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九年冬，昆明。

空袭警报响起来时，我正坐在教室里抄笔记。朱自清先生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讲到一半，粉笔停在黑板上，留下一个苍白的顿点。

“躲警报——”先生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下课了”。

学生们熟练地收起书本，没有惊慌，没有推搡，排着队从后门出去。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七次了。日本人的飞机从越南起飞，越过边境，轰炸昆明的机场、铁路、还有——不知为何——联大的校舍。

我们往城外跑。学校在北郊的山上挖了防空洞，简陋，潮湿，但能保命。林薇跑在我身边，怀里还抱着那本《魏晋南北朝史》，书页在奔跑中哗啦作响。

“你的《楚辞》！”她喊。

我低头，才发现手里的《楚辞》快散了，线装的书脊裂开，纸页飞出来，被风卷着，像白色的蝴蝶。我蹲下去捡，林薇拉我：“别捡了！书要紧还是命要紧？”

“都要紧。”

我把散落的纸页胡乱塞进怀里，跟着人群继续跑。天空是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远处传来沉闷的轰鸣，像夏日午后的雷，却又连绵不绝。

防空洞里已经挤满了人。煤油灯在壁上投下昏黄的光，照着学生们一张张年轻而疲惫的脸。有人点起蜡烛看书，有人低声讨论问题，还有人干脆靠着洞壁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

空气混浊，混合着泥土、汗水和煤油的气味。我找了个角落坐下，从怀里掏出那些散落的书页。是《九章·涉江》：

“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

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霰雪纷其无垠兮。

我盯着这行字，眼前又浮现出上海那场雪。雪落在沈公馆的庭院，落在黄浦江面，落在那个穿月白长衫的人的肩头。然后，血渗出来，在雪地上开出一朵凄艳的红梅。

三年了。那场雪在我记忆里下了三年，从未停过。

洞外传来爆炸声，很远，闷闷的，像谁在捶打大地。洞壁簌簌落下尘土，蜡烛的火苗剧烈摇晃。有女生小声啜泣，很快被同伴低声安慰。

“应该炸的是机场，”周明远推了推眼镜，侧耳听了一会儿，“听声音在城南。”

陆婉如坐在他对面，借着烛光补口红。小圆镜里映出她平静的脸，补妆的手很稳，一点没抖。

“婉如姐真是，”一个男生打趣，“躲警报还不忘美。”

“你懂什么，”陆婉如合上粉盒，“万一死了，也得死得体面。”

大家笑起来，笑声在防空洞里回荡，有点干，有点涩，却冲淡了恐惧。

警报解除时，天已经黑了。我们走出防空洞，外面飘着细雨，不是雪，昆明的冬天很少下雪。雨丝很细，凉凉地贴在脸上，像眼泪。

校舍没有被炸，但附近的一片民房起了火。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救火车的铃声响得急促，人们在火光里奔忙，影子被拉得很长，扭曲得像鬼魅。

我们默默看着。没有人说话。这样的场景，看多了，也就麻木了。

回城的路上，林薇忽然说：“念雪，我想去香港。”

我转过头看她。烛光下，她的脸很苍白，眼睛却亮得异常。

“为什么？”

“我叔叔在香港，”她说，“在一家报馆做事。他写信来，说香港现在很安全，英国人的地盘，日本人不敢动。还说，那边缺人手，尤其缺懂英文的。”

雨下大了，打在伞面上噼啪作响。我握紧伞柄，指节发白。

“联大的课……”

“不念了。”她摇头，声音很轻，却很坚定，“念了又能怎样？等毕业了，去哪里？做什么？这仗，不知道要打到哪年哪月。我不想等了。”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决绝：“念雪，你跟我一起去吧。你英文好，国文更好，到了香港，一定能找到事做。总比在这里，天天躲警报，不知道哪天就……”

