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小时的倒计时,在死寂中走到了尽头。
第二天清晨,天色未亮,病房门被无声地推开。没有敲门,没有询问。进来的是两名穿着黑色西装、面无表情的陌生男子,他们的动作精准、利落,带着一种训练有素的冰冷。白鸟警官跟在他们身后,脸色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异常疲惫和凝重,他没有看我,目光低垂,仿佛脚下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东西。
“浅川小姐,时间到了。”其中一名黑衣男子开口,声音平板,不带任何情绪,“请配合我们。”
没有解释,没有安慰,只有不容置疑的命令。
我知道反抗是徒劳的。我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眩晕感立刻袭来,我扶住床沿,稳住身体。左肩的伤口在动作下隐隐作痛。我没有换病号服,因为不需要。他们带来的,是一个没有任何标识的、装着我那几件少得可怜的私人物品的密封袋。
一名男子上前,动作迅速地检查了我的输液管是否拔除干净,然后示意我起身。另一人则警惕地扫视着房间和门外走廊。
“白鸟警官……”我嘶哑地开口,声音微弱得自己都听不清。
白鸟抬起头,目光复杂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愧疚,有无奈,或许还有一丝解脱。他张了张嘴,最终只是低声说:“保重,浅川小姐。”
保重。多么苍白无力的告别。
我被两名黑衣男子一左一右地“护送”着,离开了这间住了不到一个月的病房。走廊里空无一人,护士站也空着,仿佛被提前清场。我们乘坐一部需要专用钥匙卡才能启动的货运电梯,直接下到地下停车场。
一辆没有任何标志的黑色厢式货车停在阴影里,后门敞开着,像一张沉默的巨口。我被示意坐进后排,两侧是加固的车壁,没有窗户。一名男子坐进我旁边,另一人关上门,坐进副驾驶。引擎启动,声音低沉。
车厢内一片昏暗,只有仪表盘微弱的光线。没有人说话。我能感觉到车辆在东京清晨空旷的道路上行驶,转弯,加速,减速。我试图通过身体的倾斜和轮胎压过路面的声音来判断方向,但眩晕和耳鸣让我的感知混乱不堪。我只知道,我们正在远离市区,远离米花町,远离我所熟悉的一切。
不知过了多久,车辆开始颠簸,似乎驶上了崎岖的山路。空气也变得潮湿阴冷。最终,车停了。
后门打开,刺眼的天光让我眯起了眼。我们停在一个隐蔽的山谷里,四周是茂密的树林,面前是一栋灰扑扑的、看起来像是废弃仓库或者旧研究所的低矮混凝土建筑,没有任何窗户,只有一扇厚重的铁门。
“到了。”旁边的男子简短地说,示意我下车。
铁门旁站着一个穿着类似制服的男人,他验看了司机的证件,又用仪器扫描了我们全身,这才用钥匙打开了铁门上的多重锁具。
门内是一条狭长、光线昏暗的走廊,墙壁是冰冷的混凝土,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霉味混合的气息。我被带到一个房间门口,男人用钥匙打开门。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个简易的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狭小的、没有窗户的卫生间。墙壁是惨白的,天花板很高,角落里有一个不起眼的摄像头闪着微弱的红光。这里比警视厅的医院更加压抑,更像是一座监狱。
“这是你的房间。每日三餐会准时送达。有任何需要,按床头的呼叫铃。非必要,不要随意走动。”带路的男人机械地交代着,然后将我的密封袋放在床上,“你的物品在这里。记住这里的规矩:禁止与外界有任何形式的联系。这是为你的安全负责。”
说完,他退了出去,厚重的铁门在我身后“哐当”一声关上,落锁的声音清晰而冰冷。
我站在原地,环顾着这个狭小、封闭、毫无生气的空间。这就是“绝对安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地点”。一个现代化的、高科技的活死人墓。
我走到床边,坐下。床板很硬。我打开那个密封袋,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物,阿笠博士带来的那几本没看完的旧书,还有……一个用干净手帕小心包好的东西。
我打开手帕,里面是那个在安全屋时,我用来在镜子上写“活着”的、已经干涸碎裂的唇膏。它怎么会被收在这里?是护士收拾东西时无意中放进去的?还是……
我拿起那半截唇膏,冰凉的触感让我微微一颤。在这个连时间都变得模糊的囚笼里,这是我与过去唯一的、脆弱的联系。
我走到光秃秃的、冰冷的墙壁前,犹豫了一下,然后用唇膏的断面,在惨白的墙面上,用力划下了两个字:
“活着”。
字迹歪歪扭扭,红色的膏体在白色墙壁上格外刺眼。
做完这一切,我瘫坐在冰冷的地上,背靠着墙壁,感受着从混凝土传来的寒意渗透骨髓。
系统的提示音,如同幽灵般,准时响起:
【“存在性侵蚀”进度:60%。物理隔离完成。社会身份信息冻结程序启动。】
物理隔离完成……社会身份信息冻结……
浅川弥生,旅馆老板,正在从这个世界被一点点擦除。
而新的“代价”,似乎才刚刚开始支付。这一次,它要夺走的,是我作为一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最后证明。
我闭上眼,将头埋进膝盖。
孤独和绝望,像这混凝土房间一样,坚不可摧,密不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