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秋，昆明。

翠湖的荷叶开始残了，边缘卷起焦黄，却依然高高挺着，像一面面褪色的旗帜。我抱着书本从湖边走过时，风带来若有若无的桂花香——那是闻先生家院子里那棵桂树开了，算来，我来到昆明已一年有余。

“沈念雪！”

林薇从后面追上来，短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怀里抱着一摞书，最上面那本《中国通史》摇摇欲坠。

“慢点跑，”我伸手扶住她的书，“又去图书馆抢位置了？”

“可不是！”她喘着气，“陈寅恪先生下周开《魏晋南北朝史》的课，听说连走廊都要挤满人。我好不容易才从朱自清先生那儿抄来书目，得赶紧把参考书借齐。”

我们并肩往校舍走。这一年，联大的校舍从农校旧址搬到了新盖的“铁皮屋”——屋顶是铁皮的，夏天晒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下雨时雨点砸在铁皮上噼啪作响，教授得扯着嗓子讲课。可即便如此，教室里永远坐得满满当当，连窗户外面都趴着学生。

“对了，”林薇忽然压低声音，“你听说了吗？昨天又有两个同学被抓了。”

我脚步一顿：“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她环顾四周，声音更低了，“‘思想问题’。说是参加什么读书会，读禁书。”

秋风卷起落叶，在石板路上打着旋。翠湖的水面泛起涟漪，倒映着铅灰色的天空。昆明看似平静，暗流却从未停歇。

“闻先生昨天晚饭时说，”林薇继续道，“让我们最近少去文林街那几家茶馆，尤其是有陌生人搭讪的，一概不要理会。”

我点头，心里却想起昨夜路过闻先生书房时，听见里面压低的争执声。闻先生的声音很激动，另一个声音是傅斯年院长的，他们在说“学运”“镇压”“保护学生”。

保护。这个词让我想起父亲。他也说过要保护我，用他的命。

“念雪？”林薇碰碰我的胳膊，“你怎么了？脸色这么白。”

“没什么，”我摇摇头，“昨晚没睡好。”

是真的没睡好。昨夜又梦见上海，梦见沈公馆那株老梅，梦见大雪纷飞的庭院，梦见一个人站在梅树下，月白长衫被风吹起。我想看清他的脸，可雪太大，怎么也看不清。

醒来时，枕巾湿了一片。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茫然——我已经快记不清他的模样了。那张染血的素描被我压在箱底，再没拿出来看过。怀表的发条也停了，我没去修，就让时间停在某个不知名的时刻。

好像只要不看，不想，不提，那场雪就真的没有下过，那个人就真的没有存在过。

“对了，”林薇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明天是周日，我们文学社要去黑龙潭郊游，你也来吧？老闷在屋里看书，人都要发霉了。”

我想推辞，她已经挽住我的胳膊：“不许说不去！社长说了，这次郊游是为了‘亲近自然，激发诗情’，还要即兴作诗呢。你国文那么好，不去可惜了。”

“我哪会作诗……”

“不会也得去！”她不由分说，“就这么定了，明早七点，西校门集合。”

她抱着书跑远了，短发在风里一跳一跳的。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铁皮屋的拐角。

桂花香更浓了。我抬头，看见闻先生家院墙里探出的桂枝，细细碎碎的小黄花藏在绿叶间，不张扬，却香得霸道，整条街都浸在这香气里。

这种香，和上海沈公馆那株老梅的香，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天清晨，雾还没散。

西校门口已经聚了十几个人，大多是文学院的学生，也有几个理学院的，说是来“沾点文气”。林薇穿了一身利落的短衫长裤，脚上是布鞋，头发用一根红绳扎起来，精神得像要出征。

“这是沈念雪，国文系的才女。”她把我往前一推，“这是社长周明远，历史系的；这是副社长陆婉如，外文系的……”

我一一打招呼。周明远戴着眼镜，斯斯文文；陆婉如烫了卷发，涂着口红，在一群素面朝天的女学生里格外显眼。

“婉如姐可是我们社的招牌，”一个男生打趣，“每次活动，都能吸引不少理学院的男生来。”

