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下起了小雪,茶馆里生了炭火,却还是暖不热心里的冷。俄帮瓷修好了漏风的窗户,英帮瓷整理了古籍,法帮瓷烤了红薯,日韩帮瓷擦了桌子,加帮瓷泡了茶。
美没来,却托人送来了一件厚外套——是瓷上次说好看的那件,标签还没拆。瓷看着外套,没说话,只是把它叠好,放在了茶柜最上层,和美的鹰杯放在一起。
俄坐在炭火旁,喝着茶,突然说:“瓷,要是茶馆真拆了,你就去我那住,农庄虽然冷,但是能住人。”
英跟着说:“去我那,我家有地方,还能帮你修古籍。”
法说:“去我那,我给你烤蛋糕,天天换花样。”
日韩说:“去我们那,我们家有暖气,还能给你泡浓茶。”
加说:“去我那,我妈会做枫糖糕,甜得很。”
瓷看着他们,笑着点头:“好啊,去哪都行,只要你们在。”
可心里却怕得厉害——他怕茶馆拆了,怕他们因为自己受牵连,怕美真的变成陌生人,怕明年春天,再也见不到南斯拉夫的葡萄。
雪越下越大,落在茶馆的木牌上,“清茗居”三个字被雪盖了一半,像要消失一样。瓷看着窗外的雪,突然想起南斯拉夫说的“明年春天”,想起美说的“西海岸日落”,想起俄说的“贝加尔湖滑冰”,想起英说法说的“伦敦巴黎”,想起日韩说的“帮她拦着美”,想起加说的“枫糖糕”——这些约定,好像越来越远了。
那天晚上,瓷把南斯拉夫送的葡萄,一颗一颗放在保鲜盒里,藏在冰箱最下层——她想,等南斯拉夫下次来,给他吃最甜的那颗。却没料到,这些葡萄,最后都成了他一个人的回忆,甜得发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