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村庄的瞬间，四人跌坐在一间窗明几净的咖啡厅卡座里。

窗外是繁华的商业街，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实木桌面上，空气里弥漫着咖啡豆的焦香和黄油可颂的甜腻。一切正常得令人心慌。

“欢迎来到‘公平秤’律师事务所。”一个柔和的女声响起。

四人抬头，看见一个穿米色套裙的年轻女人站在桌边，笑容恰到好处。她看起来二十五六岁，头发梳成整齐的低马尾，妆容精致但不张扬，手里拿着四份文件夹。

“我是陈晓莉，各位的实习导师。”她递过名片，声音温软，“从今天起，你们将在我们律所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习。表现优异者，有机会获得正式聘用。”

顾慕迅速扫视环境——标准的连锁咖啡厅，周围坐着几桌白领，有人在用笔记本电脑办公，有人在小声谈生意。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但他注意到，陈晓莉递过来的文件夹封面，右下角有个极小的暗红色印记，形状像一杆倾斜的天平。

“签吗？”柏晟压低声音问。

程青已经拿起笔，翻到最后一页——是标准的实习合同，条款密密麻麻。“签。来都来了，我倒要看看这破系统还能玩出什么花。”

四人对视一眼，签下了名字。

笔尖离开纸面的瞬间，咖啡厅的景象开始融化。

不是崩塌，而是像被水洗掉的油画，颜色一层层剥落、流淌。窗外的车流变成模糊的光带，周围的顾客像蜡像般定格、褪色。最后只剩下一片纯白，然后新的色彩重新汇聚——

再睁眼时，他们站在一间拥挤的开放式办公区里。

格子间密密麻麻，每个工位上都堆着厚厚的卷宗。头顶的日光灯发出惨白的光，空气里混合着复印纸、速溶咖啡和某种廉价空气清新剂的气味。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电话铃声像永远不会停歇的背景音。

“新来的？”一个戴黑框眼镜的年轻男人从隔壁工位探出头，语气不冷不热，“我是张伟，比你们早来两周。那边，”他指了指办公室深处，“是陈杰组长的位置，你们归他管。”

顾慕低头看自己——西装革履，白衬衫，深蓝色领带，胸前别着工牌：“实习律师顾慕，工号0741”。他旁边的郑一也穿着正装，但明显不合身，肩膀处有些塌，领带系得歪歪扭扭。

郑一注意到顾慕的目光，扯出个假笑：“第一次穿这么正式，慕律师多指教啊。”

语气里带着刻意的疏离。顾慕心下一沉——进入这个世界后，郑一又戴上了那副对外人的冷漠面具。

“都过来吧。”一个沉稳的男声响起。

办公室深处走出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男人，金丝眼镜，灰色西装熨烫得一丝不苟，头发用发胶固定得恰到好处。他手里拿着平板电脑，眼神快速扫过四人：“我是陈杰，劳动争议组的组长。未来三个月，你们在我手下实习。”

他的目光在程青身上多停留了一秒：“程青是吧？简历我看过，海归法硕，很优秀。柏晟，你有两年法务经验，应该能很快上手。顾慕和郑一……”他顿了顿，“应届生，从基础做起。”

分工很快明确：程青被安排处理一批集体劳动仲裁案件，柏晟负责合同审查，顾慕和郑一则是杂活——复印、归档、联系当事人、整理证据材料。

“这个世界，似乎要我们扮演律师。”午休时，四人在楼梯间碰头，程青压低声音，“但我总觉得不对劲。你们注意到没有，所有我们经手的案子，都是‘弱势方对抗强势方’——员工告公司，租客告房东，消费者告大企业。”

柏晟点头：“而且胜诉率低得离谱。我今天翻了去年的案卷，类似案件在其他律所胜诉率能达到60%，这里只有不到20%。”

“更奇怪的是，”顾慕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他习惯性记录观察，“我上午去档案室，发现所有败诉案件的卷宗，最后都有一份‘和解协议’，赔偿金额远低于法定标准。而且签署时间都在庭审前几天。”

郑一一直沉默地靠在墙上，此时忽然开口：“你们有没有发现，陈晓莉和陈杰……走得很近？”

三人看向他。

“上午我去茶水间，看见他们在消防通道说话。”郑一的声音很轻，“陈晓莉说‘这几个新人好像不太安分’，陈杰说‘放心，按老规矩处理’。然后陈晓莉……”他顿了顿，“她笑了，那种笑容不像平时的温柔，很冷。”

顾慕的刑警本能被触发了：“老规矩？”

“不知道。”郑一摇头，“但我觉得，这个律所不像表面那么干净。”

下午，陈杰给程青分配了一个“重点案件”：某食品厂三十名女工起诉公司长期超时加班、未足额支付加班费。证据充分，事实清晰，按理说胜算很大。

“这个案子你来主导，”陈杰把卷宗递给程青时，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好好表现，关系到转正名额。”

程青接过卷宗，翻开第一页就皱起眉：“诉请金额……为什么这么低？”

按照法律规定，超时加班应支付150%-300%的工资，但这份诉状里只要求100%。而且没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也没有要求公司公开道歉。

“这是策略，”陈杰推了推眼镜，“诉求低一点，和解的可能性大。这些女工经济困难，早点拿到钱比什么都重要。”

听起来合理，但程青觉得哪里不对。她没多说，抱着卷宗回到工位。

接下来三天，四人逐渐摸清了这个世界的规则。

第一，时间流速异常。咖啡厅里签合同时是上午十点，进入律所后时间变成了早上八点半。但三天过去，窗外的天色从没变过——永远是那种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又始终不下的状态。办公室里没有钟，所有人的电脑时间都停在8:47。

第二，案件有“优先级”。程青发现，但凡涉及大企业、政府部门的案件，都会被系统标记为“高风险”，分配给新人处理；而那些标为“高回报”的私人纠纷、小额债务案件，则牢牢掌握在陈杰和几个资深律师手里。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个世界的“公平”是伪命题。

“我今天联系了食品厂案的一个女工，”程青在第四天晚上的秘密会议中说（他们发现楼梯间的监控每到晚上八点就会“故障”十分钟），“她说之前找过别的律师，对方开口就要五万律师费，她付不起。找到我们律所，陈杰说‘先办案，后收费，败诉不收费’。”

“听起来很良心啊。”郑一说。

“但条件是，”程青咬牙，“如果和解或胜诉，律所要抽赔偿金的50%。”

“50%？！”柏晟震惊，“这不合规！”

“而且，”程青继续，“女工还透露，之前有几个工友想找媒体曝光，被陈杰劝住了。他说‘媒体一报道，公司更不会给钱，你们一分都拿不到’。”

顾慕合上笔记本：“所以陈杰的模式是：用低门槛吸引弱势当事人，用‘快速拿钱’说服他们降低诉求，然后通过私下和解（通常远低于法定标准）迅速结案，抽取高额分成。当事人觉得‘总比没有好’，实际上被严重剥削。”

“那陈晓莉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郑一问。

回答他的是第二天的“突发事件”。

程青熬了两个通宵，重新计算了食品厂案的赔偿金额，并补充了精神损害赔偿和公开道歉的诉求。她将修改后的诉状提交系统时，屏幕上弹出一行红字：“格式错误，请按模板重新提交。”

开端：咖啡厅的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