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码头的木制栈桥伸进维多利亚港，像一根颤巍巍的手指，试探着夜的深度。我踩着高跟鞋走在上面，每一步都发出空洞的回响，像心跳，像倒计时。
八点零三分。我迟到了。
不是因为犹豫——尽管我确实犹豫了整个下午，在宿舍里来回踱步，把那本《睡莲》翻了又合，合了又翻。最后是阿香看不下去了，小声说：“小姐，您若不想去，就不去。”
我说：“我得去。”
我得去，不是为了见他，是为了斩断。斩断三年来那些不肯散去的鬼魂，斩断那些在午夜梦回时啃噬心脏的“如果”。
栈桥尽头的灯塔亮着。不是那种刺眼的光，而是昏黄的、温柔的光，在浓雾里晕开一圈一圈的光晕，像水面的涟漪。雾笛每隔一分钟低鸣一次，声音低沉悠长，像巨兽的叹息。
他站在灯塔的基座旁，背对着我，望着海。没有穿白天的西装，换了一件深色的呢子大衣，肩膀的轮廓在雾里有些模糊。手里夹着一支烟，红色的火星在雾里明灭，像暗夜里的独眼。
我停在十步之外。高跟鞋的声音停了，世界只剩下海浪拍打桩基的哗啦声，和那声永不停歇的雾笛。
“你来了。”他没有回头。
声音穿过雾，有些失真，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来了。”我说。
他转过身。灯塔的光正好扫过他的脸，一明一暗之间，我看见他嘴角似乎有一丝笑，很淡，很快被黑暗吞没。
“我以为你不会来。”
“我也以为我不会来。”
沉默。雾在我们之间流动，像一道无形的墙，又像一条黏稠的河。远处的天星小轮渡船亮着灯，缓缓驶过，像梦里的萤火虫。
“香港的雾，”他吸了口烟，缓缓吐出，“和上海的不一样。上海的雾是灰的，带着煤烟味。这里的雾是白的，带着海腥味。”
“昆明没有雾。”我说，“只有雨。冬天的雨，很细，很冷，像针。”
“你去过昆明。”是陈述，不是疑问。
“联大。”
“我知道。”他弹了弹烟灰，“母亲告诉我了。她说你在那里……过得不错。”
过得不错。多轻巧的三个字，掩盖了防空洞的潮湿，掩盖了警报声的尖锐，掩盖了那些散落在山路上的、永远捡不回来的书页。
“顾夫人……还说了什么？”
“她说你长大了。”他终于看向我，目光穿过雾，像两把钝刀，慢慢地、一寸一寸地割开夜色，“她说你现在叫沈念雪，是皇仁书院的助教，教国文，管图书馆。她说你剪了短发，穿阴丹士林的旗袍，走路很快，说话很少。她说你……看起来过得不错。”
每一个“她说”，都像一根针，扎在心上。原来这三年，我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看着，记着，汇报着。而我像个傻瓜，以为自己逃得够远，远到可以重新开始。
“她还说了什么？”我的声音在抖。
“她还说，”他走近两步，雾被他的身体搅动，散开，又合拢，“三年前在黄浦江边，她给了你两块玉佩。一块是你的，一块是我的。”
我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那个绸布包。打开，两块羊脂白玉在灯塔的光下泛着温润的光。那抹血沁在昏黄的光里格外刺眼，像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
“在这里。”我把玉佩递过去，“物归原主。”
他没有接，只是看着，看了很久。然后，他抬起手，却不是接玉佩，而是握住了我的手腕。他的手很凉，比玉还凉。
“你知道我母亲为什么要把我的那块给你吗？”
“不知道。”
“因为她想让我死心。”他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她想让我以为，你把两块玉佩都带走了，带着我们的信物，远走高飞，再也不会回来。她想让我恨你，忘了你，重新开始。”
我的手在抖，玉佩在掌心微微晃动。
“她差一点就成功了。”他继续说，手指收紧，握得更紧，“我刚到香港的时候，天天喝酒，喝到不省人事。我恨你，恨你为什么不等我，恨你为什么连一面都不肯见，恨你为什么能那么狠心，说走就走，连一个字都不留。”
雾笛又响了。这一次特别近，特别响，震得耳膜发疼。
“直到三个月前，”他的声音低下去，几乎被海浪声吞没，“我母亲病了一场，高烧，说胡话。她在昏迷中一直喊你的名字，喊‘念雪，对不起’。我守在床边，听她断断续续地说，说那封信，说那场交易，说你父亲……”
“别说了。”我闭上眼睛。
“我要说。”他另一只手也握上来，两只手包裹着我的手，包裹着那两块玉佩，“我要说，因为这三年来，我活在一个谎言里。我以为你抛弃了我，我以为你选择了安逸，我以为……你不爱我了。”
眼泪涌上来，我拼命忍住。不能哭，沈念雪，你不能哭。哭了，这三年的坚持就全完了。
