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白鹿原（田明兰鹿兆海）50

腊月二十三，小年。

白鹿原上的习俗是小年要祭灶，送灶王爷上天，求他老人家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

往年这一天，白鹿原上家家户户都在灶房里摆上麻糖和饺子，烧香磕头，念叨着“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鹿家的灶房里今年格外安静。

贺氏没有包饺子，也没有摆麻糖，她在收拾行李。

她把院子里晾了一冬的干辣椒一串一串摘下来，用油纸包好塞进藤箱里；把腌酸菜的陶罐仔细封了口，托人带给隔壁邻居；把她给孙子纳的那双虎头鞋用红布包好压在箱底。

她一边收拾一边掉眼泪，眼泪滴在红布上洇开了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田明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去。

她知道贺氏不需要安慰，贺氏是这个原上最泼辣也最坚强的女人之一，她的眼泪不是软弱，是告别。

出发的日子定在腊月二十六。

天不亮就得走，从西安城坐火车去上海，再从上海坐船去香港。

沿途的打点，田明兰已经全部安排妥当，火车票是通过染坊的商业关系搞到的，上海那边的码头有人接应，香港那边林老板已经安排好了住处和厂房。

临行前的晚上，田明兰在染坊里坐了整整一夜。

这间染坊是她一手建起来的，最初只是三间仓房、四口染缸，如今是整个关中最有名的染织厂。

窗户还是那扇窗户，门还是那扇门，货架还是那个货架，货架上还插着鹿兆海当年送她的那把折扇。

扇面已经泛黄了，扇骨上的漆也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竹子的本色，可她没舍得扔。

她把折扇拿下来展开，扇面上的兰花纹还清晰可见，只是颜色淡了很多，像是被时光洗过一遍。

鹿兆海推门进来在她旁边坐下，把她揽进怀里，轻声问她舍不得。

她点了点头，把折扇小心地合上，放进随身带的小包袱里，说这把扇子要带着。

鹿兆海笑了，说到了香港再给她买一把新的。

她说不要新的，就要这把。鹿兆海把她搂得更紧了一些。

腊月二十六，天还没亮，白鹿原上飘着细碎的雪花。

田明兰一行人悄无声息地出了村。

没有鞭炮，没有唢呐，没有送行的乡亲，她特意没有告诉任何人具体出发的时间，因为不想让离别变成一场哭哭啼啼的大戏。

走的人不多，但也不少，鹿子霖和贺氏坐在头一辆骡车上，田福贤坐在第二辆，黑娃赶着第三辆，车上坐着田小娥。

除了冷先生和朱先生这样的故土难离的老人，还有一些染坊里跟了田明兰多年的老伙计和女工，他们也带着家眷，愿意跟着田老板去南洋闯一闯。

十几辆骡车在雪地里排成一队，骡子的蹄子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在寂静的凌晨显得格外清晰。

田明兰和鹿兆海并肩走在最后。

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时，田明兰停下了脚步。

这棵槐树是她来白鹿原时最先记住的东西，当年她就是站在这棵槐树底下，看着鹿兆海从村口走过来，她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这张脸和这棵树。

她伸手摸了摸老槐树粗糙的树皮，树皮上刻着许多人留下的字迹，有名字，有日期，有些已经模糊得认不出来了。

她没有刻字，只是拍了拍树干，像是在跟一个老朋友道别。

“走吧。”

鹿兆海轻声说。

田明兰转过身，最后看了一眼白鹿原。

雪还在下，原上的麦田、棉花地、老槐树、碾盘、白鹿仓的屋顶，全都被雪盖住了，白茫茫的一片，像是老天爷特意给这片原盖上了一层干净的被褥。

她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再见了，白鹿原。

然后她拉起鹿兆海的手，转身走进了满天飞雪里。

香港的春天跟白鹿原完全不一样。

田明兰站在半山宅子的露台上，望着山脚下维多利亚港碧蓝的海水，深深吸了一口气。

空气是湿的、咸的，带着海港城市特有的腥甜味，跟她闻惯了的关中黄土味完全不同。

山下的街道上跑着一种她叫不上名字的小汽车，五颜六色的，比西安城里史县长那辆破吉普精神多了。

海面上泊着大大小小的轮船，烟囱冒着黑烟，汽笛声不时传来，悠长而低沉，像是海兽在水底打鼾。

远处的九龙半岛在晨雾里若隐若现，层层叠叠的骑楼和招牌沿着海岸线铺展开去，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

她花了将近半个月才适应这里的气候。

在香港，二月就已经暖和得能穿单衣了，不像白鹿原，二月还得裹着棉袄蹲在炕上烤火。

贺氏最不习惯，她在原上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到这么热的地方，天天念叨“这地方没有冬天，不像话”。

可念叨归念叨，她的精神头比在原上时好多了，因为鹿兆海天天在她眼前晃，不像以前在部队时一年到头见不着人影。

对贺氏来说，儿子在身边比什么都强。

林老板给他们准备的宅子坐落在半山，是一栋三层的小洋楼，白墙青瓦，窗户是落地玻璃的，推开窗就能看见海。

宅子前后各有一个小院子，前院种着几棵棕榈树和一大丛她叫不上名字的热带花卉，后院有一棵老榕树，树冠遮出大片阴凉。

鹿子霖第一天住进来的时候，楼上楼下转了三圈，摸摸这个碰碰那个，最后站在落地窗前看着山下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端着茶壶的手都在抖，不是怕，是激动。

他在白鹿原上当了半辈子乡约，见过最大的世面就是西安城的钟楼，哪里见过这个。

他啧啧感叹：“这比西安城阔气多了，这宅子得值多少钱？”

田明兰笑了笑没回答，只是说：“爹，往后咱就住这儿。您要是闷了，山下的茶楼随便挑，我让人给您办了一张茶楼的月卡。”

田福贤倒是适应得最快。

他第二天就学会了坐叮叮车，第三天就自己跑到中环去逛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袋虾饺，兴冲冲地跟田明兰说香港的茶楼比西安城的泡馍馆子热闹多了。

黑娃私下跟田明兰嘀咕：“大伯这适应能力，比咱年轻人还强。”

田明兰笑了：“他是做乡约出身，一辈子跟三教九流打交道，到哪儿都能混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