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冬天没有雪，只有雨。

细密的、连绵的雨，从十二月一直下到二月，把维多利亚港洗成一片灰蒙蒙的绸缎。书院里的凤凰木落了叶，光秃秃的枝桠伸向铅灰色的天空，像一只只绝望的手。

我和顾逸轩保持着一种默契的疏离。

在走廊遇见，点头，微笑，说“顾老师早”“沈小姐好”，然后擦肩而过。在图书馆，他借书，我登记，目光只落在书脊的编码上。在教员餐厅，他坐东边的窗，我坐西边的角落，中间隔着十几张桌子，像隔着整个太平洋。

史密斯先生有次开玩笑：“顾，你和沈小姐是不是吵过架？怎么从来不坐一起？”

顾逸轩淡淡一笑：“没有。只是不熟。”

不熟。两个字，轻飘飘的，像羽毛，却压得我胸口发闷。

是啊，不熟。我们认识七年，爱过，等过，找过，最后换来一句“不熟”。

也好。不熟最好。不熟就不会心痛，不熟就不会留恋，不熟就能在这座孤岛上，各自安好地活下去。

只是有些习惯，改不掉。

比如每天下午三点，我会下意识看向美术史教室的方向。他总在那个时间下课，抱着一摞画册穿过长廊，身影被窗外的光拉得很长。我会躲在书架后面，看着他走远，直到脚步声消失在楼梯转角。

比如每周三晚上，书院的小礼堂有电影放映。他总是坐在最后一排最左边的位置，那是整个礼堂光线最暗的角落。我会坐在前排最右边，借着银幕的反光，用余光描摹他侧脸的轮廓。黑暗中，谁也看不见谁的表情，安全得像两个陌生人。

比如每个月第一个周日，他会去中环的“文艺复兴”书店。那是一家专卖外文艺术书籍的小店，老板是个意大利老头。我也会去，比他晚半小时，假装偶然路过，在书架间徘徊，偶尔能听见他和老板用英文讨论某本新到的画册，声音温和，带着笑意。

我们像两颗沿着固定轨道运行的行星，永远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永远不会相撞，也永远不会远离。

直到那个雨夜。

民国三十年一月，香港的冬天冷得反常。

傍晚时分，警报响了。不是空袭警报——日本人的飞机还没炸到香港——是防空演习。尖利的声音划破雨幕，街上乱成一团。警察吹着哨子指挥人群往防空洞跑，电车停运，店铺纷纷关门。

我抱着刚从图书馆借的几本书，被困在半山。雨越下越大，伞根本撑不住，雨水顺着伞骨往下淌，很快打湿了旗袍的下摆。

“沈小姐？”

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身边。车窗摇下，露出顾逸轩的脸。他穿着深灰色的大衣，领口竖着，鼻梁上架着那副金丝眼镜，镜片被雨水打湿，有些模糊。

“上车吧，”他说，“我送你回去。”

我犹豫了一秒。雨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冷得刺骨。最终，还是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车里很暖，有淡淡的皮革味和烟草味。他递过来一条干毛巾：“擦擦。”

“谢谢。”

我接过毛巾，擦头发上的水。后视镜里，能看见他的侧脸。他专注地看着前方，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刮开一片又一片的水幕。

“演习而已，”他忽然开口，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不用怕。”

“我没怕。”

“你的手在抖。”

我低头，看见自己的手紧紧攥着毛巾，指节泛白。是啊，在抖。不是因为怕演习，是因为怕他。怕这狭小的空间，怕这熟悉的香气，怕这三年未有的、如此近的距离。

“顾老师怎么会在这里？”我转移话题。

“去九龙看一个画展，回来路上遇到演习。”他顿了顿，“你呢？”

“去书店买书。”

“什么书？”

我把怀里湿了一半的书递过去。最上面那本是《楚辞集注》，下面是《欧洲文艺复兴艺术史》和一本薄薄的《香港植物图鉴》。

他瞥了一眼，嘴角似乎弯了弯：“还是老习惯，文学、艺术、杂学，什么都看。”