陆婉如嗔了他一眼：“就你话多。”转向我时，笑容温和了些，“念雪是吧？我读过你上学期那篇《论李商隐无题诗中的时间意识》，写得真好。朱自清先生还在课上夸过呢。”

我有些不好意思：“陆学姐过奖了。”

“叫婉如就行，”她挽住我的胳膊，“走吧，再晚太阳就毒了。”

去黑龙潭要出城，走七八里山路。我们沿着滇池边走了一段，然后折进山里。路很窄，两边是密密的松林，松针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软软的。阳光从枝叶间漏下来，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陆婉如走在我身边，高跟鞋显然不适合爬山，但她坚持不要人扶，走得虽然慢，却一步一个脚印。

“念雪是上海人？”她问。

“嗯。”

“上海现在……怎么样了？”她的声音轻下来，“我家原在北平，卢沟桥事变后就南下了。听说上海打得很惨。”

我想起离开那天的外滩，想起江面上日军的军舰，想起父亲棺材上那面小小的日本国旗。

“我来的时候，还没打起来。”我说，“后来……就不知道了。”

她点点头，没再追问。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我有个表哥，原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教书，去年也来联大了，在外文系。他说上海租界里还算太平，但出了租界……唉。”

她叹了口气。那叹息很轻，很快被山风吹散了。

山路越来越陡。男生们轮流在前面开路，用树枝拨开横生的荆棘。林薇像只小鹿，蹦蹦跳跳地走在最前面，时不时回头喊：“快到了！我看见水光了！”

果然，转过一个山坳，眼前豁然开朗。一潭碧水静静躺在山谷里，水色幽深，倒映着四周的青山和蓝天。潭边有座小庙，飞檐翘角，红墙斑驳，香火看来不旺，却有种遗世独立的清寂。

“这就是黑龙潭了，”周明远推推眼镜，“传说潭底住着黑龙，能呼风唤雨。不过我看这水这么清，就算有龙，也该是条好脾气的龙。”

大家都笑起来。我们在潭边的草地上铺开油布，拿出带来的干粮——硬邦邦的馒头，咸菜，煮鸡蛋，还有几个青皮的梨子。

“条件艰苦，诸位将就将就。”周明远举起水壶，“以水代酒，敬这大好河山！”

“敬这大好河山！”众人齐声应和。

水很凉，是从潭里舀的，带着山泉的清甜。我小口喝着，看阳光在水面跳跃，看远处山峦起伏的轮廓。这里没有战争的痕迹，没有警报声，没有逃难的人群，只有风吹松涛，鸟鸣山幽，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

“现在，”周明远盘腿坐下，“轮到‘激发诗情’的环节了。每人作诗一首，题材不限，格律不限，但要应景。从我开始——”

他清清嗓子，念道：

“翠峰环抱一潭清，松影波光两相迎。

莫道南国无霜雪，此心长似玉壶冰。”

“好！”大家鼓掌。

轮到陆婉如。她沉吟片刻，轻声念：

“烽火连天外，偷闲半日游。

潭深龙亦隐，山静鸟鸣幽。

故国三千里，浮云二十秋。

何时归燕赵，重整旧衣裘。”

她的声音很好听，念到“故国三千里”时，眼里有水光一闪。气氛忽然凝重了。是啊，这里再美，也是他乡。我们的故国，正在烽火里燃烧。

“该你了，念雪。”林薇碰碰我。

我站起来，走到潭边。水面映出我的倒影，穿着阴丹士林的蓝布旗袍，剪短了头发，脸颊比一年前瘦了些，眼睛显得更大，也更沉。

我想起父亲，想起沈公馆，想起黄浦江上那点微弱的光。想起那场雪，那个站在梅树下的人，那两块永远不能成对的玉佩。

开口时，声音有些哑：

“南来忽已过三秋，身世浑如不系舟。

山色四围青入梦，潭光一掬冷于眸。

飘零岂必关烽火，契阔从来有鹭鸥。

寄语故园梅树老，莫因风雪减枝虬。”

念到最后一句，喉咙哽住了。故园的梅树，如今怎么样了？那些在雪夜里死去的人，他们的魂魄，可还认得回家的路？

掌声响起来，稀稀拉拉的，带着克制。

“好一个‘莫因风雪减枝虬’，”周明远叹道，“沈同学，你这诗……有风骨。”

