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的遗体被送走后的几天,病房被彻底清理消毒,恢复了那种空荡、整洁、毫无人气的状态。我按照周姐的吩咐,将整理好的遗物清单(当然,不包括那张纸条)和剩余的个人物品打包好,交给了她派来的人。周姐在电话里对我这次的“表现”给予了肯定,尾款也很快打到了我的账户上。一笔不算小的数字,足以再为妈妈争取一些时间。
但我的心,却像悬在悬崖边上。那张写着“KX-17”的纸条,像一块烧红的铁,时刻烫着我的神经。林伯临终的话和李国栋最后的眼神,反复在我脑海里回放。我知道,事情不会就这样结束。
果然,在林伯头七刚过的那个下午,我接到了李国栋的电话。
他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依旧保持着那种专业而温和的语调,仿佛我们只是普通的医患家属关系:“林小姐,我是李国栋医生。关于我父亲的后事,还有一些手续和感谢,想当面跟你交代一下。方便的话,今天下午三点,在医院后面的咖啡厅见一面?”
他的语气听不出任何异常,甚至带着恰到好处的、对“护工”辛苦付出的感谢。但我握着手机的手指却微微收紧。该来的,总会来。
“好的,李医生。”我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甚至带着点受宠若惊的怯懦,“我一定准时到。”
下午三点,我准时出现在那家僻静的咖啡厅。李国栋已经坐在一个靠窗的卡座里,面前放着一杯清水。他今天没有穿白大褂,而是一身剪裁合体的深灰色休闲西装,看起来少了几分医院的权威感,多了几分社会精英的儒雅。但不知为何,这身打扮反而让我觉得更具压迫感。
我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低声道:“李医生。”
“林小姐,来了。”他对我点点头,示意服务员可以点单。我只要了一杯最便宜的美式。
短暂的沉默后,他开门见山,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推到桌子中间。信封没有封口,我能看到里面露出一叠粉红色的钞票边缘。
“林小姐,这次我父亲的事情,多亏了你悉心照顾,让他走得安详。我们做子女的,心里感激。”他的语气诚恳,眼神看着我,带着一种审视的力度,“这是一点心意,算是额外的酬谢,请你务必收下。”
我没有立刻去碰那个信封。目光落在那一叠钞票上,粗略估计,至少是周姐结算报酬的两倍。真是慷慨。
“李医生太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周姐那边已经付过报酬了。”我垂下眼,手指摩挲着温热的咖啡杯壁。
“那是公司的,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感谢。”李国栋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了一些,但语气里的某种东西变得清晰起来,“毕竟,最后时刻是你陪在他身边。老人家有时候糊涂,临终前可能会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或者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林小姐是聪明人,应该明白,有些话,听过就算了,没必要放在心上,更没必要……传出去。”
他终于切入了正题。温和的感谢之下,是毫不掩饰的警告和封口意图。
我抬起眼,看向他。他脸上依旧挂着那副温和的面具,但镜片后的眼睛,却像冷静的探照灯,试图看穿我所有的反应。
咖啡厅里流淌着舒缓的音乐,周围是低声交谈的客人,但在我和他之间,空气仿佛凝固了。
我没有像他预想中那样,诚惶诚恐地收下钱,然后保证守口如瓶。相反,我轻轻推开了那个信封,动作不大,但很坚决。
“李医生,”我开口,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没有丝毫颤抖,“林伯走得……并不完全安详。他好像,有心事。”
李国栋脸上的温和瞬间淡去了一些,眼神锐利起来。
我迎着他的目光,继续说,语速平缓,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他最后抓住我的手,力气很大,好像有什么话一定要说清楚。他让我转告您一句话。”
李国栋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击的动作停了下来。“什么话?”他的声音依旧平稳,但我知道,那平静的水面下,已经起了波澜。
“他说,‘书柜,老地方’。”我一字一顿地重复,眼睛紧紧盯着他。
李国栋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了变化。那层温文尔雅的面具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出现了清晰的裂痕。他的瞳孔微微收缩,嘴唇抿成一条直线,下颌的线条也变得紧绷。他放在桌上的手,手指无意识地蜷缩了一下。
他没有立刻说话,似乎在急速思考,判断我知道多少,这些话是林伯真的说了,还是我的臆测或试探。
咖啡厅的背景音乐还在继续,但我感觉周围的声音都远去了,只剩下我和他之间无声的对峙。
我给了他几秒钟消化这个信息,然后,抛出了第二枚炸弹。我稍微凑近了一些,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音量,轻声问道:“还有,李医生,我不知道是不是林伯搞错了,或者有什么误会……我在整理他遗物的时候,发现他睡衣口袋里,有一张纸条。”
我停顿了一下,清晰地看到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上面写着一个编码,‘KX-17’。”我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一样砸下,“这个编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我母亲肾源配对的内部编号。它怎么会,在林伯那里呢?”
话音落下的瞬间,李国栋脸上最后一丝伪装的平静也彻底消失了。他的眼神变得极其冰冷,甚至带上了一丝难以掩饰的惊怒。他没有立刻否认,也没有暴怒,但那骤然变化的气场,让我清楚地知道——我猜对了,至少,戳中了他最不想被触碰的地方。
他没有去碰那个被他推出来的信封,而是身体向后,靠在了卡座的椅背上,双手交叠放在身前。这个姿势看似放松,却充满了防御和重新评估的意味。他不再把我当成一个可以用钱打发、轻易唬住的普通护工。
他看着我,良久,才缓缓开口,声音比刚才低沉了不止一度,里面的温和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种冰冷的、属于权威者的压力:
“林小姐,”他说,“有些事,知道得太多,对自己没好处。你母亲的手术,还在排队,医院有医院的流程和规矩。我是主治医生,可以‘尽力’,但前提是,大家都遵守‘规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恩威并施。用我妈的命,来堵我的嘴。
如果是几天前的我,或许会被吓住,会惶恐不安地收下钱,保证不再多问一个字。
但现在,握着口袋里的那张纸条,想着林伯临终前那愧疚的眼神和未尽的“账”字,听着他这赤裸裸的威胁,我心里最后一丝犹豫也消失了。
我迎着他冰冷的视线,没有退缩,甚至,嘴角微微勾起了一个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弧度。
“李医生,”我同样放低了声音,却让每个字都清晰无比,“我母亲的命,当然很重要。但有些事,如果搞不清楚,这手术……我也不敢让她做啊。毕竟,‘规矩’要是出了问题,谁又能保证,‘尽力’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我把“规矩”和“尽力”这两个词,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
李国栋的脸色,彻底沉了下去。
我们隔着小小的咖啡桌对视着,空气中弥漫着无声的硝烟。那厚厚的、代表着封口费的牛皮纸信封,孤零零地躺在桌子中央,像是一个被双方都遗弃的、失效的筹码。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和李国栋之间,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医生与病患家属,或者雇主与临时护工的关系。
一场危险的博弈,正式开始了。而我的手里,除了那张纸条和林伯含糊的遗言,似乎空空如也。
但我知道,我已经触碰到了某个秘密的边缘。而这个秘密,或许,不止值八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