她没有说下去。但我知道后面是什么——不知道哪天就死了，像那些在火光里化为灰烬的民房，像那些散落在防空洞外的、永远捡不回来的书页。

“让我想想。”我说。

“好，”她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凉，“三天后，我叔叔的朋友有船从海防去香港。如果你想好了，我们在码头见。”

那夜，我失眠了。

厢房里很冷，昆明没有取暖的设备，被子又薄又硬。我披衣起来，点亮油灯，打开抽屉最底层。

两块玉佩，一封信，一张染血的素描，还有那块停了的怀表。

我拿起怀表，打开表盖。照片还在，边缘那抹暗红已经发黑，像干涸的血痂。我轻轻抚过照片上那张脸——那真的是我吗？那个望着西湖、笑得无忧无虑的女孩，好像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

婉容的信很短，短得像告别。她说逸轩在英国，她说她一切安好，她说“谨言慎行，专心向学”。

可是学什么呢？学《楚辞》？学《魏晋南北朝史》？学这些，能救中国吗？能让我吃饱穿暖吗？能让我不再梦见那场雪吗？

我不知道。

窗外传来笛声。还是《梅花三弄》，吹笛的人不知疲倦，夜夜吹，夜夜吹，吹了三年。我有时想，他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心里有一场下不完的雪，所以只能用笛声，一遍遍凭吊？

天亮时，我做了一个决定。

去香港。不是跟林薇去，是自己去。不去投奔谁，不去找谁，只是去。去一个没有警报声的地方，去一个可以睡个安稳觉的地方，去一个——也许可以重新开始的地方。

我收拾行李。东西很少，几件换洗衣服，几本书，父亲的信和玉佩，还有那块怀表。阿香的红眼圈又肿了，这次我没有劝她留下。

“小姐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她哭着说，“老爷不在了，我只有小姐了。”

“此去凶险，”我给她擦眼泪，“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不怕。”她摇头，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跟着小姐，去哪儿都不怕。”

我抱住她。这个从小陪我长大的丫头，如今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去跟闻先生辞行时，他正在书房里写东西。煤油灯的光很暗，照着他鬓角的白发，又多了许多。

“决定了？”他没有抬头。

“决定了。”

“也好。”他放下笔，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我在香港有个老朋友，在皇仁书院教书。你拿着这封信去找他，兴许能帮上忙。”

“谢谢先生。”

“不用谢我。”他看着我，眼神复杂，“念雪，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有才华，也有风骨。这很好，但到了香港，记住——少说话，多观察。那里是英国人的地盘，也是各方势力的角斗场水比昆明深得多。”

“我记住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天刚蒙蒙亮，细雨还在下。

“我有时候想，”他缓缓说，“我们这些人，教了一辈子书，写了一辈子文章，到底有什么用？日本人的飞机一来，什么都炸没了。学生们学了一肚子学问，却连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找不到。”

“先生——”

“可又一想，”他转过身，眼睛里有种固执的光，“如果连我们都不教了，不写了，不学了，那中国就真的完了。学问炸不死，文化炸不垮。只要还有一个学生在读书，还有一个先生在教书，中国，就还有希望。”

他拍拍我的肩：“去吧。无论到哪里，别丢了书，别丢了笔，别丢了心里的那点光。”

我深深鞠躬，眼泪差点掉下来。

走出院子时，桂花已经谢了，枝头只剩下残蕊，香气却还在，淡淡的，执拗的，像某种不肯散去的魂灵。

林薇在码头等我。她只带了一个小箱子，穿着新做的阴丹士林旗袍，头发仔细地梳过，还抹了一点口红。

“你真要跟我去？”她看着我身后的阿香。

“是。”我说，“但到了香港，我们各走各路。”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也好。人各有志。”

船是小火轮，挤满了逃难的人。甲板上堆满了行李，鸡笼鸭笼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孩子哭，大人骂，一片混乱。

