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之南

抵达昆明时，已是来年暮春。

火车在滇越铁路上颠簸了七天七夜，穿过无数隧道和铁桥。最后一段路是窄轨，车厢摇晃得厉害，阿香吐了好几次，小脸蜡黄，却始终攥紧装干粮的布袋，眼睛死死盯着窗外。

“小姐，你看，山！”她忽然指着远处叫起来。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层层叠叠的黛青色山峦在晨雾中浮现，山脚下是大片大片的绿色——那是真正的、湿润的、饱满的绿，不像江南初春那种怯生生的嫩绿，而是泼辣辣、蛮横横地铺开，一直延伸到天边。

没有雪。这里没有雪。

火车进站时，月台上挤满了人。穿长衫的先生，着旗袍的女学生，扛着麻袋的挑夫，还有缠着头巾、肤色黝黑的当地人。空气里混杂着烟草、汗水和某种不知名的花香，与上海火车站那股子煤烟味截然不同。

“沈念雪同学？”

一个清瘦的中年男人挤过人群，手里举着纸牌，上面用毛笔写着“接沈念雪”。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鼻梁上架着圆框眼镜，镜片后是一双温和的眼睛。

“我是闻一多，”他接过我的行李箱，“郭女士在信里提过你。路上辛苦了。”

他说话带着湖北口音，语速不快，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晰。我跟着他挤出车站，阿香提着另一只箱子紧跟在后面。

街上尘土飞扬，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坑坑洼洼。黄包车、马车、还有汽车挤在一起，喇叭声、马嘶声、小贩的叫卖声响成一片。街边店铺挂着褪色的布幌，写着“过桥米线”“汽锅鸡”之类的字样，空气里飘着花椒和菌子的香气。

“昆明比上海落后很多，”闻先生边走边说，“但这里安全。日本人暂时打不过来。”

他带我们穿过几条小巷，在一处青砖小院前停下。院墙不高，爬满了粉色的三角梅，开得正盛，泼泼洒洒地从墙头垂下来。门楣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甲七号。”

“条件简陋，委屈你了。”闻先生推开门。

院子不大，但干净。青石板铺地，角落有一口井，井边种着一棵桂花树，虽然没到花期，叶子却绿得发亮。正房三间，左右各有厢房。

“你住东厢房，”闻先生指着左边的屋子，“我和家眷住正房。西厢房住的是历史系的陈寅恪先生，他身体不好，平时清静些。”

阿香放下箱子，立刻开始打扫。闻先生泡了茶，是云南本地的普洱茶，汤色红褐，入口醇厚，带着一股特殊的陈香。

“郭女士在信里说，你想继续学业？”闻先生放下茶杯，看着我。

“是。”我从怀里取出那封介绍信，已经被我抚摩得有些发软，“我原在上海光华大学念文学，才念了两年……”

“联大文学院在蒙自，”闻先生说，“不过现在迁回昆明了。下周一开学，我带你去见傅斯年院长。你的情况特殊，可能需要补考一些科目。”

他顿了顿，又说：“这里不比上海，很艰苦。校舍是借的，教室漏雨，宿舍拥挤，图书馆的书大部分还留在北平。但——”他的眼睛亮起来，“这里有中国最好的教授，最好的学生。日本人炸了我们的校园，炸不死我们的学问。”

我捧着茶杯，茶水温热，透过瓷壁传到掌心。窗外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是隔壁人家的孩子在追一只花猫。阳光从三角梅的缝隙里漏下来，在青石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没有枪声，没有警报，没有雪。

这里安全得有些不真实。

闻先生的夫人高孝贞女士是个温婉的人，听说我来了，特意炖了汽锅鸡。鸡汤清亮，上面浮着一层金黄的油花，鸡肉炖得酥烂，菌子鲜得让人舌头发麻。

“多吃点，”高女士给我夹菜，“你看你瘦的。这一路不容易吧？”