陆婉如递过来水壶：“喝口水。”

我接过，喝了一大口。水很凉，一直凉到心里。

诗会继续，气氛又活跃起来。有人念打油诗，有人唱起歌，林薇甚至跳了一支她从彝族老乡那儿学来的舞，笨拙却可爱。

我坐在角落里，看他们笑闹。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我却觉得冷，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冷。

“想家了？”陆婉如坐到我身边。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

她笑了，笑容里有种了然：“我刚来的时候也是，看什么都好，却又什么都不对。北平的豆汁，昆明的米线，能一样吗？”

“陆学姐……”

“叫婉如。”她纠正，“我不是什么学姐，就是个比你早来几年的逃难者。”

她从手袋里掏出一包烟，是廉价的“大重九”，抽出一支点燃。烟雾袅袅升起，模糊了她的脸。

“我父亲是北平的中学教员，”她吸了口烟，慢慢说，“七七事变后，他不肯给日本人编教材，被抓进去关了三个月，出来时一身伤。我母亲卖了嫁妆，凑了路费，让我们姐弟三个南下。路上，小弟得了痢疾，没撑到武汉。”

她弹了弹烟灰，动作很轻：“我有时候想，如果当时我们留在北平，小弟会不会还活着？可又一想，如果留下，父亲可能已经没命了。这世道，怎么选都是错。”

山风吹来，吹散了烟雾。她的脸清晰起来，眼角有细细的纹路，那是过早承受苦难的痕迹。

“所以啊，”她掐灭烟，转头看我，“别总想着‘如果当初’。来了，就好好活着。读书，教书，恋爱，结婚，生孩子——不管这世道怎么乱，日子总得过下去。这是对那些为我们死去的人，最好的交代。”

她站起身，拍拍裙子上的草屑：“走吧，该回城了。再晚，城门要关了。”

回城的路上，大家都累了，说话声少了，脚步声显得格外清晰。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山路上，歪歪扭扭的，像一群疲惫的归鸟。

经过一片松林时，林薇忽然叫起来：“看！松鼠！”

果然，一只褐色的小松鼠抱着松果，蹲在树枝上，黑豆似的小眼睛警惕地盯着我们。见我们不动，它飞快地蹿上更高的枝头，消失在了密叶间。

“真可爱。”林薇仰着头，眼睛亮晶晶的。

周明远笑道：“等抗战胜利了，我要回北平，在景山上也养一只松鼠。”

“我要回上海，”一个上海籍的男生说，“去外滩，看黄浦江。”

“我要回南京，吃盐水鸭。”

“我要回广州，饮早茶。”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起来，说起故乡的小吃，故乡的风景，故乡的亲人。语气里有向往，有酸楚，更多的是一种固执的相信——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能回去。

陆婉如忽然唱起歌来，是《松花江上》。她的声音清亮，在山谷里回荡：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起初只有她一个人唱，渐渐地，有人跟着哼，有人跟着和，最后，所有人都唱了起来。声音不大，却坚定，像誓言，像祈祷，像黑暗里点燃的一支支火把。

我走在队伍最后，没有唱。那些歌词太沉重，我担不起。

但我在心里默念：等胜利了，我要回上海，去黄浦江边，撒一捧花。不祭奠谁，只是告诉那些沉在江底的魂灵：天亮了，你们可以安息了。

下山时，天已擦黑。昆明城亮起点点灯火，像散落的星星。城门还没关，守城的士兵打着哈欠，挥挥手放我们进去。

街边的小吃摊已经摆出来了，馄饨、烧饵块、烤豆腐的香气混在一起，暖烘烘的，让人心安。

“吃碗米线再回去吧？”林薇提议。

大家一致同意。我们挤进一家小店，围着一张破旧的方桌坐下。老板娘认得周明远，笑呵呵地多加了一勺肉臊。

热腾腾的米线端上来，汤色乳白，翠绿的豌豆尖浮在上面，红油辣子舀了一大勺，看着就让人冒汗。

我挑起一筷子，吹了吹，送进嘴里。辣，香，烫，一路从喉咙暖到胃里。

“好吃！”林薇烫得直吐舌头，却不肯停。

大家都笑起来。这一刻，没有战争，没有离愁，只有一碗热米线，和一群年轻的面孔。

吃到一半，店外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刹车声。几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车门打开，下来几个穿中山装的人，面色冷峻。

