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美术史的教室在书院西翼二楼，窗外是成排的凤凰木。十一月的香港，凤凰花早已谢了，只剩下一树墨绿的羽状复叶，在晨风里轻轻摇晃。

我抱着教案站在走廊尽头，看着那扇深棕色的木门。门牌上钉着铜质的铭牌：“美术史教室——Mr. Koo”。

Koo，顾。

手指不自觉地收紧，教案的边缘硌得掌心生疼。晨光从走廊尽头的彩绘玻璃窗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斑斓的光影，红、蓝、绿，像打翻了的调色盘。

“沈小姐？”

我转过身。说话的是个金发碧眼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画册。

“史密斯先生，”我欠身，“早。”

“你也来听顾的课？”他笑着推开门，“进来吧，他今天讲印象派，值得一听。”

教室里已经坐了十几个学生，有华人，也有洋人，女孩子穿着及膝的百褶裙和白衬衫，男孩子则是深色的校服。他们看见我，好奇地打量几眼，又低头窃窃私语。

我在最后一排的角落坐下。讲台上没有人，只有一块巨大的黑板，上面用粉笔画着一幅速写——是塞纳河畔的风景，笔触松散，光影朦胧，典型的莫奈风格。

铃响了。

脚步声从门外传来，不疾不徐，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门开了，一个人走进来。

他穿着灰色的法兰绒西装，没有系领带，白衬衫的领口随意敞开。头发比三年前短了些，梳得很整齐，露出光洁的额头。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那双我曾经在梦里见过无数次的眼睛——正专注地看着手里的讲义。

他走上讲台，放下讲义，抬头扫视教室。目光从我脸上掠过，没有任何停留，像看一个陌生人。

心脏停跳了一拍，然后疯狂地擂动起来。我低下头，假装翻教案，手指却抖得厉害，纸页哗啦作响。

“早上好。”他的声音响起来，比记忆中低沉了些，带着一种从容不迫的温润，“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光。”

他在黑板上写下“Impressionism”，然后转身，取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镜片。这个动作太熟悉了——三年前在沈公馆的书房里，他也是这样，一边擦眼镜，一边听我背《楚辞》，背错了也不生气，只是笑着说：“别急，慢慢来。”

“1874年，巴黎，”他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一群被官方沙龙拒之门外的画家，在摄影师纳达尔的工作室举办了一场展览。莫奈展出了一幅画，叫《印象·日出》。一个评论家嘲讽他们，说这不过是些‘印象’罢了。没想到，这个词成就了一个时代。”

他打开幻灯机，墙上投出那幅著名的画。晨雾中的勒阿弗尔港，水面泛着淡紫和橙红的光，太阳是一个模糊的橙黄色圆点，像没有完全化开的蛋黄。

“看，”他的手指点在画面上，“没有清晰的轮廓，没有明确的线条。只有光，只有色彩，只有瞬间的感受。莫奈说，他要画的不是物体本身，而是物体在光中的样子。”

学生们静静听着。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在他身上镀了一层金边。灰尘在光柱里飞舞，像细碎的雪。

不，这里没有雪。香港的十一月，温暖如春。

“印象派的画家们相信，”他继续说，声音里有一种奇特的感染力，“没有永恒不变的‘真实’。早晨的光，中午的光，傍晚的光，照在同一座草垛上，就是三幅完全不同的画。所以莫奈会画二十几幅《干草堆》，几十幅《睡莲》。他不是在重复，他是在捕捉——捕捉光在时间里的流动，捕捉那一刻稍纵即逝的‘印象’。”

那一刻稍纵即逝的“印象”。

像什么？像上海那场雪？像雪中那个穿月白长衫的背影？像黄浦江上那点微弱的光？

那些，是不是也只是我生命里，一些稍纵即逝的“印象”？时间久了，光变了，色彩淡了，轮廓模糊了，最后只剩下一些朦胧的、不确定的、无法言说的感受？

“沈小姐？”

我猛地抬起头。教室里所有人都看着我。顾逸轩站在讲台前，手里拿着一支粉笔，正温和地望着我。

“沈小姐对印象派有什么看法？”他问。

我站起来，腿有些发软。十几双眼睛盯着我，有好奇，有探究，有等着看笑话的。

“我……”我清了清嗓子，“我认为，印象派最动人的地方，不是技巧，是态度。他们承认世界的不可把握，承认‘真实’的不可抵达。但他们没有放弃，而是用画笔，一遍遍地、固执地，去接近那个永远在变化、永远在逃逸的‘真实’。”

