舢板在黄浦江的夜色中漂流，像一片被遗忘的落叶。船工是个沉默的中年人，只是偶尔调整船桨，避开江面的漂浮物。水声、风声、远处偶尔的汽笛声，构成了这个逃亡之夜的背景音。

约翰逊裹着沈墨给他的外套，脸色在月光下显得更加苍白。他搓着被捆绑太久而麻木的手腕，目光在沈墨和学生之间来回移动。

“你们不是普通记者，”他终于开口，声音因为长时间塞口而沙哑，“记者不会在晚上九点从外白渡桥跳下来救人。”

学生正要解释，沈墨抬手制止：“你说得对。但我们确实是来救你的，也确实需要你掌握的情报。至于我们是谁……知道了对你没好处。”

英国人苦笑：“在这个国家待了十五年，我早就学会不问不该问的问题。”他顿了顿，“但我需要知道，你们站在哪一边？”

“哪一边？”学生反问。

“重庆？延安？还是……只为钱办事的第三方？”约翰逊的眼神锐利起来，“你们救我的方式太专业了，专业得像受过训练的特工。而特工背后，总有一个主子。”

沈墨与学生对视一眼。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说是军统的人，可能暴露灰隼的计划；说是独立行动者，又缺乏可信度。

“我们站在真相一边。”沈墨最终说，“如果你查到的那些事情是真的，那么有人想掩盖它。我们想把它公之于众。”

“公之于众？”约翰逊摇头，“《字林西报》是我工作的报社，英国人的报纸，按理说应该安全。但我只是调查到一点皮毛，就被特高课抓了。你们觉得，什么报纸敢刊登真正的内幕？”

“那就寄到国外去。”学生说，“《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总有敢刊登的。”

“需要时间，而且不一定能送到。”约翰逊叹了口气，“但你们说得对，总得试试。”

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油纸包——很小，很薄，显然在被捕前就藏好了。油纸包打开，里面是几张折叠的纸页和两张照片。

“这是我三个月来的调查成果。”约翰逊说，“不多，但足够致命。”

第一张照片是银行转账记录的微缩胶片冲印，上面显示着几个账户之间的资金流向。沈墨一眼就认出了那些账户——和渔夫笔记本里记录的一样。

第二张照片更关键：是一份手写的会议纪要，日期是1938年11月28日，地点是“菊之屋”。与会者包括周文（灰隼）、小野次郎、高宗武，还有……一个英文签名：Alfred Schmidt（阿尔弗雷德·施密特）。

“施密特是谁？”沈墨问。

“德国商人，或者说，表面上是商人。”约翰逊指着照片上的德文注释，“他是德国军事情报局（阿勃维尔）在上海的代表。这份纪要显示，德国人也在参与汪伪政府的筹建，而且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德国人？沈墨脑中闪过一些历史片段：二战初期，德日虽然是轴心国盟友，但关系微妙。德国为什么要在上海支持汪伪政府？

“还有更奇怪的。”约翰逊翻到下一页，“看这笔转账——从瑞士银行的一个匿名账户，汇入周文的香港账户，金额是五十万美元。汇款日期是今年十月，备注是‘技术援助费’。”

“技术援助？”

“我查了那个瑞士账户，”约翰逊压低声音，“虽然匿名，但可以通过一些渠道查到资金来源。钱……来自美国。”

美国？在1938年，美国对中日战争保持中立态度，至少公开如此。但私下里，有美国资金通过瑞士和香港流入汪伪政府？

“会不会是伪造的？”学生质疑。

“我最初也这么想。”约翰逊说，“所以我托在香港的朋友查了周文的那个账户。确实有这笔钱，而且已经分批转出——一部分买了无线电设备，一部分存进了日本正金银行，还有一部分……转到了一个叫‘永利商行’的账户。”

所有线索都串联起来了。灰隼通过多重渠道获得资金：日本的、德国的、美国的？然后通过这些资金建立通讯网络，采购设备，但同时也在洗钱和转移资金。

但他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为汪伪工作？为重庆渗透？还是……为某个更大的国际利益集团服务？

“还有一件事。”约翰逊的声音更加严肃，“我被捕前最后查到的线索——周文不仅和汪伪、日本人、德国人有联系，他还和一个苏联代号‘北极星’的人接触过。”