小店里的说笑声戛然而止。

那几个人扫视了一圈，目光在我们这群学生脸上停留片刻，然后走进隔壁的茶馆。透过窗户，能看见他们和茶馆老板低声说着什么，老板连连点头，脸色发白。

“是特务。”周明远压低声音，“快吃，吃完赶紧走。”

我们埋头吃米线，谁也不敢再说话。热气模糊了眼镜片，也模糊了窗外的景象。

付钱出门时，隔壁茶馆的门开了，两个人被押出来。都是学生模样，低着头，手被反剪在身后。其中一个人抬起头，我看见了——是上个月在图书馆见过的，哲学系的一个男生，总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资本论》。

他也看见了我，眼神短暂地交汇，然后很快移开，像不认识一样。

车子开走了，扬起一片尘土。

我们站在路边，谁也没动。米线的热气还在胃里，心却已经凉透了。

“走吧，”陆婉如最先开口，声音平静，“天黑了，该回去了。”

我们默默往回走。街灯昏暗，拉长我们的影子。刚才的歌声，笑声，热气，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了。

快到闻先生家时，林薇忽然抓住我的手腕，抓得很紧。

“念雪，”她的声音在发抖，“我们会没事的，对吧？”

我反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

“会没事的。”我说，不知道是在安慰她，还是在安慰自己，“闻先生说了，昆明是后方，安全。”

可我们都清楚，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就像上海，就像北平，就像此刻的昆明——平静的表象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

院门开了，闻先生站在门内，手里拿着一封信。他的脸色在灯光下有些凝重。

“念雪，”他看见我，招招手，“有你的信。香港来的。”

我的心猛地一跳。

阿香从屋里跑出来，接过我的书包，小声说：“小姐，信放在你桌上了。”

我走进厢房。油灯已经点好了，火苗跳动着，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桌上果然躺着一封信，牛皮纸信封，香港的邮戳，字迹娟秀，是女人的笔迹。

不是他的。

我拆开信。只有一页纸，寥寥数语：

“念雪侄女如晤：见字如面。闻你已在联大安顿，甚慰。逸轩已于去岁赴英伦继续学业，归期未定。我一切安好，勿念。时局动荡，望你谨言慎行，专心向学。切切。姨母容字。廿七年秋。”

信很短，短得像一份讣告。

我捏着信纸，站了很久。油灯的火苗跳动着，影子在墙上拉长又缩短。窗外传来隐约的笛声，还是《梅花三弄》，吹笛的人换了种指法，多了几分苍凉。

逸轩去英国了。

也好。离得越远越好。隔着英吉利海峡，隔着欧亚大陆，隔着这场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战争，那些不该有的念想，总有一天会淡去，会消失，像雪化成水，水渗进土，了无痕迹。

我将信折好，收进抽屉最底层，和那两块玉佩放在一起。

然后吹熄油灯，在黑暗中坐下。

昆明没有雪，但今夜，我感到了一种比雪更深的寒冷。那寒冷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心里渗出来的，一点点，一寸寸，冻僵了四肢百骸。

窗外的笛声还在继续，呜呜咽咽，像哭，又像笑。

我想起今天在黑龙潭边作的那句诗：“寄语故园梅树老，莫因风雪减枝虬。”

故园的梅树，如今可还安好？那些在风雪中死去的人，他们的魂魄，可曾找到归处？

而我，还要在这个没有雪的南方，活多久？走多远？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今夜之后，那个叫顾逸轩的人，将真正成为我生命中的一场雪——一场下在记忆里的雪，一场永不融化的雪，一场只能在无人知晓的深夜，独自凭吊的雪。

笛声停了。

万籁俱寂。

只有桂花香，从窗缝里钻进来，霸道地，不容拒绝地，充满了整个房间。

翠湖暗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