船开了。昆明在晨雾中渐渐远去，青灰色的山峦，铁皮屋顶的校舍，翠湖残败的荷叶，都成了模糊的背景，然后消失在水汽里。

林薇靠着船舷，忽然低声唱起歌。是联大学生们常唱的那首《毕业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起初只有她一个人唱，渐渐地，有人跟着哼。甲板上安静下来，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和这断断续续的、不成调的歌声。

唱到最后一句“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时，很多人都哭了。

包括我。

船出滇池，入金沙江，一路向东。山越来越矮，水越来越浑，天气越来越暖。过了梧州，换上大船，驶向珠江口。

香港出现在视野里时，是一个雾蒙蒙的早晨。

密密麻麻的高楼从海面升起，尖顶的教堂，圆顶的银行，还有远处太平山顶那些殖民风格的小楼。海面上泊着各国的轮船，悬挂着米字旗、星条旗、太阳旗。汽笛声此起彼伏，码头上人来人往，穿着西装洋裙的，穿着短衫布裤的，还有包着头巾的印度巡捕。

这里没有战争的痕迹。至少表面上看没有。

霓虹灯在白天也亮着，广告牌上画着金发碧眼的女郎，咖啡馆里飘出浓郁的香气，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穿旗袍的太太牵着卷毛狗，慢悠悠地散步。

像另一个世界。一个精致、繁华、醉生梦死的世界。

我和林薇在码头分手。她拥抱我，很用力。

“保重。”

“你也是。”

她提起箱子，汇入人流，很快就不见了。阿香紧紧跟在我身边，小声问：“小姐，我们现在去哪儿？”

“先找个地方住下。”

我在湾仔找了间小旅馆，阁楼，只有一扇天窗，但便宜。老板娘是上海人，听说我乡音，格外热情。

“小姑娘一个人来香港？投亲？”

“嗯。”

“投亲好，投亲好。”她一边登记一边说，“这世道，还是香港太平。日本人？不敢来的，英国人的地盘嘛。”

我不敢多说，交了定金，上了阁楼。房间很小，只放得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但从天窗看出去，能看见一角海，和更远处太平山顶的雾。

雾很大，锁住了山，锁住了海，锁住了这座城市。

也锁住了，那些我不想记起、却从未忘记的过往。

三天后，我按闻先生给的地址，找到了皇仁书院。

学校在半山，红砖的建筑，爬满了常青藤。操场上有学生在打板球，白色制服在绿茵场上跑动，像一群翩翩的蝴蝶。

门房是个广东老人，听我说找陈子昂先生，上下打量了我几眼。

“陈先生在上课，你等等。”

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墙上挂着历任校长的画像，都是英国人，穿着黑袍，表情严肃。玻璃柜里陈列着奖杯，板球的，游泳的，还有辩论赛的。

这里和联大，是两个世界。

脚步声响起。一个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人走过来，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拿着教案。

“是沈念雪同学？”

“陈先生好。”

他带我进了办公室。房间不大，但整洁，书架上摆满了中英文书籍，窗台上有一盆兰花，开得正好。

“一多兄在信里说了你的事。”他泡了茶，是英式红茶，加奶加糖，“你的国文底子好，英文怎么样？”

“能读，能写，口语……一般。”

“够了。”他点点头，“书院缺一位国文助教，兼管图书馆。薪水不高，但供食宿。你愿意吗？”

“愿意。”我说，“谢谢陈先生。”

“不用谢我，”他笑了笑，笑容里有种文人特有的清高，“一多兄托付的人，错不了。只是——”他顿了顿，“在这里做事，有几点要记住。”

“您说。”

“第一，少谈国事。尤其是中日之间的事。这里是英国殖民地，政治敏感。第二，书院的学生，非富即贵，大多是本地望族或南洋侨商的子弟，与他们相处，分寸要把握好。第三……”

他看着我，眼神很锐利：“无论你过去经历过什么，在这里，都只是沈念雪，皇仁书院的助教。明白吗？”

“明白。”

“好。”他站起来，“宿舍在书院后面，我带你去。”