他看着我，镜片后的眼睛深得像海。有那么一瞬间，我似乎看见那海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很快又消失了。

“说得很好。”他点点头，示意我坐下，“这让我想起中国画里的‘写意’。苏东坡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东西方的艺术家，在某个层面上，达到了奇妙的共鸣——他们都明白，重要的不是‘像’，而是‘神’。”

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两个词：Appearance（表象），Essence（本质）。

“印象派画表象，中国画写本质。可表象和本质，真的能分开吗？”他放下粉笔，拍了拍手上的灰，“我们活在一个表象的世界里。我们看到的光，听到的声音，触摸到的温度——这些都是表象。但我们又相信，在这些表象之下，有什么更本质的东西存在着。艺术，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架一座桥。”

他顿了顿，目光又一次落在我脸上。这一次，停留得久了些。

“可有时候，”他的声音轻下来，像自言自语，“桥会断。表象和本质，会彻底分离。那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教室里一片寂静。有学生举起手，他摆摆手，示意下课。

学生们陆续离开。我收拾教案，故意放慢动作。史密斯先生走过来，拍拍顾逸轩的肩：“讲得好，顾。尤其是最后那个问题——桥断了怎么办？我今晚要睡不着了。”

“抱歉，”顾逸轩笑了笑，“我只是……一时感慨。”

“感慨好，艺术家就该多感慨。”史密斯先生大笑，抱着画册出去了。

教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抱着教案，走到门边。手放在门把上，却怎么也拧不开——不，是不敢拧开。我怕一转身，就会看见他站在我身后，用那双熟悉的眼睛看着我，问：“念儿，是你吗？”

“沈小姐。”

他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很近，就在三步之外。

我转过身。他站在讲台边，正在收拾讲义，动作很慢，很仔细，一张一张地理齐。

“顾老师，”我说，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惊讶，“今天的课很精彩。”

“谢谢。”他没有抬头，“听说你是新来的国文助教？”

“是。”

“国文和美术，隔得很远。”

“不远。”我说，“都是艺术，都是表达。”

他终于抬起头，看着我。阳光从侧面照过来，在他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三年，不长，也不短。足够让一个少年长成男人，让眼角的细纹加深，让眼神里的清澈沉淀成深不见底的复杂。

“沈小姐以前在哪里读书？”他问，语气是寻常的寒暄。

“上海。后来去了昆明，西南联大。”

“联大，”他点点头，“好学校。闻一多先生，陈寅恪先生，都在那里。”

“顾老师认识他们？”

“久仰大名。”他将讲义夹进文件夹，“沈小姐一个人来香港？”

“还有一个丫鬟。”

“家人呢？”

“都不在了。”

他的手顿了一下，文件夹的金属扣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抱歉。”

“没什么。”我说，“这世道，家破人亡的，不止我一个。”

沉默。灰尘在阳光里飞舞，凤凰木的影子在窗外摇晃。远处传来电车的叮当声，码头轮船的汽笛声，还有小贩隐约的叫卖。

香港的声音。繁华的，热闹的，与世隔绝的声音。

“沈小姐住哪里？”他又问。

“书院宿舍。”

“习惯吗？”

“习惯。”

一问一答，像两个陌生人，在履行某种社交礼仪。可我知道，不是的。他的每一个问题，我的每一个回答，底下都藏着千言万语，藏着三年的风雪，藏着那些没说出口的、永远也不能说出口的话。

“顾老师呢？”我听见自己问，“一个人在香港？”

“和我母亲一起。”

“顾夫人……身体好吗？”

“还好。”他终于看向我，眼神里有种我看不懂的东西，“年纪大了，总是有些小毛病。但她很坚强。”

我想起三年前，在黄浦江边，那个穿着深灰色大衣、对我深深鞠躬的女人。想起她递给我的那个油纸包，想起她信上那句“缘尽于此”。

“那就好。”我说。

又一阵沉默。这次，他没有再找话题。只是站在那儿，看着我，像在打量一件陌生的艺术品，试图从笔触、色彩、构图中，读出创作者的意图。

可他读不懂。因为连我自己，都读不懂自己了。

“那我先走了，”我说，“还有课。”

“好。”

我拧开门，走出去。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我的脚步声，一下，一下，敲在磨石子地板上，发出空洞的回响。