“还好。”我低头喝汤。

“上海……现在怎么样了？”她小心翼翼地问。

筷子停住了。鸡汤的鲜味在舌尖化开，却忽然变得苦涩。我想起父亲书房里未写完的半阕词，想起黄浦江上那点微弱的光，想起那两块玉佩在我掌心的温度。

“我不知道。”我说，“离开的时候，雪还没化。”

高女士和闻先生对视一眼，不再问了。一顿饭在沉默中吃完，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响。

夜里，我躺在硬板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昆明的夜晚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能听见远处滇池的水波声。

阿香在隔壁厢房已经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这丫头，路上一直绷着，到了这里，终于松弛下来。

我睡不着。起身点亮油灯，从行李箱底层取出那只紫檀木匣。打开，里面是两块玉佩，一封父亲的信，一张染血的素描，还有那块银壳怀表。

怀表的玻璃盖已经换了新的，裂痕不见了，但表链还是断的。我打开表盖，照片上的我依然望着西湖，笑得无忧无虑。边缘那抹暗红还在，像一道永远无法褪去的伤疤。

我将两块玉佩并排放在桌上。羊脂白玉在油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并蒂莲的雕工精细，花瓣的纹理都清晰可见。一块洁白无瑕，一块嵌着血沁。

本该是一对。

本该在一起的。

窗外忽然传来笛声。很轻，很悠远，吹的是《梅花三弄》。笛声穿过夜雾，穿过三角梅的花影，钻进窗棂，钻进这间陌生的屋子，钻进我二十年来所有的过往与乡愁。

我吹熄油灯，在黑暗中躺下。笛声还在继续，一声声，像是询问，又像是叹息。

昆明没有梅树。这里的冬天，连雪都没有。

那么这笛声里的梅花，是为谁而开？又为谁而落？

周一早晨，闻先生带我去联大校本部。

校舍在昆明城西北，原是一所农业学校的旧址。红砖的房子，大多只有两层，墙皮有些剥落，窗户的玻璃碎了不少，用纸糊着。操场上长着杂草，几个学生在打篮球，球砸在篮板上，发出“哐当”的闷响。

“条件艰苦，”闻先生重复这句话，但语气里没有歉意，只有一种平静的骄傲，“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我们设计了新的校舍，在龙头村那边，快建好了。”

文学院办公室在一栋小楼的二层。楼梯吱呀作响，走廊里堆着书，一摞一摞，用麻绳捆着，有的书页已经发黄卷边。

傅斯年院长是个高大魁梧的中年人，说话声音洪亮，带着山东口音。他看完闻先生递上的信，又打量了我几眼。

“沈世钧的女儿？”他问。

“是。”我垂下眼睛。

他沉默片刻，长长叹了口气：“你父亲的事，我听说了。是个有气节的人。”

我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既然闻先生作保，你就先跟着上课。”傅院长从抽屉里取出一张课程表，“国文系，二年级。课表在这里，教室在那边平房，自己去找。课本——”他指了指走廊，“自己去书堆里翻，能找到什么就看什么。”

“谢谢傅院长。”

“不用谢我，”他摆摆手，语气忽然严厉起来，“联大不是避难所。这里的学生，是要读书，要思考，要为中国留一点读书种子的。你若是来混日子，趁早走。”

“我明白。”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锐利得像刀子，半晌，挥挥手：“去吧。”

走出办公室时，闻先生低声说：“傅先生就是这样，嘴硬心软。他肯收你，就是认可你了。”

平房教室很简陋，泥土地，窗户漏风。学生挤挤挨挨地坐着，有的坐在长凳上，有的坐在砖头上，还有的直接坐在门槛上。教授是个清癯的老先生，穿一件磨得发亮的长衫，正在讲《楚辞》。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他的声音苍老，却有一种奇特的穿透力，“屈子这一句，写尽了人世间的悲欢。可是同学们，你们想想，在如今这个时代，生别离是什么？是新婚妻子送丈夫上战场，是母亲送儿子去远方，是像你们一样，离开北平，离开天津，离开上海，千里迢迢来到这西南边陲——”

他忽然停住了，目光落在门口的我身上。

“新同学？”他问。

全班的目光齐刷刷转过来。我站在门口，手里捏着那张课表，忽然觉得无处遁形。

“我……我是沈念雪，来旁听的。”

