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念!」程屿第一次提高了音量。
但我已经拨通了电话。听筒里传来律所前台标准化的问候,我快速报出自己的名字和案由,眼睛死死盯着程屿。他站在我对面,肩膀垮下来,像是一瞬间被抽走了所有骨骼。我看见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然后转身,走向那个年轻的工作人员。
「我们确实还有感情基础。」他说。
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足够让我的手停在半空,足够让电话那头律师的询问变成遥远的白噪音,足够让大厅里所有的目光再次聚焦过来。
「我妻子是一时冲动。」程屿继续说,他没有看我,而是对着那个工作人员,像是在进行一场艰难的述职报告,「我们结婚六年,有个五岁的女儿。最近压力大,沟通上出了问题。但我相信,这三十天,我们能想清楚。」
工作人员的目光在我和他之间游移,最后落在那份四十二页的报告上。
「程先生,」她犹豫着说,「沈女士这边……」
「她需要冷静。」程屿打断她,终于转过头来。他的手指死死抠住柜台边缘,指节泛白,像是在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而非单纯拖延时间。他的眼睛里有某种我读不懂的东西,不是愧疚,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深沉的、近乎恐惧的暗涌,「我们都需要冷静。」
电话那头,律师还在问:「沈女士?您还在吗?关于家暴证据,您能提供什么材料?」
我挂断了电话。
这是程屿六年来的第一次主动进攻。不是挽回,不是道歉,不是解释那些异常的外出和微信记录。他只是单方面锁死了快速通道,把我困在这个三十天的牢笼里。
而我在他紧绷的指尖和眼底的恐惧里,看到了真相。
他恐惧。恐惧我带着圆圆消失,恐惧他母亲得知消息后病情恶化,恐惧自己成为朋友圈里的「被抛弃者」。程屿的人生是一场精心编排的默剧,他是那个永远得体、永远可靠、永远不出错的男主角。离婚会撕碎这个剧本,会让他在观众面前露出内里的空洞与狼狈。
所以他选择拖延。用三十天,赌我会心软,赌我会暴露弱点,赌那个会哭会骂的沈念还会从这幅理性盔甲里爬出来。
「走吧。」他说,伸手想拉我的手腕。
我躲开了。
我们走出民政局大门时,上海的梅雨正浓。天空是铅灰色的,雨丝斜斜地割在脸上,带着黄浦江特有的腥咸。我撑开伞,刻意与他保持半米的距离,看着雨水在他的肩头洇出深色的痕迹。
然后我看见那辆出租车。红色的,像是伤口裂开的颜色。车门打开,林淑华拖着那只用了二十年的帆布行李箱钻出来,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纸。她的头发比三个月前白了一半,眼睛却亮得惊人,那种属于急诊科老护士的、能在混乱中瞬间锁定目标的锐利。
「你们来干什么?」她的声音穿透雨幕,「离婚?程屿,你爸死了二十年了,你现在要让我再经历一次?」
程屿的身体僵住了。
我看着他侧脸的肌肉线条骤然绷紧,像是有人在他神经上狠狠弹了一下。林淑华已经冲过来,把那张纸塞进他手里。我瞥见标题《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和那个日期:1987年4月15日。程屿父亲去世的日子,程屿三岁那年。
「我昨晚梦见你爸了。」林淑华说,她的手指攥住程屿的袖口,指节发白,「他说家里要散了。程屿,你不能离,你答应过他要照顾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