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的身体，像一栋被白蚁蛀空的老房子，表面的平静终于在某个清晨轰然倒塌。

之前几天的“精神好些”仿佛是回光返照。那天夜里，他开始出现剧烈的疼痛，止痛泵的剂量调到最大，也只能换来他短暂的、断断续续的昏睡。医生和护士进出的频率明显增加，他们的表情凝重，低声交流时用的词汇变得简短而专业，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意味。

我知道，时间不多了。

周姐在电话里的指示言简意赅：“最后时刻，尤其要注意。家属（哪怕是名义上的）必须在场，情绪要饱满，流程要配合好医院。该签的字，引导着签，别出岔子。结束后，收拾好客户的随身小件遗物，列个清单，交给公司。其他的，别碰。”

我一一应下。心里那根弦绷得更紧。我知道，这不仅是我第一份“工作”的终点，更是我与李国栋——这个身份特殊的“家属”——可能产生直接、且无法预测的交集的关键时刻。

李国栋来的次数变得频繁起来。他脸上的那种职业性的温和依旧在，但仔细看，眼底深处却藏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像焦虑，又像是一种急于结束什么的迫切。他对林伯的医疗方案过问得更细，和主治医生（不是他自己，他避嫌了）讨论时，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但每当站在病床前，看着被病痛折磨得意识模糊的父亲，他那层完美的外壳就会出现细微的裂痕——他的手指会无意识地收紧，目光会快速移开，仿佛不忍卒睹，又或者，是不想面对。

有一次，林伯在剧痛的间隙清醒了片刻，浑浊的目光在病房里茫然地扫视，最后落在了站在床尾的李国栋身上。他嘴唇翕动，似乎想说什么。李国栋走上前，俯下身，但我看到他身体有些僵硬。

“爸？”他的声音很轻。

林伯看了他几秒，眼神里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像是失望，又像是深深的疲惫。最终，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极其缓慢地，转开了头，重新闭上了眼睛。李国栋维持着俯身的姿势停顿了两秒，才慢慢直起腰，脸上的表情像是松了一口气，又像是被什么东西刺痛了。

病房里的空气沉重得让人窒息。我像个幽灵一样，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做着分内的事：用棉签蘸水湿润林伯干裂的嘴唇，调整滴速，记录监护仪上跳动的数字。但我的眼睛和耳朵，像最精密的仪器，捕捉着一切异常。

真正的高潮，发生在林伯生命的最后时刻。

那是一个灰蒙蒙的下午，窗外下起了小雨。林伯的呼吸变得极其微弱而缓慢，监护仪上的曲线越来越平。医生已经来看过，默默地摇了摇头。护士撤走了大部分不必要的仪器，只留下最基础的监测。

病房里只剩下我，和接到通知匆忙赶来的李国栋。他站在床边，白大褂下摆有些凌乱，看起来是从某个手术或会议中临时抽身。

林伯的眼睛忽然睁开了。不是之前那种浑浊无神，而是一种异常清明的、回光返照般的亮光。他的目光缓缓移动，先是落在李国栋脸上，停留了片刻，那眼神复杂得令人心碎——有未尽的话语，有深沉的痛苦，或许还有一丝残留的、属于父亲的眷恋？然后，他的目光转向了我。

他看着我，眼神聚焦，仿佛在这一刻，穿透了我“林婧朋友”的伪装，看到了我本身。他的嘴唇开始剧烈地颤抖，枯瘦如柴的手，不知从哪里生出一股力气，猛地抬起来，在空中胡乱抓了几下。

我下意识地走上前，握住了那只冰冷而颤抖的手。这是我的“工作”，扮演临终关怀的角色。

林伯的手像铁钳一样死死抓住我，力气大得惊人。他盯着我，眼球因为用力而微微凸出，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挣扎着，用尽最后的气力，吐出几个破碎、模糊却异常清晰的音节：

“孩…子……对…不…起……”

我的心脏猛地一缩。

他的手指几乎要掐进我的肉里，目光灼灼，仿佛要将什么重要的东西刻进我的脑子里，他继续挣扎，断断续续：

“告…诉…国栋……”

他喘着粗气，每一个字都像在耗尽最后的生命。

“书……书柜……老……地方……”

“账……”