“现在我知道了，”他的额头抵上我的额头，呼吸喷在我脸上，滚烫，“你不是不爱，你是不能爱。你不是不想等，你是不能等。你父亲用命换了我全家的命，你用什么？用你一生的幸福？用我们之间所有的可能？”
“逸轩……”
“叫我名字。”他的声音哑了，“三年了，我没听任何人叫过我的名字。他们都叫我顾老师，顾先生，顾少爷。可我只想听你叫我的名字，像从前一样，在沈公馆的梅树下，在西湖的断桥上，在……在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里。”
“逸轩。”我叫了，声音破碎不堪。
他猛地把我拉进怀里。很用力，用力到骨头都在疼。我的脸埋在他大衣的领口，闻到烟草味，松节油味，还有那种熟悉的、独属于他的气息。
眼泪终于掉下来，无声地，汹涌地，浸湿了他的衣襟。
“对不起，”他在我耳边一遍遍说，“对不起，念儿，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我知道……如果我知道……”
“没有如果。”我推开他，力气大得自己都吃惊，“知道了又能怎样？你能让你父亲活过来吗？能让我父亲活过来吗？能让那场雪没下过吗？能让那颗子弹没打中你吗？”
他僵住了，手还停在半空，像一尊突然冻住的雕塑。
“都不能。”我擦掉眼泪，把玉佩塞进他手里，“所以，就这样吧。你做你的顾老师，我做我的沈助教。香港很大，皇仁书院很小，但我们……可以当作不认识。”
“你做不到。”他盯着我，眼睛在雾里亮得吓人，“我也做不到。”
“那你想怎样？”我笑了，笑得眼泪又掉下来，“私奔？去英国？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假装那场雪没下过，假装我们的父亲没死，假装我们不是表兄妹？”
最后三个字说出来时，世界忽然安静了。雾笛停了，海浪也停了，连心跳都停了。
他看着我，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最后只剩下惨白。
“你……知道了？”
“我父亲的信里，写得很清楚。”我转过身，背对着他，望着漆黑的海面，“我生母是婉如，你母亲是婉容。所以，我是你表妹。从血缘上说，我们是这世上，最不该在一起的人。”
沉默。漫长的，死一样的沉默。
只有雾在流动，无声地，无情地，填满我们之间的空隙。
“我不在乎。”他终于开口，声音像从很远的地底传来。
“我在乎。”我说，“我父亲在乎，你母亲在乎，这个世道在乎。我们可以假装不在乎，可那些死去的人呢？那些为我们死去的人，他们在天上看着，能不在乎吗？”
我想起父亲躺在棺材里的脸，那么平静，那么安详。他用命换来的，不是我和顾逸轩的爱情，是我的生路，是顾家的生路。如果他知道，我用这条生路，去走一条注定毁灭的路，他会不会后悔？后悔用命，换了一个不懂事的女儿？
“念儿……”
“别叫我念儿。”我打断他，“沈念雪已经死了，死在三年前上海那场雪里。现在的我，只是皇仁书院的一个助教，一个……想过太平日子的普通人。”
“你不是普通人。”他走到我面前，强迫我看着他的眼睛，“你是沈念雪，是那个在西湖边写诗的女孩，是那个在沈公馆梅树下说‘等我长大了，要去欧洲看油画’的女孩，是那个……我爱了七年，等了三年，找了一辈子的女孩。”
七年。原来已经七年了。从十六岁到二十三岁，从上海到香港，从生到死，又从死到生。
“可那个女孩已经长大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冷静得可怕，“她知道了这世上有些事，比爱情重要。比如责任，比如道义，比如……对得起那些为我们死去的人。”
灯塔的光又一次扫过来。这一次，我看清了他的脸。眼角有泪，很细的一行，顺着脸颊滑下来，消失在衣领里。
他哭了。顾逸轩，那个永远从容、永远温和、永远把情绪藏在微笑后面的顾逸轩，哭了。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狠狠拧紧，疼得喘不过气。
但我没有动，没有擦他的眼泪，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我只是站着，像一尊石像，看着他在我面前，一点点碎掉。
“好。”他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我明白了。”
他后退一步，两步，退到灯塔的光晕之外，退进浓雾里。身影越来越模糊，最后只剩下一个轮廓，像水墨画里那些淡到几乎看不见的远山。
“这块玉佩，”他举起属于他的那块，那抹血沁在昏黄的光里像一滴凝固的血，“我留着。不是为纪念什么，是为提醒自己——这世上有一种爱，叫到此为止。”
他转身，走进雾里。脚步声很轻，很快被海浪声吞没。
