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必须双线作战。”林清然已经冷静下来,大脑高速运转,
“第一,正面回应价格——方博士说可以调整,我们需要重新测算估值上限,并设计更灵活的对价结构,不能让BioCore单纯用现金优势绑架NeoGene的股东。第二,也是更关键的,主动化解监管疑虑。被动澄清永远追不上谣言,我们必须抢在BioCore的叙事固化之前,自己定义‘国家安全风险’的标准。”
她走到白板前,开始快速勾勒框架:“我需要一份CFIUS申报预案,不是将来提交用的那种,而是现在就可以向NeoGene董事会、向媒体、向有影响力的第三方展示的‘合规路线图’。要详细论证我们的技术为什么是安全的,主动提出哪些缓解措施,甚至可以邀请第三方审计。目标是把‘瑞康并购=安全可控’这个等式,植入所有关键决策者的认知。”
郭涛看着她专注的侧脸,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骄傲。
这个女人在压力面前从不慌乱,反而总能迸发出更耀眼的光芒。“我来协调财务团队,重新测算报价弹性和对价结构。同时让王默盯紧华盛顿那边的动向,一旦BioCore有新的游说动作,我们必须第一时间知道。”
两人迅速分工,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套房再次变成作战指挥部。
林清然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面前堆满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相关法规、过往案例、NeoGene的技术资料以及一份她之前就开始起草的申报框架。
她需要将这一切融合成一份既有法律严谨性、又有政治说服力的文件。
第一版大纲很快成型,她决定从四个维度展开论证:
一、技术用途限定:详细界定NeoGene核心技术的设计初衷和应用场景,强调其完全服务于医疗健康领域,与军事用途无关。引用公开论文、专利申请文件中的表述作为佐证。
二、数据主权保障:主动承诺,并购后所有涉及美国受试者的原始研究数据,将完全存储于美国本土服务器,由独立的美国团队管理,不经任何跨境传输。这一条,直接回应了数据安全的最高关切。
三、治理防火墙:提议设立由美方成员主导的“安全审查委员会”,对任何可能引发敏感性争议的研究方向拥有实质性监督权。委员会成员可包括退休的联邦法官、前政府官员、知名伦理学家等。
四、透明度机制:自愿接受年度第三方合规审计,审计报告向公众公开(涉密部分除外)。设立公开的投诉与举报渠道,任何关于技术滥用的担忧都可以被独立调查。
她逐条推敲,反复模拟CFIUS审查官可能提出的质疑,然后补充对应的证据和论证路径。
写到深夜,眼睛酸涩,她就滴两滴眼药水继续。
困意袭来,她就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嘴里默念着关键条款。
郭涛几次敲门送咖啡或宵夜,都只是默默放在桌边,不去打扰她的思路。
有一次他进来时,看到她正对着屏幕上的一个段落陷入沉思,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嘴里喃喃自语:“……‘数据主权’的表述会不会太强硬?应该用‘数据本地化’更中性……不对,‘本地化’容易让人联想到数据围墙,还是用‘存储自主权’……”
他轻轻退出,带上门,心中涌起无限怜惜。
这个女人,连用词的政治潜台词都要反复斟酌,把每一处细节都打磨到极致。
第三天凌晨,三十页的《瑞康收购NeoGene国家安全合规框架与缓解措施预案》初稿完成。
林清然从头到尾通读一遍,又让郭涛从财务和战略角度提意见两人花了整整一个上午修改润色,最终定稿。
“现在需要让这份预案发挥最大效用。”林清然打印出几份,分发给核心团队成员,“一方面,要尽快同步给戴维斯和NeoGene董事会,让他们看到我们解决监管问题的决心和能力,抵消BioCore的恐吓战术。另一方面,要通过合适的渠道,让华盛顿的关键人士看到——不是以游说形式,而是作为‘行业最佳实践’的展示。”
“学术界那条线可以启动了。”郭涛提醒,“沃顿教授之前就表示过愿意帮忙。如果能有MIT、哈佛的知名学者公开支持负责任的中美科技合作,舆论天平就能扳回来一些。”
林清然立刻拨通了沃顿教授的电话。
简单说明情况后,沃顿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林律师,我一直在等你们这个电话。实际上,我已经和几位同事私下聊过,大家都对目前这种‘妖魔化’一切中美科技合作的氛围感到担忧。NeoGene的案例,恰恰可以成为一个正面示范。给我两天时间,我联系一下相关院系的同仁,还有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两天后,一封由MIT、哈佛、斯坦福等七所顶尖高校的十四位知名生物工程、神经科学和伦理学教授联名的公开信,发表在《波士顿环球报》的评论版和几家学术网站上。
信中没有直接提及NeoGene或瑞康,而是以“关于维持中美生物医学开放合作的声明”为题,阐述了跨国学术与产业合作对于加速科学发现、造福全球患者的重要意义,呼吁政策制定者“避免因过度泛化的安全关切,损害正常的科研交流与商业合作”。
公开信发表当天,就被多家媒体转载。
《华尔街日报》甚至做了一篇跟进报道,标题是《学术界发声:警惕“安全泛化”损害生物医学创新》。
文中虽然仍保持平衡报道,但第一次出现了支持中美合作的声音,打破了BioCore营造的一边倒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