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知谣第一次真正理解“家庭”这个词的含义，是在某个周日的傍晚。
那天父亲难得清醒，没喝酒，也没发脾气。他甚至做了晚饭——泡面加火腿肠，但至少是热的。两人沉默地坐在餐桌前，唯一的声响是吸溜面条的声音和电视里嘈杂的广告。
“你妈以前会做红烧肉。”父亲突然说。
宋知谣筷子顿住。母亲是家里的禁忌话题，自从五年前她留下一张“我走了，别找我”的字条消失后，父亲就绝口不提。偶尔喝醉了会骂，清醒时则当这个人从未存在过。
“哦。”她应了一声，继续吃面。
“做得不好吃，太咸。”父亲补充，像在评价一个不相干的人，“但每周都做，好像那样就是个合格的老婆和妈了。”
宋知谣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她记忆里的母亲已经模糊了，只剩下一些碎片：茉莉花香味的雪花膏，织到一半的红色毛衣，还有深夜压抑的哭声。
“她走的那天，也做了红烧肉。”父亲放下筷子，看着窗外渐暗的天色，“放在桌上，没动。我倒了。”
说完这句，他起身进了卧室，关上门。
宋知谣盯着碗里剩下的面汤，油花凝结成白色的斑点。她突然没了食欲。
收拾完碗筷，她决定出去走走。没有目的地，只是想离开这个充满窒息感的家。
傍晚的街道很热闹。菜市场收摊前的甩卖，广场上跳舞的大妈，遛狗的情侣，刚下班匆匆赶路的人。每个人都好像有归处，有等他们回家的人。
宋知谣漫无目的地走，不知不觉走到了城南的教师家属院。
她知道张应清住在这里。上次下雨送她回教学楼后，她“偶然”听见他和同学聊天时提到的。
家属院很老，但整洁。六层高的红砖楼，阳台上晾着衣服，有些窗口已经亮起灯。她站在马路对面，看着那些灯火，想象每扇窗后的生活。
然后她看见了张应清。
他和一个中年女人——应该是他母亲——从楼里走出来，手里拎着垃圾袋。两人走到垃圾桶边，张应清分类投放，母亲在旁边说着什么。距离太远听不清，但能看见她的表情，温和的，带笑的。
扔完垃圾，他们没立刻回去，而是站在一棵桂花树下说了会儿话。张应清比母亲高出一个头，听她说话时会微微低头，很专注的样子。
这时又有一对父女从楼里出来，女孩大概十来岁，扎着马尾辫，蹦蹦跳跳的。她看见张应清，大声喊：“哥哥！”
张应清转身，笑了，伸手揉了揉女孩的头发。女孩躲开，跑到母亲身边告状：“妈，哥哥又弄乱我头发！”
张应清的母亲笑着拍了拍女儿：“你哥逗你玩呢。”
四个人站在那里聊天。父亲问了张应清什么，大概是学习的事，张应清点头回答。妹妹插嘴说了句俏皮话，大家都笑了。
很普通的家庭场景。
但宋知谣看得眼睛发酸。
她想起自己家的晚餐，想起父亲关上的卧室门，想起五年来每个独自在家的夜晚。她从来没有这样站在家门口和父母聊过天，没有兄妹可以打闹，没有人在她回家时问“今天过得怎么样”。
张应清的家庭像一堂生动的课，教会她“正常”该是什么样子。
不是没有矛盾——她看见张应清的母亲说了句什么，张应清的表情变得有些为难，显然是在被要求做不想做的事。也不是永远温馨——妹妹似乎闹了点小脾气，撅着嘴背过身去。
但这些都包裹在一种底色里：安全。你知道无论发生什么，背后有个地方可以回去，有人会接纳你，哪怕他们也会批评你、要求你、偶尔让你烦恼。
天色完全暗下来时，张应清一家回去了。楼道里的声控灯一层层亮起，在三楼左侧的窗口停住。宋知谣看见窗帘被拉开，张应清的身影在窗口晃了一下，然后消失。
她又在原地站了十分钟，直到那扇窗的灯熄灭。
回家的路上，她路过一家便利店，进去买了一包糖。收银员是个年轻的女孩，找零时多给了五毛钱。
“多了。”宋知谣说。
“啊，抱歉。”女孩不好意思地笑，换了一张纸币。
宋知谣拿着糖走出便利店，剥了一颗放进嘴里。太甜了，甜得发腻。但她没有吐出来，而是一点点含化，让甜味在口腔里蔓延。
那天晚上的日记很短：
“2011.9.25，晴。
看见了他的家庭。
像教科书里的插图。
我终于知道自己缺的是什么。
不是钱，不是房子。
是一个可以放心背对的世界。”
写完后，她打开数学练习册，开始做题。函数、几何、概率——这些有明确答案的东西让她感到安慰。至少在这个领域，只要按照规则，就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而生活不是。
生活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题，你甚至不知道题目是什么。
但那天晚上，宋知谣在解一道概率题时，突然想到了张应清。
题目是：从一副扑克牌中随机抽两张，都是红心的概率是多少？
她算出答案：1/17。
很小概率。
那么，在这个城市里，在无数个家庭中，她恰好看见那个“教科书式”家庭，恰好那个家庭里有一个递给她奶茶的男生，这概率又是多少？
应该比1/17小得多。
但她遇见了。
所以也许，小概率事件不是不会发生。
只是需要等待，或者创造。
宋知谣合上练习册，关灯睡觉。
梦里，她站在桂花树下，张应清的母亲对她微笑，说：“进来坐坐吧。”
她迈步，却怎么也走不到门口。
醒来时，枕头湿了一小块。
窗外天还没亮，父亲在隔壁房间打鼾。
她静静地躺着，等待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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