国平连到沈树,从沈树连到赵诚。他在余国平的名字旁边打了一个问号。如果第三次手术不是余国平安排的,那沈树通知赵诚这件事,是谁让沈树做的?
他拿起电话拨了沈树的号码。响了两声,接通了。
“沈医生,第三次手术那天,你通知赵诚接班,是谁让你通知的?”
电话那头沈树沉默了几秒:“是余国平。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心外04诊室第二天要用,让我把赵诚调过去。”
“你确定是余国平本人打的?”
“是他。我认得他的声音。”
陆景挂了电话,坐在办公桌前。沈树说余国平给他打了电话,周平说余国平给他打了电话,赵诚说余国平通知了沈树。三个人都指向余国平。但余国平在笔录里说,第三次手术不是他安排的。他在撒谎。
当天下午,陆景又去了一趟接待室。余国平坐在简易床上,布包搁在膝盖上。陆景把沈树和周平的口供放在他面前。
“余叔,沈树说你给他打电话让他调赵诚。周平说你给他打电话让他准备器械。赵诚说沈树通知了他。三个人都指向你。你的笔录里说你没参与第三次手术。哪一个是真的?”
余国平低头看着那两份口供,看了很久。他的手在布包上按了一下,又松开。
“我参与了。”他说,“第三次手术也是我安排的。但我不知道供体组织是谁的。”
“谁把保温箱交给赵诚的?”
“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余国平说,“手术前一天晚上,有人把保温箱放在了康仁行政科的门口。没有留名字,没有留电话。我打开看了一眼,里面是一小块心肌组织,泡在保存液里。我不知道它是谁的,但我知道它是用来做什么的。我通知了沈树,让赵诚接班。手术做完之后,我给那个人回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手术完成了。”
“你怎么回电话?你没有他的号码。”
“他给我留了一张纸条,放在保温箱里。上面写了一个手机号。我打过去,他接了。我跟他说手术做完了,他说知道了,然后就挂了。”
陆景把这一点记下来。余国平参与第三次手术的经过,跟前面六台不一样。前面六台他都知道来源,知道线材是谁批的,器官是从哪来的。第三次手术的供体组织,他只知道有人放在了门口,有一个手机号,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他在这个案子里安排了所有的事,但最后一次,他只是被人利用的中间人。
他站起来,出了接待室。回到办公室,他拿起电话拨了贺云铮的号码。响了三声,接通了。
“贺队,余国平承认了参与第三次手术的安排。但他说供体组织是有人放在康仁行政科门口的,他不知道来源。他打了一个手机号,跟对方说手术做完了。那个手机号是唯一的线索。”
贺云铮那边沉默了两秒:“查那个手机号。”
“在查。”
挂了电话,陆景坐在办公桌前。窗外天阴着,风把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吹得晃来晃去。他低头看了一眼桌上那张关系图,把余国平的名字圈了两遍。这个人承认了安排六台手术,承认了第三次手术的参与,但供体组织的来源他确实不知道。他在这个案子里是安排者,也是被利用者。有人把保温箱放在他门口,他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他前面已经做了六次同样的事。
陆景把资料夹合上,靠在椅背上。案子到最后,还剩最后一个问题——那块心肌组织是谁的。如果查不到,这个案子就到此为止。如果查得到,那十年前那间手术室里,还有一个人没有露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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