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的天空十分明亮，犹如生的天空一样

她第一次认真观察“天空”，是在16岁那年。

那天的空气有点闷，像一块被人忘记拧干的湿布。楼道里的灯泡坏了，下楼时要一边扶着墙，一边用脚试探台阶。她从学校回来，手里捏着一张数学卷子，上面用红笔写着“145”，旁边还画了个圈，圈得有点用力，纸都快破了。

她本来打算一进门就把卷子甩到茶几上，像往常那样，等父亲抬头看她一眼，说一句“不错”。那两个字对别人来说可能只是随口的敷衍，对她却像某种精确的奖励机制，她的大脑会为此分泌一点点快感，像多巴胺被按了一下开关。

但那天，客厅安静得有点反常。

父亲已经回来了，这本身就很不寻常，平时这个点，他应该还在公司开会，或者堵在高架上，打电话骂下属。此刻他却坐在沙发上，姿势端正，背挺得很直，却又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掏空了，只剩下一个壳。

他的公文包放在脚边，拉链半开，露出几份文件的边角，纸张被折出僵硬的折痕。茶几上有一杯水，水面没有一丝波纹，说明已经放了很久。

母亲在厨房，切菜。

菜刀落下的声音很有规律：咚、咚、咚。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力度，同样的间隔，像是某种机械节拍。她站在门口，听了三秒，就可以在脑子里画出一条完美的节奏曲线，稳定，重复，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如果这是一道数学题，她会在旁边写：方差趋近于零。

“回来了？”母亲头也没回，声音和刀声一样平稳，“先去洗手，一会儿吃饭。”

她“嗯”了一声，眼睛却没离开父亲。

父亲的脸色不对劲。不是普通的疲惫，而是那种被抽走血色之后，剩下的灰白色。他的眼睛微微下垂，视线落在茶几边缘的一个点上，仿佛那里有一道只有他能看见的题目，而他正在努力计算。

“医生说，”父亲突然开口，声音轻得像从很远的走廊尽头飘过来，“是晚期。”

这三个字落地时，没有任何铺垫，也没有后续。就像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个结论，却忘了写推导过程。

母亲切菜的动作停了半秒，然后又恢复了刚才的节奏。咚、咚、咚。那半秒的停顿，如果不刻意去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她数了。

她的大脑立刻开始运转。

“晚期”这个词，她在电视剧里听过，在报纸的角落看过，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被压低声音的陌生人说过。它通常和另一个词成对出现“没救了”。

她迅速在脑海里调出所有相关数据：

父亲最近几个月瘦了很多，裤腰带往里多打了一个孔。

偶尔会在饭桌上突然放下筷子，捂住胸口，说“有点闷”。

上周体检回来，他把报告锁进了抽屉，钥匙放在平时从来不用的一个烟灰缸底下。

她当时没有去翻，因为那道题还没出现在卷子上，现在题目来了。

她没有像别的小孩那样冲过去问“什么晚期”“还能活多久”。她只是站在原地，大脑开始做条件概率的快速运算：

已知：父亲 = 家里的经济来源 + 权威形象 + 情绪稳定器

若父亲死亡，则：

家庭收入下降 70% 以上

母亲的情绪方差可能剧烈增大

自己在学校的“表现奖励机制”将失去重要变量

这些推导在她脑子里只花了不到十秒。结论很清晰：这是一个极其负面的事件。

从情感上讲，她应该感到害怕、难过、无助。从逻辑上讲，她确实承认，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但奇怪的是，她没有感觉到“难过”这种情绪，只感觉到一种冷静的困惑，像遇到了一道超出教学大纲的压轴题。

她走到窗边，下意识地抬头看天。

那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下午。天空蓝得很克制，没有那种夸张的、广告片里的饱和度，而是一种淡淡的、略带灰度的蓝。云被风吹成薄薄的一层，像被人不小心抹开的白色颜料，边缘模糊，没有明确的形状。

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呈不规则的条状，落在对面的楼墙上，亮得刺眼。墙皮有些脱落，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被光照得发白，像一块旧创可贴。

楼下有小孩在吵，有电动车急刹车的声音，有卖水果的小贩用喇叭循环播放“便宜了便宜了”。一切都和昨天、前天、大前天没有任何区别。

她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如果父亲会死，那这块天空，会不会因为他的死而变暗一点？

她在脑子里做了一个小小的思想实验。

假设：

父亲的生命 = 一个重要的变量

天空的亮度 = 一个可观测的函数

如果变量发生剧烈变化，比如从“存在”变为“不存在”，“生”变“死”，那么函数的输出是否应该出现相应波动？也就是天空的亮度，是否会变化

她盯着天空看了整整一分钟，视线甚至有点发疼。她认真地对比：

亮度：没有明显减弱

颜色：仍然是那种克制的蓝

云的运动：依旧被风吹着走，速度稳定

太阳的位置：缓慢移动，符合地球自转规律

结论：没有任何变化。

天空仍然是那么亮，那么蓝，云仍然被风吹着走，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如果我死了呢？”她在心里继续问，她迅速代入自己：

自己 = 一个普通的高中生

对世界的影响范围 ≈ 家庭 + 学校

对自然系统的影响 ≈ 0

那么，当这个变量消失时，天空的亮度函数会有变化吗？

答案必然是不会

天空还是会亮，云还是会走，太阳还是会升起。街上的人会照样上班，楼下的小孩会照样吵架，卖水果的小贩会照样喊“便宜了便宜了”。

她得出了一个逻辑极其清晰的结论：

死亡并不会让天空变暗。

换句话说，死的天空，和生的天空，是同一块天空。

这一结论非常干净，没有任何模糊地带。但干净的东西，往往会让人不安。

她转头看向父亲。

父亲还坐在沙发上，只是姿势稍微变了一点——他的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手指用力到指节发白。那种白，和窗外楼墙被阳光照得发白的颜色，在他眼里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呼应。

一个在室内，一个在室外。

一个即将停止，一个继续运行。

“你在看什么？”母亲终于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盘切好的黄瓜，语气仍然平稳，“快去洗手，菜要凉了。”

“看天。”她说。

“天有什么好看的？”母亲随口道，“每天都一样。”

“是啊，”她在心里回答，“每天都一样。不管谁死，都一样。”

从那一刻起，她开始怀疑“生”与“死”的界限，是不是被人类自己夸大了？

如果天空不因死亡而变暗，那死亡到底改变了什么？

只是某个生物个体的停止运行？

还是一整套社会关系的重新排列？

那“自我”呢？

“自我”在这个系统里，究竟是一个必要变量，还是一个可以被省略的中间步骤？

她回到房间，把那张写着“145”的数学卷子放进抽屉，没有拿给父亲看。那道已经做对的题，突然变得没有意义。

她拿出一个新的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下一行字：

课题一：

若天空不因死亡而变暗，则“生/死”的差异是否仅存在于人类的主观定义中？

这是她第一次，把“天空”当成一个实验对象。从那天起，她不再只盯着课本上的标准答案。她开始盯着更大的、更危险的问题，那些没有老师愿意讲，没有家长愿意听，却在夜里悄悄发光的问题。

她会在阳台上站很久，抬头看天，像在等一个只有她能看懂的信号。

别人眼里，那只是普通的天空。在她眼里，那是一块巨大的、冷漠的屏幕，无论下面的人怎么生，怎么死，它都照常亮起，照常变暗，像一个没有感情的监考老师，冷冷地看着所有考生，在同一张卷子上，

写下不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