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铃响的时候，林晓月已经平静下来了。她背起小书包——绿色帆布，带子太长，拖到屁股下面——跟着队伍走到校门口。

家长们在铁门外探头张望。她一眼就看见了母亲。

李秀兰二十八岁，穿着碎花衬衫，深蓝色裤子，布鞋。头发扎成低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她还很瘦，脸颊有肉，眼睛亮亮的，完全没有后来常年操劳的憔悴。

“月月！”李秀兰朝她招手，笑容灿烂。

林晓月鼻子一酸，快步跑过去，一头扎进母亲怀里。

是妈妈的味道。阳光晒过的棉布，淡淡的皂角香，还有一点点汗味。真的，是年轻的妈妈。

“今天乖不乖呀？”李秀兰把她抱起来——很轻松就抱起来了，她还没那么重。

“乖。”她把脸埋在母亲肩窝。

“陈老师说你不高兴，还哭了？”李秀兰摸摸她额头，“是不是不舒服？”

“没有。”她摇头，闷声说，“就是想妈妈了。”

李秀兰笑了，亲亲她脸蛋：“傻丫头，妈妈不是来了吗？”

回家的路不远，李秀兰牵着她慢慢走。路边有卖糖人的，有卖气球的，有卖煮玉米的。经过玉米摊时，她多看了一眼，李秀兰立刻蹲下来问：“想吃？”

她摇头：“不想。”

其实想吃。但知道妈妈舍不得。

“真不想？”李秀兰摸摸她脑袋，“开学第一天，妈妈给你买一个。”

“不要。”她扯着妈妈往前走，“回家吃饭。”

李秀兰愣了愣，笑了：“我们月月真懂事。”

夕阳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她低头看着地上的影子，大手牵小手。她忽然握紧了母亲的手指。

“妈妈。”

“嗯？”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晚上就回来。”李秀兰声音轻了些，“爸爸后天要出远门了，去挣钱，给月月买新书包，买花裙子。”

来了。

就是这个。

林晓月的心脏揪紧。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父亲三天后出发，在工地干到年底，回来时黑瘦黑瘦，带回来皱巴巴的一叠钱。第二年、第三年……直到她上初中，父亲才因为腰伤不得不回家，落下病根，阴雨天就疼得直不起腰。

而她整个童年，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和电话里沙哑的“月月乖”。

不。

不能再这样。

“月月？”李秀兰察觉她脚步停下，“怎么了？”

她抬起头，夕阳的光刺得眼睛发酸。

“妈妈，”她听见自己稚嫩但清晰的声音，“我不想让爸爸走。”

李秀兰表情一僵，随即蹲下来，把她搂进怀里：“爸爸是去挣钱，挣了钱才能……”

“我不要新书包，不要花裙子。”她抓住母亲的衣襟，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我要爸爸在家。”

李秀兰眼睛红了，但还是笑着摸摸她脸：“傻孩子，说什么呢。爸爸在家，谁挣钱呀？”

“我能挣钱。”她脱口而出。

李秀兰噗嗤笑了：“你个小不点，怎么挣钱？”

林晓月张了张嘴，又闭上。

是啊，她怎么挣钱？一个五岁孩子，能做什么？

可她是二十八岁的林晓月。她知道未来二十几年的发展轨迹，知道什么会火，什么会淘汰，知道哪里有机会，哪里有坑。

但这些，她不能说。

至少现在不能说。

“月月？”李秀兰擦擦眼角，又站起来牵她，“好啦，回家吧。爸爸今天买肉了，给你做红烧肉。”

红烧肉。小时候最奢侈的菜，只有过节和生日才吃。

她被动地跟着母亲往前走，脑袋飞速运转。

1998年，家里有什么？父母会什么？她能做什么？

父亲会木工，会编竹器。母亲会缝纫，会绣花。家里有地，但不多。村里还没通网，镇上才有电话。

但1998年，已经有乡镇企业，已经有小商品市场，已经有人开始做外贸加工。

如果……如果父亲留下来，用他的手艺，母亲的巧手，做点什么……

“月月！”一声粗犷的呼唤打断她的思绪。

她抬起头。家门口，一个年轻男人正蹲在地上修自行车。白背心，军绿色长裤，寸头，皮肤晒成小麦色。是父亲，林建国。

二十五岁的父亲，没有白发，没有驼背，笑起来眼角还没有皱纹。

“爸爸！”她挣脱母亲的手，飞奔过去。

林建国一把将她抱起来，高高举过头顶：“哎哟，我们家小学生回来啦！上学开不开心？”

“开心！”她搂住父亲的脖子，闻到他身上汗水和烟草混合的味道。

是真的。爸爸还在家，手臂有力，怀抱温暖。

林建国把她放下，从兜里摸出个东西：“看，爸爸给你买的。”

是一支自动铅笔，粉红色，笔帽上有个小兔子。

“谢谢爸爸！”她紧紧攥着笔，像攥着一根救命稻草。

“走，进屋吃饭。”林建国一手抱起她，一手推着修好的自行车。

厨房里飘出肉香。李秀兰在灶台前忙碌，锅里红烧肉咕嘟咕嘟响。父亲把她放在小板凳上，自己去水缸舀水洗脸。

她看着这个家。水泥地，白灰墙，木窗框，家具简陋但整洁。墙上贴着她去年画的画，一个歪歪扭扭的太阳，下面三个火柴人。

这是她的起点。一切重新开始的地方。

饭桌上，红烧肉摆在最中间，油光发亮。还有炒青菜，西红柿鸡蛋汤。林建国给她夹了块最大的肉：“多吃点，长高高。”