苏联？沈墨感到一阵眩晕。这个棋局比他想象的还要大，还要复杂。灰隼到底在玩什么游戏？或者说，灰隼自己，是不是也只是某个更大棋盘上的棋子？

舢板忽然剧烈摇晃了一下。船工低声说：“前面有巡逻艇。”

三人立刻噤声。远处江面上，两束探照灯光柱缓缓扫过。日本海军的巡逻艇，正在例行巡航。

船工熟练地将舢板划向岸边，躲在一片芦苇丛后。探照灯的光柱从头顶掠过，没有停留。巡逻艇的引擎声渐渐远去。

“我们得找个地方上岸。”船工说，“日本人丢了重要犯人，肯定会搜江。”

“去哪里安全？”学生问。

约翰逊想了想：“我在法租界有个安全屋，连报社都不知道。但如果特高课已经盯上我，那里可能也不安全。”

“去我那里吧。”船工忽然开口，“我在浦东有个棚屋，偏僻，平时没人去。”

沈墨审视着这个沉默的船工。到目前为止，他表现得很可靠，但在这个时代，信任是奢侈品。

“你为什么帮我们？”他问。

船工沉默了片刻：“我弟弟，三年前在闸北战死了。他死前说，如果能活着，要帮所有打鬼子的人。”他顿了顿，“你们在打鬼子，对吧？”

“我们在打。”沈墨郑重地说。

“那就够了。”船工继续划桨，“坐稳，我们要过江了。”

舢板穿过黄浦江主流，朝对岸的浦东划去。浦东在1938年还主要是农田和村落，没有外滩的高楼大厦，只有零星的灯火。

上岸时已经是凌晨两点。船工的棚屋在一条小河汊边，周围是菜地和鱼塘。屋里很简陋，只有一张床、一个灶台、几张破凳子，但很干净。

约翰逊一进屋就瘫坐在凳子上，显然已经精疲力尽。学生帮他检查了身上的伤——除了脸上的淤青，肋骨可能也有骨裂。

“我需要药，还有食物。”约翰逊虚弱地说。

船工点点头，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小药箱：“红药水，纱布，还有些止痛的草药。”他又从米缸里舀出一些米，“我去煮粥。”

沈墨走到屋外，借着月光观察周围环境。棚屋位于一片小树林边缘，视野开阔，如果有人接近，很容易发现。但同样，如果被包围，也很难逃脱。

系统扫描显示半径五百米内没有威胁，但这只是暂时的。天亮后，搜索一定会扩大到这里。

他回到屋里，约翰逊已经处理完伤口，正在小口喝粥。

“我们时间不多，”沈墨坐下，“特高课会搜遍整个上海找你。你有两个选择：第一，我们帮你离开上海，去香港或者更远的地方；第二，你把所有情报交给我们，我们继续调查，你找个地方隐蔽起来。”

约翰逊放下碗：“我选择第三：和你们一起干。”

“太危险了。你已经暴露了。”

“正因为我暴露了，才更有用。”约翰逊的眼神坚定起来，“我是英国人，特高课不敢公开杀我。而且，我在上海十五年，有很多人脉，可以帮你们接触到更深层的信息。”

“比如？”

“比如那个德国人施密特。”约翰逊说，“我认识他，或者说，认识他的情妇。一个白俄女人，在霞飞路开咖啡馆。通过她，也许能接近施密特，搞清楚德国人到底在做什么。”

沈墨思考着。约翰逊确实有独特的价值——外国人的身份，多年的记者人脉，以及对上海上层社会的熟悉。但他也是个巨大的风险源，一旦再次被捕，可能牵出所有人。

“我们需要商量一下。”他对学生说。

两人走到屋外。夜风吹过菜地，带来泥土和植物的气息。

“你怎么想？”沈墨问。

“他有价值，但风险也大。”学生说，“而且，我们连自己的安全都无法保证，怎么保护他？”

“不需要保护他，只需要合作。”沈墨望着远处上海的灯火，“他做他能做的，我们做我们能做的。信息共享，但行动独立。”

“灰隼那边怎么办？如果他知道我们救了约翰逊……”

“暂时不能让他知道。”沈墨说，“灰隼的身份太复杂，我们不能确定他的真实立场。在搞清楚之前，所有行动都要瞒着他。”

学生点头：“林曼如也一样。”

“对。”沈墨想起笔记本里关于林曼如的记录，“她可能是我们的盟友，也可能是敌人。在确认之前，保持距离。”

