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们约了汐姐和沈西洲吃饭。
火锅店里热气腾腾，糖糖果果坐在儿童椅上，一人抱着一碗麻酱，吃得满脸都是。蒋丞在旁边给她们涮羊肉，一片一片晾凉了递过去。
汐姐坐在我对面，一边给糖糖擦嘴一边问我：“甄勇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我放下筷子，把秦岭打电话来的事说了。
她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秦岭这人，是真够意思。”
“是啊。”我端起杯子喝口水，“二十七万，说拿就拿出来了。我都没敢问我妈，她要是知道了，心里该多难受。”
“难受什么？”汐姐夹了一筷子肉放进我碗里，“钱能解决的事，都不叫事。关键是甄勇自己能不能立起来。”
沈西洲在旁边慢条斯理地涮着毛肚，忽然开口：“秦岭那个棉花厂，我去过。”
我愣了一下：“你去过？”
“前年吧，跑新疆那边采访，路过他那儿。”他把毛肚在油碟里滚了一圈，“地方偏，但厂子不小。他管得严，底下百十来号人，都服他。”
我没说话。
他看了我一眼，又说：“甄勇要是能在那儿踏实待着，是好事。那地方，想跑都没地儿跑。”
汐姐被他逗笑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实话。”沈西洲一脸认真，“周围几十公里都是棉花地，连个网吧都没有。除了干活就是睡觉，想赌都找不着人。”
蒋丞在旁边给糖果擦手，插了一句：“关键是看他自己的心。人要是不想改，在哪儿都能犯浑。”
我看着锅里翻滚的红油，忽然想起甄勇在电话里那个哽咽的声音。
“姐，我错了。”
这句话，他以前也说过。
喝醉了说，输钱了说，被我妈骂急了也说。说完该怎样还怎样。
但这次不一样。
这次他是在干活的地方说的，旁边还有人搬货的声音，呼呼的风声。
“瑶瑶？”汐姐叫我。
我回过神：“嗯？”
“想什么呢？”
“在想，”我顿了顿，“这次会不会不一样。”
糖糖在旁边拽我的袖子：“妈妈，肉。”
我给她夹了一片，她又指着锅：“还要那个圆的。”
“那是鱼丸。”蒋丞帮她捞，“爸爸给你捞。”
沈西洲看着我们一家四口，忽然笑了：“你们现在这样，挺好的。”
汐姐也笑：“是啊，总算熬出来了。”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来，她比我大几岁，这些年也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在电视台拼命。后来遇到沈西洲，磕磕绊绊的，现在也算圆满了。
“汐姐，”我说，“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都得过几道坎儿？”
她想了想，点头：“应该是吧。有人坎儿多，有人坎儿少，但总得过。”
“过完了就好了吗？”
她没回答，转头看向窗外。
火锅店的玻璃上蒙着一层雾气，外面的街景模模糊糊的，只有路灯的光晕成一团。
“不一定。”沈西洲接话，“过完这道，还有下道。但过多了，就习惯了。”
蒋丞端起杯子，冲我举了举：“来，为习惯干杯。”
我被他逗笑了，端起杯跟他碰了一下。
汐姐和沈西洲也举杯。
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糖糖在旁边学着我们的样子，举起她的酸奶杯，奶声奶气地喊：“干杯！”
果果也跟着喊：“干杯！”
我们都笑了。
吃完饭回到家，已经快十点。蒋丞给两个孩子洗澡，我坐在沙发上，手机忽然响了。
是个陌生号码，显示归属地新疆。
我愣了一下，接起来。
“瑶瑶姐。”是甄勇的声音。
“嗯。”
他那边很安静，不像白天那么吵。
“姐，我下班了。”他说，“今天搬了一百三十七包棉花，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我没说话。
他顿了顿，又说：“姐，我跟你说个事。”
“说。”
“我今天去厂里的小卖部打电话，”他的声音有点低，“老板娘找了半天零钱，我没让她找。我说，等我发工资了，一定来还。”
我听着。
“姐，以前我从来不在乎这种小钱。”他说，“但现在不一样了。秦岭哥说了，做人要立得住，得从小事做起。”
窗外有风吹过，阳台上的衣服轻轻晃了晃。
“姐，”他喊我，“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我记住了。以后，每一分钱，我都记着。”
我握着手机，沉默了几秒。
然后我说：“甄勇。”
“嗯？”
“早点睡。明天还要干活。”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姐，你也早点睡。”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北京的夜色。
远处有零星的灯光，一闪一闪的。
脑海里又浮现出老家的院子，我爸坐在门槛上抽烟，我妈在厨房忙活，甄勇追着鸡跑。
那时候的我们，是好好的。
现在呢？
现在也不差。
至少，我们都在往前走。
蒋丞从浴室出来，头发湿漉漉的，看见我坐在沙发上发呆，走过来坐下。
“谁的电话？”
“甄勇。”
他看了我一眼：“说什么了？”
“说他今天搬了一百三十七包棉花。”我靠在他肩上，“说去小卖部打电话，老板娘找了零钱，他没要，说发工资了去还。”
蒋丞没说话，只是揽住我的肩膀。
过了一会儿，他说：“一百三十七包，不少了。”
我轻轻嗯了一声。
客厅的灯暖融融的，浴室里传来两个孩子嬉笑的声音。
我闭上眼睛。
忽然觉得，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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