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一帘幽梦（汪绿萍）39

后来那个铺子挂上招牌那天，她才知道陆知行从新加坡订了一批匾额，上面就刻着绿萍两个字，墨底金字，不是她平时喜欢的极简风，可她看着那两个字挂上去时，站在街对面看了很久。

陆知行站在她旁边，什么也没说，只是手插在口袋里，肩膀轻轻碰了她一下。

台北那边，舜涓的茶室已经开了快一个月了。

生意不算红火，可每天都有固定的几桌老客人。

有几个是舜涓年轻时的闺中密友，如今也都做了奶奶，闲着没事就约着一起来喝茶、织毛衣、说闲话。

她们在茶室里说儿媳的坏话、说孙子的趣事、说菜市场哪家鱼最新鲜。

舜涓坐在柜台后面，一边织围巾一边听，偶尔插一两句，笑得眉眼都舒展开来。

有一次绿萍从台南回来，去茶室看她，推开门就看见舜涓正跟两个老太太围坐在窗边，桌上摆着三杯茶和一碟花生糖，三个人笑得前仰后合。

舜涓看见绿萍，朝她招了招手，说“来喝杯冻顶”。

绿萍走过去坐下，接过她妈递来的茶杯。

茶是热的，杯壁烫着手心。

她低头抿了一口，发现舜涓泡茶的手艺比从前好了不少。

她没夸，只多喝了两杯。

走的时候，舜涓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包茶叶塞给她，说“拿去给知行喝，他上次说喜欢这味道”。

绿萍接过茶叶，在手里掂了掂，觉得这包茶叶比任何设计大奖都重。

至于楚濂，他在绿萍去台南的那段时间里离开了台北。

走之前他给绿萍发了一条短信，只有两行字：“我走了。去南部当兵。祝你越来越好。”

绿萍在台南的工地上收到这条消息时，正蹲在地上跟木工师傅讨论柜台的高度。

她看了一眼屏幕，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旁边的木料上，继续跟师傅说话。

等师傅去量尺寸了，她才拿起手机，把那条短信读了一遍，然后删了。

她没有回。

她想了一会儿楚濂，那个曾经站在她生命里、差点毁了她一辈子的人。

如今他走了，去南部当兵，把台北的一切都丢下了。

她心里没有波澜。她只是觉得，这个人终于从她的生活里退出去了，退得干干净净，像一块旧布被从一匹新料子上撕下来，裂口早就干了，不疼了。

费云帆在巴黎，偶尔还会出现在八卦杂志上。

绿萍有一次在便利店的报刊架上看见一本法国华人商会的会刊封面，费云帆站在一群西装革履的人中间，笑得很得体。

她把杂志翻过去，继续买她的矿泉水。

后来听说费云帆在巴黎收养了一个华裔孤儿，是个男孩，五六岁，瘦瘦小小的。

绿萍不知道这消息真假。

如果是真的，她希望那个孩子能填补费云帆心里那个填不满的洞。

而紫菱，在台南火车站旁边那家早餐店做了将近二十天之后，有一天早上没有去上班。

老板娘等到九点，打电话也没人接。

后来老板娘让人去她租的出租屋看了看，门锁着，房东说紫菱昨晚退了租，东西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老板娘叹了口气，说这姑娘干活其实还行，就是心思定不下来，隔三差五就发愣。

她走了也没办法，招个人顶上就是。

那天下午，绿萍正好从工地回来，路过火车站附近。

她没有特意去阿霞早餐，可脚步还是在那条街上停了停。她看见早餐店的铁门关着，门口贴了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招人。

绿萍站在街对面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她在电话里跟舜涓说：“紫菱走了。离开了台南。”

舜涓那头沉默了好几秒，然后说了一句：“我知道了。”

她没有问去了哪里，也没有让绿萍去找。

她只说了一句“天冷了，你多穿点”。

绿萍嗯了一声，挂了电话。

她靠在台南出租屋的窗边，看着窗外小巷里亮起的橘色路灯，把手机放在窗台上，拿起铅笔继续画下一季的图。

窗外的风把芒果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

台南的夜安静而温热，像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来的梦。

台南的铺子装修了将近一个月。

绿萍几乎住在了工地上，每天七点不到就到民生路，跟木工、油漆工、水电工一个一个过细节。

她画了三十多张施工图，柜台多高、衣架多宽、试衣间灯光从哪个角度打下来最衬肤色，全算得清清楚楚。

师傅们一开始嫌她烦，说“小姐你比设计师还啰嗦”，后来看她蹲在地上跟木工一起锯木头、趴在天花板底下对电线颜色，一个个闭了嘴。

到了收尾那几天，带头的木工师傅跟她说了一句：“你这个人，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底。我干装修二十多年，头一回见老板自己钻柜子底下拧螺丝的。”

开业前一天，陆知行从台北赶来。

他站在民生路二段那间铺子门口，仰头看着新挂上去的匾额，“绿萍”。

墨底金字，是他从新加坡找人刻的。

他看了很久，然后走进店里，转了一圈。

柜台是浅色橡木的，架子是黑铁定制的，灯光从天花板和两侧墙面上同时打下来，照得满屋子的衣裳像挂在展厅里。

他走到柜台后面，拉开抽屉，看见里头整整齐齐码着账本、笔、剪刀、针线盒，还有一包没拆的冻顶乌龙。

他偏头看她，绿萍正弯腰把最后一排衣架调正，额头上的汗把刘海打湿了，贴在鬓角上。她头也不抬地说：“那是你上次说好喝的，我让我妈多包了一包。”

陆知行把那包茶叶拿起来放进自己公文包里，什么也没说。

开业那天是周六。

台南的周末比台北更散漫，街上的人走得慢，骑车的人也慢。

绿萍本来没打算做什么隆重仪式，她就在门口摆了两盆芒果树苗，贴了一张手写的告示——“今日开业，欢迎进店”。

可消息不知道从哪里走漏了出去。早上十点开门时，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有台南本地的太太小姐，有从高雄专程赶来的买手，还有两个是她在台北设计展上认识的媒体编辑。

绿萍站在门口愣了一下，然后侧身把门推开，说：“进来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