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是踩着泥泞来的。

冬天的冻土被暖风一吹，表层化了，底下还硬着，一脚踩下去，鞋底糊上厚厚一层黄泥，拔脚时格外费力。路边的枯草根里，却已钻出星星点点的绿意，怯生生的。天空也比冬日透亮些，是那种淡淡的、水洗过的蓝。就在这样一个泥泞与生机混杂的季节，我背着母亲在城里给我买书包，要去隔壁村的小学读书了。

大人们都说，这是件好事。学校有住宿，晚上不用回家。我心里也模糊地觉得，这或许真是件好事——至少，不用整天待在同一个屋檐下，呼吸都好像能松快些。

路是真远。没有车接车送，家里的车，大人有生意要忙，不可能专为我跑。我得自己走。翻过屋后那座不算高但很有些陡的黄土山，穿过一片刚刚翻耕、弥漫着新鲜泥土气的田埂，再战战兢兢地走过河上那根孤零零的独木桥——桥下河水因为化雪涨了不少，哗哗地流，看得人眼晕。过了桥，还得沿着土路走上好一段，才能望见学校那排灰扑扑的平房。

那翻山越岭的路，像一条实实在在的界线，把“学校”和“家”隔成了两个世界。

新环境，一开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教室里坐满了陌生的面孔。他们说话的口音有些微差别，玩的游戏我也不熟悉。我像是误入别人领地的幼兽，畏畏缩缩地，只敢挨着同村来的几个孩子坐。下课了，别人聚在一起追逐打闹，叽叽喳喳，我多半是站在走廊边上，或趴在窗口，看远处起伏的山峦线。主动搭话是需要勇气的，而我那份勇气，好像落在了翻山途中，或是掉进了过桥时的河水里。

慢慢也就适应了。知道厕所的位置，也记住了几个新同学的名字，虽然话还是不多。

晚上住宿，有晚自习。教室里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声响，照着底下一个个黑乎乎的头顶。大部分时间是自己学习，偶尔老师会来转转，敲敲打瞌睡同学的桌子。那是真正安静的、长得似乎没有尽头的夜晚。

我常常学不进去。

笔尖停在作业本上，眼神却飘走了。看着前面两个女生凑在一起，低声讨论着什么，忽然就笑起来，肩膀轻轻碰撞；看着旁边的男生专注地演算，草稿纸上写满密密麻麻的数字。他们那么自然，那么投入，仿佛这个世界就是由习题、交谈、明天的课堂提问构成的。

可我总觉得，我和他们之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柔软的膜。我在这里，又好像不在这里。

心思总会不由自主地翻过那座山，飘回那个此刻已亮起灯火的家里。他们在做什么？晚饭吃了吗？今天……平静吗？那些争吵的碎片，会在这样安静的夜晚，格外清晰地浮现出来。母亲低头的侧影，父亲摔门而去的声响，像默片一样在脑海里反复播放。

有时候，想着想着，鼻尖就毫无征兆地酸涩起来。视线迅速模糊，滚烫的液体毫无预兆地涌出眼眶，啪嗒一声，落在摊开的练习本上，洇湿一小块纸页。我慌忙用手背去擦，头埋得更低。我不知道这是因为环境的陌生，还是因为后来才听说的那个词——“泪失禁”。我只知道，那种担忧和难过来得猝不及防，而我控制不住它。

有一次，我甚至在草稿纸的角落，用最小的字，偷偷写下：“妈妈，你现在好吗？我很担心。”写完了，又像做贼似的赶紧涂掉，涂成一团浓黑的墨迹。那团墨迹像我心里化不开的结。我才小学的年纪，胸膛里揣着的那颗心，却好像已经跳过了某些步骤，早早学会了沉重和挂念。

学校里需要家长参与的事，我总是只告诉母亲。开学报到、家长会、运动会……填表格时，“父亲”那一栏对我而言，总带着一种无形的压力。我不敢让他来，也不想。他的出现，像一颗不确定何时会响的炮仗，让我在同学面前感到紧张和难堪。

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

偶尔，他生意顺路，会开着车来到校门口，接考完试的我。碰上大雪封山，路实在难走，他也会来。车里除了我，往往还捎带上同村的一两个同学。那时，他会显得像个正常的、甚至有点朴实干练的父亲，嘱咐我们坐稳，别乱动。天气冷，但挤在一起，听着发动机的轰鸣，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白茫茫的田野，竟也会生出一丝难得的、粗糙的暖意。

更难得的，是他心情明显好的时候。比如某次考试前，他或许刚谈成了一笔不错的生意，会叫住我，从那一叠钞票里，抽出几块，递给我。

“拿着，买点吃的。”他这么说，语气算不上温柔，但也没有平日的紧绷。

我攥着那带着他体温的纸币，心里会泛起一丝极其细微的、混合着惊讶与酸楚的涟漪。仿佛这一点点的、偶然的温情，比持续的冷漠更让我不知所措。我知道这好心情像山间的云雾，风吹即散。但那一刻，走在去小卖部的路上，指尖摩擦着纸币粗糙的表面，我确实会允许自己，做几分钟一个因为有了零花钱而简单快乐的孩子。

然后，铃声响起，我又走回教室，坐回那片嗡嗡作响的日光灯下。窗外是沉沉的暮色，山的那一边，是家。

我翻开书，或摊开作业本。那刚刚得到的一丝暖意，很快又被漫长夜晚里惯有的、安静的孤独和遥远的牵挂所取代。我知道，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依然要独自翻过那座山，走过田埂，渡过小桥。

而在山的那一边，有些东西，是我无论走多远的路，都无法真正逃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