老习惯。他还记得。

心脏猛地一缩，我别过脸，看向窗外。雨中的香港，霓虹灯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晕开一团团模糊的光，像印象派的画。行人匆匆跑过，伞与伞碰撞，溅起细碎的水花。

车子驶上皇后大道东。经过圣约翰教堂时，他忽然减速，停在了路边。

“等我一下。”

他没打伞，推开车门冲进雨里，跑进教堂旁边的花店。几分钟后回来，手里拿着一小束白色的花，花瓣上沾着水珠，在车灯下晶莹剔透。

是姜花。香港冬天常见的花，香气清冽，带点辛辣。

“给。”他坐进车里，把花递给我。

我没接：“为什么送花？”

“不为什么。”他看着我，镜片后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深不见底，“只是觉得，这花像你。”

“我像姜花？”

“外表清冷，香气独特，在冬天开得最好。”他顿了顿，“而且……耐活。”

耐活。是啊，这三年，我不就是靠着这点“耐活”，撑过来的吗？

我接过花。姜花的香气在狭小的车厢里弥漫开来，冲淡了皮革和烟草的味道，带来一种陌生的、清冽的生机。

车子重新启动。雨还在下，敲打着车窗，像无数细小的手指在弹奏一曲无名的哀歌。

“念雪。”他忽然叫我的名字。不是沈小姐，是念雪。

我浑身一僵。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他的声音很轻，却每个字都砸在我心上，“下个月，我要结婚了。”

世界安静了。雨声，引擎声，心跳声，全都消失了。只有那三个字，在耳边回荡，一遍，又一遍。

结婚。

他要结婚了。

“是……谁？”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林家的小姐，林静婉。她父亲是做船运的，和我家是世交。”他顿了顿，“我们从小认识，算是……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多好的词。不像我们，是半路相逢，是雪中偶遇，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人。

“恭喜。”我说。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惊讶。

“谢谢。”他握紧方向盘，指节泛白，“婚礼在二月十四，西洋的情人节。在浅水湾酒店，如果你……有空的话。”

“我应该没空。”我说，“那天图书馆要整理一批新书。”

“也好。”

沉默。漫长的、令人窒息的沉默。只有雨刷器来回摆动的声音，像钟摆，一下，一下，丈量着这最后的、独处的时光。

车子在书院宿舍楼下停住。雨小了些，成了绵绵的雨丝，在路灯下闪着细碎的光。

“谢谢顾老师送我回来。”我推开车门。

“念雪。”他又叫住我。

我停在车门口，没有回头。

“那块玉佩，”他说，“我没扔。”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把它……埋在我母亲花园的茶花树下。”他的声音在雨夜里飘忽不定，“和我母亲给我的、你的那块，埋在一起。两兄弟，总算团聚了。”

两兄弟。他说“两兄弟”，没说“一对”。

是啊，本来就是兄弟，不是情侣。是我们错了，从一开始就错了。

“埋了也好。”我说，“入土为安。”

“是啊，入土为安。”他重复，然后轻声说，“再见，念雪。”

“再见，顾老师。”

我关上车门，走进雨里。没有打伞，任由雨丝打在脸上，冰凉，清醒。

车子没有立刻开走。我走进楼门，回头，看见那辆黑色的轿车还停在原地，车灯亮着，在雨幕中晕开两团朦胧的光。像两只眼睛，默默地，固执地，看着我的背影。

然后，灯灭了。引擎声响起，车子缓缓驶离，消失在街道转角。

我站在楼门口，手里还攥着那束姜花。香气在雨夜里格外清晰，清冽，辛辣，带着一种决绝的美。

眼泪终于掉下来。混着雨水，分不清哪些是雨，哪些是泪。

也好。他要结婚了。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过一个正常人该有的生活。不用再被我这个“表妹”拖累，不用再为那段不该存在的感情痛苦。

我应该为他高兴。

可为什么，心这么疼？像被人用钝刀，一点点地割，不致命，却绵长地、持久地疼。

阿香从楼上跑下来，看见我浑身湿透的样子，吓了一跳：“小姐！你怎么淋成这样？快上去换衣服，要着凉的！”

