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绿萍在工作室里收到了一个信封。
信封没有署名,里头装着一把钥匙,是汪家大门的钥匙。
钥匙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笔迹潦草,像是写了很久才写出来的:“姐,钥匙还你。我去南部了。别找我。”
绿萍把纸条翻过来,背面什么都没有。
她把钥匙和纸条一起放进抽屉里,锁上,然后继续踩缝纫机。
她没有给紫菱打电话,也没有回任何消息。
她只是踩了一整天缝纫机,把下一季的样衣赶了出来。
晚上陆知行来接她时,她把这事说了。
陆知行没有问她的感受,只问了一句:“要不要我让人查一下她在南部哪里?”
绿萍摇了摇头:“不用。她要是想回来,自己会回来。不想回来,找也没用。”
陆知行没再说什么。
他帮她把样衣挂好,关了灯,锁了门。
两个人沿着敦化南路慢慢走。台北的秋天深了,路边的行道树落了一地黄叶,踩上去沙沙响。
绿萍把手插进大衣口袋里,走了几步忽然说:“陆知行,我想在台南开一间分店。”
陆知行偏头看她:“为什么是台南?”
绿萍想了想,说:“没什么。就是想开。”
陆知行看了她一眼,没有追问。
他只是把她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握在自己掌心里,说:“好。我陪你去看铺面。”
台北的夜晚热闹而漫长。
路上车水马龙,行人来来往往,没人注意到这两个走在秋夜里的人。
绿萍靠着他走,步子不急不缓。她心里有一件事放下了,又有新的事提起来。
而远在南下的列车上,一个穿旧纱裙的女孩靠着车窗,看着窗外飞快退去的城市灯火,慢慢闭上了眼睛。
车轮碾过铁轨,哐当哐当地响,像一首没有尽头的歌。
去台南那天是个大晴天。
绿萍和陆知行坐早班高铁南下,车厢里人不多,阳光从车窗斜照进来,把座椅照得发白。
绿萍靠在椅背上闭着眼,脑子里还在过台南那间铺面的平面图。
陆知行在旁边翻一份商业地产的评估报告,偶尔用笔在页边空白处写两行字。
两个人各忙各的,谁也不吵谁。
车过台中时,绿萍忽然睁开眼,说了一句:“你说紫菱会在台南哪里?”
陆知行翻页的手停了一下,偏头看她。
她看着窗外飞快掠过的稻田和槟榔树,表情很淡,像只是在问一个跟天气差不多的问题。
陆知行说:“我让人查了。她在台南火车站附近一家早餐店打工,做了快半个月了。”
绿萍嗯了一声,没再问。
她只是把脸转回来,重新闭上眼。
她没打算去找紫菱,也没打算躲她。
台南就这么大,碰上了就碰上了,碰不上更好。
台南的铺面在民生路二段,一间两层的旧屋,前身是一间倒闭的布庄。
房子很旧,地板踩上去吱呀吱呀响,墙皮有些地方剥落了,露出底下的红砖。
可临街的窗户很大,阳光照进来亮堂堂的,门口还有一棵老芒果树,树冠遮出大片阴凉。
绿萍在空屋子里转了两圈,用手敲了敲墙,又蹲下来看了看地板的木料。
中介在旁边赔着笑,说这房子条件一般,但位置好,租金也便宜。
绿萍没接话,只问了一句:“房东肯签十年吗?”
中介愣了一下,说要去问问。
绿萍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对陆知行说:“就这里。”
陆知行看着她,问:“不再看别家了?”
绿萍摇了摇头:“不用,我一眼能看中的地方行,看多了反而乱。”
签约那天下午,绿萍一个人在民生路上走了走。
台南比台北热,十一月的太阳还毒得很,晒得柏油路面发软。
路边摊在卖冬瓜茶和碗粿,小贩们吆喝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台南腔,黏黏软软的,像把每个字都在嘴里含了一会儿才吐出来。
绿萍买了一碗碗粿,站在摊子旁边吃。
酱汁咸甜适口,米糕绵软,跟她从前在台北吃的味道不太一样。
她忽然想起白鹿原上的甑糕,那个糯糯甜甜的味道,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
她站在台南的街头,吃着南方的碗粿,想起北方的甑糕,觉得自己的胃这辈子都活在两个地方之间。
吃完碗粿,她沿着民生路慢慢走。
走到火车站附近时,她的脚步慢了下来。
她没刻意找,可眼睛还是扫过了几家早餐店的招牌。
其中一家叫阿霞早餐的,铁皮招牌挂在骑楼下,被风吹得歪歪扭扭。
绿萍站在街对面看了一会儿。
透过半开的门,她看见一个穿白色围裙的瘦削身影在里面忙活。
对方端着豆浆碗在几张桌子之间穿来穿去,动作还算利索,可背微微驼着,不像从前那样走到哪里都挺着腰。
那身影端着碗转身时,脸正好朝门口的方向偏了一下。
是紫菱。
她瘦了很多,下巴尖了,颧骨突出来,头发剪短了,乱七八糟地塞在发帽里。
她脸上没什么表情,端着碗走过去放在客人桌上,又转身回了后厨,全程没有抬头往门外看一眼。
绿萍在街对面站了大约半分钟。
她没有走过去。
她只是站在一棵骑楼柱子的阴影里,安安静静地看着那个身影在后厨和堂口之间来回穿梭。
然后她转身走了。
她走得很快,步子又稳又直,像在赶赴下一个约。
她心里没有酸楚,也没有快意。
她只是确认了一件事:紫菱还活着,还在靠自己活着。
至于活成什么样子,那是紫菱自己的事。
当晚绿萍和陆知行在台南一家老饭店吃饭。
菜色是陆知行点的,一尾清蒸鲈鱼、一碟烫青菜、一碗鱼丸汤。
绿萍吃了两碗饭,把汤喝得干干净净。
结账时她对陆知行说:“铺面的事定下来了,装修我打算自己盯。台南这边待半个月,台北那边的事你帮我挡一挡。”
陆知行拿纸巾擦手,闻言看了她一眼,说:“半个月太赶。你台北还有秋装订货会。”
绿萍把账单折起来放进口袋,说:“订货会你替我去。你长得比我体面,站台比我好使。”
陆知行难得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浅,像冬天的阳光在冰面上滑了一下。
他说:“行。我替你去。但有个条件。”
绿萍挑了挑眉。
他说:“台南这个铺子,名字得由我定。”
绿萍想了想,说:“行。你说叫什么?”
陆知行把茶杯端起来抿了一口,说:“叫‘绿萍’。”
绿萍愣了一下,然后别过脸去,耳尖有点红。
她嘴上嘟囔了一句俗气,可没有反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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