两人回到屋里。约翰逊已经喝完粥，看起来精神了一些。

“我们同意合作，”沈墨说，“但有几个条件：第一，你不能再回租界的住所，所有原来的联络点都不能用；第二，我们的身份和行踪要对彼此保密，只交换情报；第三，一旦情况不对，立刻终止合作，各自撤离。”

“合理。”约翰逊伸出手，“合作愉快。”

握手时，沈墨感觉到这个英国人的手劲很大，不像个纯粹的文人。

“天亮前，你得离开这里。”船工插话，“我这地方虽然偏，但早上会有邻居来串门。看到外国人，会引起怀疑。”

“去哪里？”约翰逊问。

沈墨想起一个地方——土地庙。虽然简陋，但至少暂时安全。而且老吴在那里，可以照应。

“我们有个临时据点，”他说，“但条件很差。”

“总比特高课的地下室好。”约翰逊苦笑。

凌晨四点，三人再次出发。船工用舢板把他们送回浦西，在一个偏僻的码头上岸。然后步行穿过荒废的工厂区，绕开所有可能设卡的路口。

天快亮时，他们抵达土地庙。老吴已经在那里等着，看到约翰逊时愣了一下，但没有多问。

“暂时安全。”老吴说，“但我建议不要待太久。今天早上，我看到有陌生人在附近转悠，不像普通人。”

特高课的搜捕网在收紧。

沈墨将约翰逊安置在庙里相对隐蔽的角落，用稻草和破布搭了个简易的铺位。学生去找食物和水，沈墨则开始整理约翰逊提供的情报。

那几张纸和照片是关键，但还不够。他们需要更多的证据，需要能够串联起所有线索的核心信息。

“施密特，”沈墨问约翰逊，“你对他了解多少？”

“表面上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上海的代表，负责电信设备销售。”约翰逊回忆，“但实际上，他的活动远超商人范畴。他经常和日本军官、汪伪官员接触，还频繁出入各国领事馆。我有一次偷拍到他和一个美国外交官密谈的照片，但胶卷在逮捕时被没收了。”

“他住在哪里？”

“法租界霞飞路的一栋公寓，顶层。楼下就是那个白俄女人开的咖啡馆，叫‘安娜咖啡馆’。施密特几乎每天下午都去那里喝咖啡。”

沈墨记下这些信息。如果施密特真是德国情报人员，那么他可能掌握着更全面的国际情报网络信息。如果能接近他……

“那个白俄女人呢？”

“安娜·伊万诺娃，四十岁左右，很漂亮，也很聪明。”约翰逊说，“她1935年来上海，开了这家咖啡馆。表面上是个普通的流亡贵族，但实际上，她的咖啡馆是情报交易的场所。很多外国人、中国人、日本人都在那里交换信息。”

“你和她熟吗？”

“算认识。我去过几次，以记者身份和她聊过。她警惕性很高，但如果你有她感兴趣的信息，她会开口。”

沈墨思考着接近安娜的可能性。他们需要一个新的身份，一个合理的理由去接触她。

学生回来了，带着几个窝头和一小壶水：“只有这些了。”

“够了。”约翰逊接过窝头，“有件事我想起来了——我被捕前，正准备去见一个人。他叫王志远，是汇丰银行的职员，也是郑明远的手下。他说有一些内部文件要交给我，关于周文账户的最新动态。”

王志远？沈墨想起那个在银行会计部被他们胁迫合作的年轻职员。如果他还活着，手里还有新证据……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我们约在三天后，在圣三一堂见面。”约翰逊说，“但现在我被捕了，他可能不会去，或者……他可能也出事了。”

“我们必须去。”沈墨说，“如果他还活着，如果他还信任你……”

“太冒险了。”老吴插话，“圣三一堂在公共租界中心，人多眼杂，很容易被埋伏。”

“但这是唯一的线索。”学生说，“而且，如果王志远有危险，我们也应该去救他——他是因为帮助我们才卷进来的。”

沈墨看着他们：学生的眼神坚定，约翰逊的表情复杂，老吴的担忧写在脸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但目标是一致的——找到真相，无论代价是什么。

“我们去。”沈墨最终决定，“但不是直接去。需要计划，需要侦察，需要后备方案。”

他看向窗外。东方已经泛白，新的一天即将开始。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寻找方向。而他们选择的方向，是朝着黑暗最深处走去，试图在那里，找到一丝光亮。

即使那光，可能是引火的磷火。

第十五章 流亡者的证言

第十五章流亡者的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