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属于我的那块玉佩。玉是温的，带着我的体温，可我觉得冷，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冷。
雾笛又响了。这一次特别凄厉，像某种受伤的野兽，在黑暗里绝望地哀嚎。
我走到栈桥边，望着漆黑的海面。海水在灯塔的光下泛着细碎的波光，像撒了一地的碎玻璃。远处九龙半岛的灯火，在雾里晕成一团团模糊的光晕，像哭花了的妆。
我想起莫奈的《睡莲》。那些浮在水面的花，那些模糊的倒影，那些分不清是真是幻的光与色。
顾逸轩说得对，莫奈在寻找完美。他找了一辈子，画了一辈子，到最后眼睛瞎了，世界变成一片模糊的光影，他还在画。
他找到完美了吗？没有。
可他找到了意义——在寻找的过程中，在那些稍纵即逝的、无法把握的、永远在变化的“印象”里。
我和顾逸轩呢？我们找到了什么？
找到了一个无法跨越的血缘，找到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死亡，找到了一个注定无解的结局。
但我们也找到了——在那个下雪的上海，在那个开满三角梅的昆明，在这个雾气弥漫的香港，在那个永远回不去的、叫“爱情”的瞬间。
够了。
雾越来越浓，浓到几乎看不见灯塔的光。我摊开手掌，让玉佩躺在掌心。羊脂白玉在黑暗里泛着微弱的、固执的光，像暗夜里最后一点萤火。
然后，我抬起手，用尽全身力气，把玉佩扔进了海里。
很轻的一声“噗通”，像一滴眼泪掉进海里，瞬间被海浪吞没，了无痕迹。
物归原主。我的还给海，他的还给他。从此两清，各不相欠。
我转身，沿着栈桥往回走。高跟鞋敲在木板上，声音空洞，孤单，像一个人的心跳，也像一个人的葬礼。
走到码头时，雾稍微散了点。我看见一辆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车窗里透出温暖的光，乘客的影子在光里晃动，像皮影戏。
一个卖馄饨的小摊还没收，锅里冒着热气，香气飘过来，混着海腥味，形成一种奇特的、属于香港的味道。
老板娘看见我，招呼道：“小姐，食碗馄饨啦，暖暖身。”
我走过去，在简陋的木凳上坐下。馄饨很快端上来，清汤，撒着葱花和虾皮，热气腾腾。
我舀起一个，送进嘴里。烫，鲜，一直暖到胃里。
“小姐一个人啊？”老板娘闲闲地问。
“嗯，一个人。”
“香港好地方啦，太平。”她一边擦桌子一边说，“比打仗的地方好多啦。”
是啊，太平。没有枪声，没有警报，没有防空洞，没有散落的书页。
只有雾，只有海，只有霓虹灯，只有这碗热馄饨。
和一颗，终于死了心的心。
吃完馄饨，我付了钱，往书院走。街道很安静，偶尔有晚归的黄包车跑过，车夫的喘息声在夜里格外清晰。
经过圣约翰教堂时，钟声敲响了。十下，悠长，庄严，像在为谁送葬。
我在教堂门口停下。门开着，里面点着蜡烛，一排一排，像地上的星星。有信徒跪在长椅上祈祷，背影虔诚而孤单。
我走进去，在最后一排坐下。烛光跳跃，在彩绘玻璃上投下斑斓的光影。空气里有淡淡的蜡油味，和一种更淡的、属于时间的尘埃味。
我闭上眼，没有祈祷。只是坐着，听着自己的呼吸，一下，一下，像潮汐，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在我身边坐下。我没有睁眼，但我知道是谁。
“我跟着你回来的。”顾逸轩的声音在黑暗里响起，很轻，“我怕你想不开。”
“我不会。”我说，“我答应过我父亲，要活下去。”
“那就好。”
沉默。烛火噼啪作响，远处传来隐隐的圣歌声，是晚祷结束了。
“那块玉佩，”他忽然说，“我扔了。”
“我也扔了。”
“扔了好。”他顿了顿，“干净。”
是啊，干净。像那场雪，化了，渗进土里，了无痕迹。像那点光，灭了，散在风里，无影无踪。像那场爱，死了，埋在心底，再也不会发芽。
“以后，”他说，“在书院见到，我会叫你沈小姐。”
“好。”
“你会叫我顾老师。”
“好。”
“我们会是……同事。”
“好。”
一问一答，像在签订一份契约，一份关于遗忘、关于疏离、关于从此是路人的契约。
“我走了。”他站起来。
“再见。”
“再见。”
脚步声响起，渐渐远去，消失在教堂门外。我没有回头，没有睁眼，只是坐着，听着烛火噼啪，听着自己的心跳，听着这个没有雪、也没有他的，漫长而寂静的夜晚。
不知过了多久，我也站起来，走出教堂。雾已经散了，月亮出来了，很圆，很亮，照在维多利亚港上，照出一片银光粼粼的海。
像雪。
但不是雪。
香港没有雪。以后也不会有了。
我抬起头，看着月亮。月光很冷，洒在脸上，像一场无声的、温柔的雪。
而我知道，从今往后，我生命里所有的雪，都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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