宿舍是幢两层小楼，我住二楼尽头，房间比旅馆大，有书桌，有衣柜，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从阳台看出去，能看见维多利亚港，海水是深蓝色的，轮船像玩具一样缓缓移动。

阿香高兴极了，忙着打扫布置。我把行李箱放好，取出父亲的照片，摆在书桌上。

照片是很多年前的了，父亲穿着长衫，站在沈公馆的庭院里，身后是那株老梅。他笑着，笑得很温和，眼里有光。

“父亲，”我轻声说，“我到香港了。这里没有雪，也没有警报声。您可以放心了。”

窗外传来钟声，是圣约翰教堂的钟。一声，一声，悠长，庄严，像在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又像在为一个旧时代送葬。

晚上，陈先生请我在学校食堂吃饭。菜是粤菜，清淡，精致，和昆明那些泼辣的辣子、咸菜截然不同。

席间，他递给我一份名单：“这是你要协助的几位老师。这位是教英国文学的史密斯先生，这位是教历史的王博士，这位是教地理的……”

我的目光停在一个名字上：

“顾逸轩，教西洋美术史，兼任学生艺术社团指导。”

手指一颤，筷子掉在桌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怎么了？”陈先生问。

“没、没什么。”我捡起筷子，手在抖，“这位顾老师……也是新来的？”

“来了半年了。”陈先生说，“剑桥毕业的，年轻，但有才华。学生们很喜欢他。”

“他……教得怎么样？”

“不错。”陈先生看了我一眼，“沈小姐认识顾老师？”

“不，不认识。”我低下头，盯着碗里的米饭，“只是……名字有点耳熟。”

“顾家是香港的望族，做船运的。顾逸轩是顾家的三少爷，本来该继承家业的，却偏偏喜欢教书。”陈先生笑了笑，“不过人各有志，勉强不来。”

米饭在嘴里，忽然没了味道。我机械地咀嚼，吞咽，食不知味。

顾逸轩。他也在香港。在皇仁书院教书。教西洋美术史。

世界真小。小到从上海到昆明，从昆明到香港，走了几千里，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

不，不是原点。是另一个起点。一个更复杂、更危险、更无法预知的起点。

晚饭后，我回到宿舍。阿香已经睡了，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我站在阳台上，看着维多利亚港的夜景。

霓虹倒映在海里，流光溢彩，像打翻了的调色盘。远处九龙半岛的灯火，近处皇后大道的车流，还有天星小轮渡船上的灯光，交织成一片璀璨的光海。

这里没有雪，没有警报，没有防空洞，没有散落的书页。

这里只有繁华，只有太平，只有醉生梦死。

可我却感到一种比在昆明时更深的寒冷。那寒冷从心底升起来，顺着脊椎往上爬，冻僵了四肢，冻僵了血液，冻僵了所有的念想。

我回到房间，打开行李箱，取出那两块玉佩。

在灯光下，玉佩泛着温润的光。那抹血沁还在，深红，刺眼，像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疤。

我拿起属于我的那块，握在掌心。玉是温的，带着我的体温。另一块，属于他的那块，我轻轻放在桌上。

两块玉佩，并排躺着。雕工一样，质地一样，连那并蒂莲弯曲的弧度都一样。

本该是一对。

本该在一起的。

可现在，一块在我手里，一块在抽屉里。而那个该戴着另一块玉佩的人，就在这所书院里，在某个我不知道的教室，教着我不知道的课，过着我不知道的生活。

窗外的钟声又响了。十下，悠长，沉重。

我吹熄灯，在黑暗里躺下。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月光从天窗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方苍白的光。

像雪。

像那场下在上海，下在记忆里，下了三年，从未停过的雪。

而明天，我要去见一个我本该忘记、却从未忘记的人。

以一个陌生的身份，以一种陌生的方式，在一座陌生的城市。

雾，锁住了香港。

也锁住了，我余生的所有可能。

雾锁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