我被拉上楼。热水澡，干衣服，热姜茶。阿香忙前忙后，嘴里念叨着：“顾先生也真是，怎么不把您送到门口？这雨多大啊……”

“不怪他。”我说，“是我自己要走回来的。”

“为什么呀？”

“想淋淋雨，”我捧着姜茶，热气熏着眼睛，“清醒清醒。”

那夜，我发烧了。高烧，说胡话，梦见上海那场雪，梦见父亲躺在棺材里的脸，梦见黄浦江上那点微弱的光，梦见顾逸轩站在灯塔下，说：“我要结婚了。”

阿香守了一夜，用湿毛巾敷我的额头，一遍遍换水。天亮时，烧退了。我睁开眼，看见窗外灰白的天，和依然下个不停的雨。

“小姐，您可算醒了。”阿香红着眼圈，“吓死我了。”

“我没事。”我坐起来，头还昏沉沉的，“今天星期几？”

“星期三。”

星期三。晚上有小礼堂的电影。

“帮我跟陈先生请个假，”我说，“就说我病了，今天不去图书馆了。”

“好。”

阿香出去了。我靠在床头，看着窗台上的那束姜花。一夜过去，有些花瓣已经蔫了，边缘卷起焦黄，可香气还在，执拗地弥漫在空气里。

耐活的花。可再耐活的花，也有凋谢的时候。

就像再深的爱，也有结束的一天。

下午，雨停了。太阳从云层后面探出头，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投下淡淡的光。我起床，换衣服，对镜梳妆。脸色有些苍白，我抹了点胭脂，涂了口红。

镜子里的人，短发，旗袍，眉眼沉静。是沈念雪，皇仁书院的沈助教，一个普通的、即将步入二十四岁的女人。

不是那个在雪地里等爱的小姑娘了。

晚上，我还是去了小礼堂。电影是《乱世佳人》，胶片有些旧了，画面时不时跳跃，音质也沙哑。可当费雯丽穿着绿丝绒窗帘改的裙子出现在屏幕上，说出那句“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时，全场还是响起了低低的抽泣声。

我坐在老位置，前排最右边。用余光看向最后一排最左边。

他不在。

整个电影放映期间，那个位置都是空的。

电影散场时，我在门口遇见了史密斯先生。

“沈小姐，看见顾了吗？”他问，“他今天没来，真稀奇。他可是《乱世佳人》的忠实影迷。”

“没看见。”我说。

“听说他下个月结婚？”史密斯先生眨眨眼，“新娘我见过，很漂亮，家世也好。顾运气不错。”

“是啊，”我说，“运气不错。”

走出礼堂，夜风很凉。我裹紧大衣，沿着书院的小路往回走。路过美术史教室时，看见里面亮着灯。

鬼使神差地，我走过去，从窗户往里看。

他一个人坐在讲台上，没有开大灯，只有一盏台灯，在桌上投下一圈昏黄的光。他面前摊着画纸，手里拿着炭笔，正在画什么。画得很专注，眉头微蹙，嘴唇抿成一条直线。

我看了很久。久到腿都站麻了，他才放下笔，揉了揉眉心，然后抬起头，看向窗外。

我们的目光隔着玻璃相遇。

他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沈小姐。”他叫得生疏。

“顾老师。”我也回得客套。

“怎么还没回去？”

“刚看完电影。”

“《乱世佳人》？”

“嗯。”

“好看吗？”

“好看。”我说，“斯嘉丽最后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是啊，”他望着夜空，那里有几颗稀疏的星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沉默。夜风从我们之间穿过，带着雨后的清冽和寒意。

“你在画什么？”我问。

“没什么。”他顿了顿，“肖像。练习。”

“能看看吗？”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侧身，让开窗户。

我走到门口，推门进去。教室里很安静，只有炭笔在纸上的沙沙声——他还在画。我走近讲台，看见画纸上的肖像。

是一个女人的侧脸。短发，轮廓清秀，睫毛很长，眼神望着远方，有些空茫，有些哀伤。画得不算精细，有些地方只是粗略的轮廓，可那种神韵——那种深藏在平静下的哀伤，那种明知无望却依然固执的等待——捕捉得淋漓尽致。