她看着碗里的肉，又看看父母。他们只吃青菜，偶尔夹一小块肉，还要互相推让。

“爸爸。”她放下筷子。

“嗯？”

“你后天要走吗？”

饭桌安静了。李秀兰低头扒饭，林建国笑容僵了僵。

“是啊，爸爸要去挣钱。”他尽量让声音轻松，“等爸爸回来，给你带洋娃娃，好不好？”

“我不要洋娃娃。”她盯着他眼睛，“爸爸，你能不能不走？”

林建国和李秀兰对视一眼。

“月月，”李秀兰轻声说，“爸爸是去工作……”

“我知道。”她打断，声音很稳，稳得不像五岁孩子，“但我不想爸爸走。爸爸走了，妈妈晚上偷偷哭。爸爸走了，过年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陪，我没有。爸爸走了，回来的时候手上都是伤，腰也疼。”

她每说一句，父母的脸色就白一分。

这些都是后来她才知道的事。但此刻，她管不了那么多了。

“月月……”林建国喉咙发紧，“谁跟你说这些的？”

“我看到的。”她跳下凳子，跑到林建国面前，仰头看他，“爸爸，你能不能留下来？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穷一点也没关系。我不吃红烧肉，不穿新衣服，我只要爸爸在家。”

屋子里死一般寂静。

只有灶膛里柴火噼啪的轻响。

许久，林建国慢慢蹲下来，粗糙的大手捧住她的脸：“傻闺女，爸爸要是不去挣钱，你上学怎么办？将来考大学怎么办？”

“我能挣钱。”她又说了一遍，这次更加坚定，“爸爸，妈妈，我们一家人一起挣钱。”

李秀兰的眼泪掉下来：“你个小孩子，懂什么挣钱……”

“我懂。”林晓月转身，跑进里屋，翻出母亲陪嫁带来的那个竹编箱子。

箱子很旧了，但编工精致，上面有简单的花纹。她费力地拖出来，打开，里面是母亲的一些旧物，最底下压着几本手工书。

“妈妈会编篮子，爸爸会做木工。”她把书摊开，指着上面的图片——那是她后来在网上见过的，九十年代很流行的手工编织品图样，“我们可以做这些，拿去卖。”

林建国和李秀兰都愣住了。

“你……你看得懂这个？”李秀兰声音发颤。

林晓月心一横，指着图上一个竹篮：“这个，加个盖子，可以当野餐篮。这个，编小一点，可以装毛线。这个，做成两层，能放水果。”

这些都是二十几年后常见的款式，但在1998年，在小山村里，是新鲜东西。

林建国拿起那本书，翻了几页，眉头紧锁。李秀兰也凑过来看。

“这……这能做出来吗？”李秀兰犹豫。

“能。”林建国点头，“工艺不难，就是费工夫。但做了谁买？咱们这地方，谁要这么花哨的篮子？”

“拿到城里卖。”林晓月脱口而出，“城里人喜欢。”

说完她就后悔了。一个五岁孩子，怎么知道城里人喜欢什么？

果然，父母都看她，眼神复杂。

“月月，”李秀兰蹲下来，摸摸她额头，“你今天是不是不舒服？怎么总说胡话？”

“我没有……”她急得快哭了。

“行了。”林建国摆摆手，把那本书合上，“先吃饭，菜都凉了。”

重新坐回饭桌，气氛沉闷。红烧肉凉了，油凝成白色。林晓月小口扒着饭，食不知味。

她太急了。一个五岁孩子，突然说出这些话，父母不怀疑才怪。

可她没时间了。后天，父亲就要走了。

“那个……”林建国忽然开口，声音很低，“我问问工头，看能不能晚几天走。”

林晓月猛地抬头。

“我明天去趟镇上，打听打听。”林建国没看她，低头扒饭，“要是真能做点小买卖……晚几天也不碍事。”

李秀兰眼睛一亮：“当真？”

“试试呗。”林建国咧嘴笑，笑容有点苦，“反正……我也不想走。”

不想走。三个字，像石头投入心湖，荡开一圈圈涟漪。

林晓月低下头，眼泪掉进饭碗里。

“哭什么。”林建国揉揉她脑袋，“快吃，吃完爸爸给你讲故事。”

“嗯。”她用力点头，大口扒饭。

红烧肉很香，肥而不腻。她嚼着，咽下，胃里暖起来。

晚饭后，林建国真的找出工具箱，削了几根竹条，照着书上的图试着编。李秀兰在旁边打下手，时不时提点意见。林晓月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看。

昏黄的灯泡下，父母的身影投在墙上，温暖而踏实。

夜深了，林建国把她抱上床，盖好被子。

“睡吧。”他摸摸她额头。

“爸爸。”

“嗯？”

“你会留下来吗？”

林建国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爸爸试试。”

试试。不是保证，但至少有希望。

她闭上眼睛。等父亲关上门，脚步声远去，她又睁开。

窗外月色很好，透过木窗棂洒进来，在地上印出格子光影。

她伸出小手，在月光下看。肉乎乎的手，短小的手指，掌心的生命线很长，蜿蜒到手腕。

二十二岁那年，算命的说她命不好，一生劳碌，无所成。

她当时不信，现在……她重生了。

重生到五岁，父母还年轻，一切都还没开始。

她握紧拳头。

这一次，她不要劳碌，不要无所成。

不要父亲背井离乡，不要母亲深夜垂泪。

不要那个在厕所隔间里，攥着验孕棒无声痛哭的自己。

窗外传来蛐蛐叫，远远的，有狗吠。

1998年9月1日，晚上九点十七分。

她回来了。

这一次，她要他们全家，都好好地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