“旁听？”老先生推了推眼镜，“我的课，没有旁听这一说。要么进来坐下听，要么出去。”

我挤进教室，在最后一排找了个空位。砖头冰凉，长凳粗糙，可当老先生的声音再次响起时，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他讲《楚辞》，讲《离骚》，讲屈原如何在流放中写下那些瑰丽的诗篇。他说，文学不是风花雪月，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在最黑暗的时刻，还能看见光，还能相信美，还能用文字筑起一座不朽的城池。

“这座城池，”他敲着黑板，“日本人炸不垮，炮火轰不塌。因为它建在你们的心里。”

窗外，昆明的阳光很好，明晃晃地照着操场上奔跑的学生，照着远处苍翠的山峦。教室里很安静，只有粉笔划过黑板的沙沙声，和老先生略带沙哑的嗓音。

我翻开从书堆里捡来的《楚辞》，书页泛黄，边角卷起，不知被多少双手翻过。在《九歌·少司命》那一页的空白处，有人用铅笔写了一句诗：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字迹很新，墨迹已经有些模糊了。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酸。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涌出教室，操场上顿时热闹起来。我收拾书本，正要离开，一个女生拦住了我。

她剪着齐耳短发，穿着阴丹士林的蓝布旗袍，眼睛亮晶晶的。

“你是新来的？上海来的？”她说话很快，带着北平口音，“我叫林薇，历史系二年级的。闻先生让我照应你。”

“谢谢。”我有些局促。

“谢什么！”她爽朗地笑起来，挽住我的胳膊，“走，带你去吃好东西。西门外有家小店，米线特别地道，汤头是用火腿和鸡熬的，香得很！”

我被拉着穿过操场。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林薇一路说个不停，说联大的趣事，说教授们的逸闻，说昆明哪家的汽锅鸡最正宗，说滇池的荷花夏天开起来有多美。

“对了，”她忽然问，“你住在闻先生家？那你见过陈寅恪先生没有？听说他眼睛快瞎了，还在坚持写书呢。真了不起……”

我听着，偶尔点头。昆明话，北平话，还有各地的方言混在一起，像一锅煮沸的粥，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这里没有上海那种精致的颓废，没有法租界咖啡馆里氤氲的香气，没有外滩霓虹的闪烁。这里只有红土的操场，漏雨的教室，发黄的课本，和一张张被阳光晒得黝黑、却依然明亮的年轻脸庞。

还有那碗热腾腾的米线。粗瓷大碗，汤色乳白，铺着薄如纸片的火腿、鸡片、鱼片，还有翠绿的豌豆尖。林薇教我把米线夹进汤里，烫熟了捞出来，蘸着特制的辣酱吃。

第一口下去，辣味直冲喉咙，眼泪都出来了。

“好吃吧？”林薇笑得眼睛弯成月牙，“昆明人爱吃辣，说是祛湿。你多吃几次就惯了。”

我辣得说不出话，只能点头。胃里暖起来，那股暖意一直蔓延到四肢百骸。

走出小店时，夕阳正好。天空被染成瑰丽的橘红色，远山的轮廓镶着一道金边。街上行人匆匆，挑着担子的小贩吆喝着收摊，放学的孩子们追着跑着，笑声清脆得像银铃。

林薇指着天边：“看，那是西山，像不像睡美人？”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连绵的山峦静静卧在滇池边，果然像一个仰卧的女子，长发垂入水中。

“传说啊，”林薇的声音轻下来，“那是位公主，爱上了滇池里的渔郎。国王不同意，公主就躺在这里，化成了山，永远望着她的爱人。”

风从滇池那边吹来，带着水汽和荷花的清香。我忽然想起西湖，想起断桥，想起那个为我画素描、却又撕掉的下午。

也是这样的黄昏，也是这样的风。

只是西湖的水是温的，滇池的水是凉的；西湖的荷花娇柔，滇池的荷花泼辣；西湖边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你怎么了？”林薇问。

“没什么，”我摇摇头，“沙子进眼睛了。”