是我。

他在画我。

“画得不好，”他放下炭笔，声音有些哑，“很久不画人像，生疏了。”

“很好。”我说，“比我本人好看。”

“不，”他看着我，目光深得像井，“你比画上好看。画只能捕捉瞬间，而你……是流动的，变化的，永远新鲜的。”

我的心在疼。细细密密的疼，像有无数根针在扎。

“这幅画，”我说，“能送给我吗？”

“你要它做什么？”

“留个纪念。”我说，“毕竟，顾老师要结婚了。以后……大概不会再画我了。”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卷起画纸，用丝带系好，递给我。

“送给你。”他说，“就当是……结婚礼物。”

我接过画。画纸很轻，却又很重。

“谢谢。”我说，“我也该送你一份结婚礼物。你想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他说，“你能来，就够了。”

“我说了，那天我没空。”

“那就不要来。”他转过身，背对着我，肩膀的线条在灯光下显得僵硬，“不要来，念雪。看着我娶别人，对你太残忍了。”

“那对你呢？”我问，“娶一个你不爱的人，不残忍吗？”

“这是我的选择。”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林静婉是个好姑娘，温柔，善良，会是个好妻子。我会对她好，尽一个丈夫的责任。爱情……不是婚姻的全部。”

“那你为什么还要画我？”我的声音在抖，“为什么还要记得？为什么不能像扔玉佩一样，把我也扔了，埋了，忘了？”

他终于转过身，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碎成一片一片，在灯光下闪着湿漉漉的光。

“因为我做不到。”他说，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玉佩可以扔，画可以撕，记忆可以假装遗忘。可你在这里——”

他的手按在自己心口，很用力，用力到骨节发白。

“你在这里，念雪。从十六岁到二十四岁，从上海到香港，你一直在这里。我试过把你挖出来，可是每挖一次，就疼一次，流一次血。后来我发现，我挖不出来了。你长在我心里了，和我的血肉长在一起了。要挖你，除非把我的心也挖了。”

眼泪涌上来，我拼命忍住。不能哭，沈念雪，这是你选的路，你没资格哭。

“那就带着它吧。”我说，“带着我对你的爱，带着我们那些回不去的日子，带着上海那场雪，带着黄浦江上那点光，好好地活下去。结婚，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把我放在心里最深的角落，偶尔想起来，笑一笑，或者叹口气，然后继续往前走。”

我走到他面前，仰起脸，看着他。这是我三年来，第一次这么近、这么仔细地看他。看他眼角的细纹，看他鬓角新生的白发，看他眼睛里那个小小的、破碎的我。

“逸轩，”我叫他的名字，最后一次，“你要幸福。就算是为了我，为了我父亲，为了所有为我们死去的人，你要幸福。”

他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很慢，很重，像凝结了的雪。

“我答应你。”他说。

“我也答应你，”我说，“我会好好活着。在这个没有你的世界里，好好地、认真地活着。”

我转身，走出教室。没有回头。

抱着那幅画，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夜很静，风很凉，星星很亮。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而我和顾逸轩，从明天开始，就真的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他会成为别人的丈夫，别人的父亲，别人的依靠。

而我，还是沈念雪，皇仁书院的沈助教，一个在乱世中独自前行的女人。

没有雪，没有光，没有他。

只有这幅画，和画里那个永远不会老去的、二十四岁的我。

足够了。

走到宿舍楼下时，我抬起头，看着香港的夜空。没有雪，但有很多星星，一颗一颗，亮得执着，像无数双眼睛，在默默地看着这个人间，看着所有的离别与重逢，所有的开始与结束。

我对着星星，轻声说：“父亲，您看见了吗？我长大了。我会好好活下去的。您放心。”

风吹过，带来远处海的气息，咸的，涩的，像眼泪的味道。

而我知道，从今往后，我的生命里，再也没有雪了。

只有雨。只有香港这连绵的、无声的雨，和雨过之后，那片灰蒙蒙的、却依然会亮的天空。

孤岛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