最后一个“账”字，只发出了一半的气音，他的眼神骤然涣散，抓住我的手猛地一松，无力地垂落下去。监护仪上，代表心跳的曲线拉成了一条冰冷的直线。

“嘀————”

刺耳的长鸣在寂静的病房里响起。

时间仿佛凝固了。我僵在原地，手背上似乎还残留着他最后那一下紧握的力道和冰凉的温度。那几句破碎的遗言，像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耳膜上，烫在我的脑海里。

“孩子，对不起。”

“告诉国栋，书柜，老地方，账……”

对不起？对不起谁？我？还是……另有所指？

书柜？老地方？账？账本？账目？

李国栋已经扑到了床边，探了探父亲的鼻息，又猛地抬头看向监护仪。他的脸色在那一瞬间变得极其难看，不是单纯的悲伤，而是一种混合了震惊、慌乱、以及某种强烈恐惧的扭曲表情。他猛地扭头看向我，眼神锐利如刀，仿佛要剖开我的大脑，看看他父亲最后到底对我说了什么。

“我爸……刚才说了什么？”他的声音嘶哑，带着一种强制压抑的颤抖。

我瞬间从巨大的冲击中惊醒，职业本能和自保意识占了上风。我垂下眼帘，做出悲伤和不知所措的样子，轻轻摇了摇头，声音带着哽咽（这哽咽一半是表演，一半是被刚才那一幕的真实冲击所致）：“林伯伯……他好像想说什么，但……没听清……就，就走了……”

李国栋死死地盯着我，那目光充满了不信任和审视。但监护仪的长鸣，护士和医生匆忙赶来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逼视。他不得不转身去处理父亲的后事，签署文件，应对医院的程序。

混乱中，我按照流程，开始默默整理林伯的遗物。衣物、一些私人物品……我的动作机械，但大脑在飞速运转。那几句遗言，那个“账”字，还有李国栋刚才反常的反应……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谜团。

当我拿起林伯那件换洗下来的、洗得发白的旧格子睡衣，准备折叠时，我的手在口袋处触碰到了一个硬硬的、纸片的触感。

我的心跳陡然加快。

我背对着病房里忙碌的众人，借着折叠的动作，手指迅速而隐蔽地探入睡衣口袋，捏住了那个东西——是一张被揉得很皱、边缘都有些磨损的小纸条。

我不敢立刻查看，迅速将纸条攥在手心，连同睡衣一起，放进了准备好的收纳袋里。

一直等到所有手续办完，李国栋去处理其他事宜，护士们也暂时离开，病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做最后的清扫时，我才躲进洗手间，反锁上门，在哗哗的水声掩盖下，颤抖着摊开了那张被汗水浸得微潮的纸条。

纸条很小，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写着一串字符，字迹有些潦草，但清晰可辨：

KX-17

我的呼吸在那一刻停止了。

这个编码……我太熟悉了！在我妈那厚厚一沓病历和配型资料里，我不止一次看到过这个内部编号！这就是我妈等到的那颗肾源的唯一配型编码！

它怎么会在这里？怎么会写在林伯——李国栋父亲的——贴身睡衣口袋里？！

寒意顺着我的脊椎猛地窜上来，瞬间席卷了全身。病房里明明不冷，我却控制不住地开始发抖。

林伯最后那句没说完的“账”……

李国栋涉及“配额”和“加急”的神秘电话……

写着母亲肾源编码的纸条……

这些碎片，像黑暗中突然亮起的、彼此连接的诡谲光点，隐隐勾勒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轮廓。

我紧紧攥着那张纸条，指甲陷进掌心，疼痛让我维持着最后的清醒。我将纸条小心翼翼地重新折好，藏进我内衣最隐秘的口袋。那里，贴着我心脏的位置，仿佛揣着一块烧红的炭，又像是一把刚刚找到钥匙、却不知会打开天堂还是地狱之门的锁。

走出洗手间，我看着空荡荡的病床，那里已经收拾干净，仿佛从未有人在这里痛苦挣扎，也从未有人留下过惊心动魄的遗言。

但我知道，一切都不同了。

我不再只是一个为了钱而扮演孝女的局外人。

我可能，已经一脚踏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中心。

而漩涡的另一头，连着的是我妈的命。

第五章：弥留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