她信了，拉着我继续往前走：“快走快走，晚上礼堂有话剧，《雷雨》，去晚了没位置了！”

我们跑起来。风扬起她的短发，也扬起我的裙摆。石板路在脚下延伸，三角梅从墙头探出来，紫红色的花瓣在夕阳里闪闪发光。

这一刻，我没有想起上海，没有想起父亲，没有想起那两块玉佩，也没有想起黄浦江上那点微弱的光。

我只是跑着，在这个陌生的、没有雪的南方城市，和一个刚刚认识的女孩一起，跑向一场话剧，跑向一个平凡的、热气腾腾的夜晚。

跑到礼堂门口时，我已经气喘吁吁。林薇回头冲我笑，脸颊红扑扑的，眼睛亮得像星星。

“快，”她抓住我的手，“要开场了！”

礼堂里挤满了人，长条凳上坐得密密麻麻，还有不少人站着。舞台上挂着简陋的布景，灯光是几盏煤油灯改的，昏黄昏黄。

大幕拉开。演员们穿着旧旗袍、长衫，用带着各地口音的普通话念着台词。舞台很小，道具粗糙，可当周朴园、繁漪、四凤、周冲这些人物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演到繁漪喝药那场戏时，我身边的女生开始啜泣。林薇递过来一块手帕，她自己眼圈也红了。

“我真恨周朴园，”她小声说，“可我又可怜他。”

我没有说话。我看着舞台上的繁漪，那个被囚禁在周公馆里的女人，用最决绝的方式，反抗她无法忍受的命运。她喝下的不是药，是她对这个世界的全部绝望。

我忽然想起婉容。那个同样被困在牢笼里的女人，那个在江边对我深深鞠躬的女人，那个在信里写下“缘尽于此”的女人。

她喝下的，又是什么？

话剧散场时，已经夜深了。学生们三三两两地散去，议论着剧情，争论着人物的命运。夜空很干净，星星一颗一颗，亮得耀眼。

林薇送我回闻先生家。路上很安静，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和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吠。

“念雪，”快到门口时，林薇忽然说，“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很像一个人。”

“谁？”

“繁漪。”她说，“不是说你像她那样偏激，是说你眼睛里，有和她一样的东西——一种很深的，别人走不进去的孤独。”

我愣住了。

“不过，”她又笑起来，拍了拍我的肩，“你别学她喝药啊。要学就学四凤，虽然傻了点，但至少敢爱敢恨。”

她挥挥手，跑进了夜色里。短发在月光下一跳一跳的，像只活泼的小鹿。

我推开院门。桂花树在月光下投下斑驳的影子，井台边，闻先生正在打水。他看见我，点了点头：“回来了？话剧好看吗？”

“好看。”

“早点休息，明天还有课。”

“好。”

我走进厢房。阿香已经睡了，桌上留着油灯，火苗小小的，温暖地跳动着。我吹熄灯，在黑暗里坐下。

月光从窗户漏进来，照在桌上的紫檀木匣上。我打开匣子，取出那两块玉佩，握在掌心。

玉是凉的，沁着夜的寒气。那抹血沁在月光下越发清晰，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窗外传来笛声，还是《梅花三弄》。吹笛的人不知是谁，也不知在哪，笛声飘飘忽忽，时远时近，像梦，又像叹息。

我将玉佩放回匣子，合上盖子。

昆明没有雪，没有梅，也没有他。

但这里有阳光，有米线，有简陋而温暖的教室，有爽朗爱笑的林薇，有在黑暗中依然高歌的《雷雨》，有在油灯下著书立说的先生，有在星空下谈论理想的学生。

这里有一种粗粝的、蓬勃的、野蛮生长的力量。

这种力量，也许足以支撑一个人，在没有雪的南方，在没有他的余生里，活下去。

笛声停了。万籁俱寂。

我躺下来，闭上眼睛。第一次，在离开上海后，我没有梦见雪，没有梦见江，没有梦见那点微弱的光。

我梦见一片绿色的山峦，山脚下开满不知名的野花，红的，黄的，紫的，泼辣辣地，一直烧到天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