走到楼梯口时，我忍不住回头。

他还站在教室门口，手里拿着文件夹，望着我的方向。阳光从他身后的窗户照进来，给他镀上一层模糊的光晕，像印象派画里那些朦胧的、没有轮廓的人影。

然后，他转身，走进了教室。

门关上了。

那天下午，我在图书馆整理新到的书。是陈先生从英国订购的一批艺术史著作，有厚厚的画册，也有精装的理论书。

我按照分类号，一本本上架。到“印象派”那一栏时，手停住了。

最外面那本书的书脊上，印着“Monet: The Water Lilies”（莫奈：睡莲）。我抽出来，翻开。

满页的睡莲。粉的，紫的，白的，浮在暗绿的水面上，光影交错，倒影模糊，分不清哪里是花，哪里是水，哪里是天。

莫奈晚年，在吉维尼的花园里，画了上百幅睡莲。那时他的眼睛已经快瞎了，白内障让世界变得模糊，色彩变得怪异。可他还在画，一遍遍地画，画那些在光里融化、在水里荡漾、在记忆里变幻的睡莲。

他说：“我终于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水的幻象，光的幻象，一个没有边际的幻象。”

没有边际的幻象。

像什么？像爱情？像记忆？像那些我们以为抓住了、摊开手却发现什么都没有的瞬间？

“沈小姐对莫奈也感兴趣？”

我手一抖，书差点掉在地上。顾逸轩站在书架的另一头，手里拿着几本书，正看着我。

“只是……随便翻翻。”我把书放回书架。

他走过来，抽出那本《睡莲》，随手翻了几页。“莫奈画睡莲画了二十多年。同一片池塘，同一个角度，画了几百次。别人问他为什么不换个题材，他说：‘我在寻找完美。’”

“找到了吗？”

“没有。”他合上书，“但寻找的过程，就是意义。”

他把书递给我：“这本书的插图很好。你可以借回去看。”

“谢谢。”

我接过书，指尖碰到他的手指。很短暂的一触，却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缩回。书掉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我们都蹲下去捡。手又一次碰到一起。这一次，他没有立刻收回，而是握住了那本书的另一端。

我们蹲在书架之间狭窄的过道里，脸离得很近，近得能看清他睫毛的弧度，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混合着松节油和纸张的味道。

是油画颜料的味道。他还在画画。

“顾老师还画画吗？”我听见自己问。

“偶尔。”他说，声音很低，“你呢？还……写诗吗？”

三年前，在西湖边，他为我画素描，我为他写诗。诗很短，只有四句，写的是断桥的残雪。他说要谱成曲，可后来，曲没谱成，诗也丢了。

“不写了。”我说。

“为什么？”

“写诗需要一颗干净的心。”我站起来，腿有些麻，“我的心，已经不干净了。”

他也站起来，比我高出一个头。阳光从高处的窗户斜射进来，在他脸上投下书架的影子，一条一条，像牢笼的栅栏。

“这世上，没有谁的心是彻底干净的。”他说，目光落在我脸上，深得像要把我看穿，“尤其是经历过……一些事之后。”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那些事——上海的雪，沈公馆的梅，黄浦江上的光，还有他肩上那颗子弹，我父亲那口薄棺。

那些事，把我们的心，都弄脏了。

“顾老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我还有事，先走了。”

“沈小姐。”他叫住我。

我停住脚步，没有回头。

“香港很小，”他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小到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我们注定要在这里共事，也许……可以做朋友。”

朋友。

多轻巧的词。轻巧到可以抹去所有的过往，所有的风雪，所有的生离死别。

“好。”我说，“做朋友。”

我抱着那本《睡莲》，走出图书馆。夕阳正好，把书院的红砖墙染成金红色。操场上还有学生在打板球，白色的球在空中划出弧线，落在绿茵上，弹起，又落下。

一切都很平静，很美好。

只有我知道，那本《睡莲》的书页间，夹着一张小小的纸条。是刚才蹲下捡书时，他塞进我手里的。

我走到无人的角落，打开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钢笔字，力透纸背：

“今晚八点，皇后码头，灯塔下。”

没有落款。

但我认得那字迹。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信，也是这样的字迹。他说：“念儿，等我。我一定会回来。”

他没有回来。

而我，也没有等。

我把纸条揉成一团，想扔掉，手却停在半空。最后，还是展开，抚平，夹进那本《睡莲》里。

夕阳沉下去了。维多利亚港亮起灯火，一点一点，连成一片，像倒置的星空。

今晚八点，皇后码头，灯塔下。

我去，还是不去？

风吹过来，带着海水的咸腥，和远处太平山顶的雾。

雾很大，锁住了山，锁住了海，锁住了这座城市。

也锁住了，那个我本该忘记、却从未忘记的人。

和那颗，明知不该去、却还是想去看看的心。

维多利亚港的晨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