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月亮升起来了，清冷的月光透过糊窗的塑料纸缝隙，在地上投下一道窄窄的光带。
同一时刻，在城西那片安静的干部家属院里，江苏影也还没睡。
她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桌上摊开的不是学校课本，而是一摞厚厚的工厂报表。
台灯是父亲去年从上海出差带回来的，乳白色的灯罩，光线柔和明亮。
这是她第一次如此系统地看厂里的资料。过去父亲从不让她接触这些，只说“你好好读书就行”。
但现在，父亲那句“以后厂里的事，就交给你了”像一道命令，让她不得不直面这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术语。
她先看的是上半年的生产报表。每个月各车间的产量、耗材、工时、合格率……数字起起伏伏，像一条条有生命的曲线。
她看得吃力，很多专业术语不懂，只能对照着父亲书架上那本《纺织工业管理基础》一点一点查。
看到织布车间的数据时，她注意到一个现象：三车间的产量一直稳定，但耗纱量逐月微升。虽然增幅很小，但趋势明显。
她皱起眉，翻开对应的原料入库记录，又核对出库单，一笔一笔地算。
台灯的光照在她专注的侧脸上，睫毛在眼下投出淡淡的阴影。
书桌一角摆着个小相框，里面是她和父母的合影——那是她初中毕业时拍的，父亲还满头黑发，笑得爽朗；
母亲邓淑兰挽着发髻，温柔地搂着她的肩。照片是彩色的，但已经开始泛黄。
算到第三遍时，她基本确定了：三车间的耗纱量确实异常。
要么是统计有误，要么是生产过程中有浪费，要么……她不敢往下想。
合上报表，她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目光落在桌边那串黄铜钥匙上。
钥匙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但此刻在她眼里，却显得格外沉重。
今天白天在办公室，她其实没有一直看资料。上午父亲没来，几个车间主任来找，她只能说“江厂长身体不太舒服，下午来”。
他们嘴上说着“没关系，让江厂长好好休息”，但眼神里的探究和疑虑，她看得分明。
下午父亲来了，但只待了两个小时。他脸色依然不好，却强打着精神开了个小会，布置了下周的生产任务。
散会后，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休息了好一会儿。江苏影给他倒了杯热水，他接过时，手有些抖。
“爸，要不明天您别来了，在家休息吧。”她忍不住说。
江父睁开眼，笑了笑，那笑容疲惫但温和：“哪有那么娇气。老毛病了，吃几天药就好。”
他顿了顿，看着女儿，“报表看得怎么样？”
“在看。”江苏影没提自己的发现，她不想让父亲更操心，“有些地方不太懂。”
“不懂就问，问李科长，问徐主任，问车间老师傅。”江父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牛皮封面已经磨损，
“这是我这些年记的，厂里的大事小情，一些经验教训，都在里面。你有空看看。”
笔记本很沉，翻开第一页，是工整的钢笔字：1978年3月，洪星纺织厂恢复生产责任制试行记录。字迹遒劲有力，是父亲年轻时写的。
江苏影接过笔记本，感觉接过的不是一本笔记，而是一座山。
现在，夜深人静，那本笔记就放在报表旁边。她翻开一页，看到父亲记录的1982年那次设备改造的详细过程：
如何争取上级拨款，如何选择设备型号，如何组织安装调试，出现问题如何解决……事无巨细，连每个参与人员的名字和分工都记得清清楚楚。
她看得入神，仿佛能透过字迹，看见当年父亲忙碌的身影:
在车间里和技术员讨论，在办公室熬夜画图纸，去省城跑手续时在火车站啃冷馒头……
门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是母亲邓淑兰。邓淑兰轻轻推开门，手里端着一碗银耳羹。
“还没睡？”邓淑兰把碗放在桌上，声音压得很低，怕吵醒已经休息的父亲。
“马上就看完了。”江苏影说，接过碗。银耳炖得晶莹剔透，微甜，温度正好。
邓淑兰在床边坐下，看着女儿。灯光下，女儿的脸还有些稚气，但眼神已经不一样了——那是开始承担重任的人才会有的眼神。
“你爸今天回来，又吃了药才睡下。”邓淑兰轻声说，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忧虑，
“医生说是慢性胃炎，要静养，不能劳累，不能操心。可厂里这一摊子事……”
“妈，您别太担心。”江苏影放下碗，握住母亲的手，
“爸会好起来的。厂里的事……我会尽快学。”
邓淑兰反握住女儿的手，握得很紧。
她的手有些粗糙，是常年做家务留下的。但此刻，这双手传递着温暖和力量。
“你爸把厂子看得比命还重。”邓淑兰的声音有些哽咽，
“这些年，多少人劝他，凭咱家的条件，早该自己单干了。可他说，厂子是国家的，是几百号工人的饭碗，不能丢。”
江苏影静静地听着。这些事，她以前也零星听过，但从未像现在这样真切地感受到其中的分量。
“现在你要接这个担子，妈心疼你，但也为你爸高兴。”邓淑兰抹了抹眼角，“你是个聪明孩子，一定能做好。只是……别太逼自己，慢慢来。”
“我知道。”江苏影点头，心里那点因为看不懂报表而产生的焦躁，似乎被母亲的话抚平了些。
邓淑兰又坐了一会儿，叮嘱她早点睡，才轻手轻脚地离开，带上了门。
房间里重新安静下来。江苏影喝完银耳羹，收拾好桌面，却没有立刻关灯。她拿起那串黄铜钥匙，放在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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