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规模大了,管的事就多。
田明兰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先在账房里对完前一天的账,然后去厂区巡一圈,看看织机转得顺不顺、染缸的色温对不对、新招的女工手脚麻不麻利。
巡完了厂,她还要骑着骡子去西安城的分号开会,跟各地布商签合同谈价钱,回来顺路去工业园的新厂房盯装修进度。
黑娃跟着她跑前跑后累得跟狗似的,有一次忍不住问她:“明兰姐,你都挣下几辈子花不完的钱了,还这么拼干啥?”
田明兰正在打算盘,闻言手指停了一瞬,然后继续噼里啪啦地打下去,淡淡地说了一句:“有钱傍身,心里不慌。”
黑娃觉得她说得有理,可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
他也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只是觉得田明兰看账本的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她看账本是兴奋,是那种商人看到利润时的本能兴奋;现在她看账本是审视,是一个站在高处的人俯瞰全局时的警觉。
那种警觉里头藏着某种不太像兴奋的东西,让黑娃想起她在黑石岭阵地上那种面对炮火时的平静,那不是不害怕,而是比害怕更高一层的清醒。
鹿兆海在战后被调到了西安城的军事机关任职,不用再上前线了。
他每天早上骑马进城上班,晚上再骑马回来。
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去染坊找田明兰,有时候帮她搬布匹,有时候帮她修织机,更多的时候什么都不干,就坐在账房门口看她算账。
他看着她在灯下奋笔疾书的样子,觉得比打胜仗还舒坦。
这天晚上,田明兰从账本里抬起头,忽然问他:“兆海,你还记得黑石岭上你答应过我什么吗?”
鹿兆海愣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记得。打完仗跟你回家,你染布,我给你扛布匹。”
田明兰点了点头,好像只是随口一问。
可鹿兆海觉得她问这话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像是在确认什么,又像是在为某个他看不见的决定做最后的权衡。
他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就是想听了,然后低下头继续算账。
民国三十六年的春天,白鹿原上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白嘉轩把族长之位传给了白孝文。
传位仪式在白鹿仓的祠堂里举行,全族的人都来了。
白嘉轩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站在祠堂门口,把他的烟袋锅子往腰里一别,端起酒杯敬了全族人一杯酒,说:“我白嘉轩当族长当了快三十年,没做过亏心事,也没做过亏人的事。如今我老了,这个位子该让年轻人来坐了。”
然后把族长印章交到白孝文手里,转身出了祠堂。
白孝文跪在祖宗牌位前磕了三个头,站起来把族长印章举过头顶让全族人都看清楚。
他这些年确实变了不少,赌债的事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他在原上老老实实待了几年,帮白嘉轩打理扎花机房,虽然生意比不了田家的染坊,但也在慢慢恢复元气。
白鹿原的人大多觉得白孝文当族长是顺理成章的,可也有几个老辈人在背后摇头,说白孝文当年赌输了白家最好的水浇地,这事他们可没忘。
但白嘉轩点了头,谁也不会当面说什么。
白嘉轩把印章交出去之后,没有留在祠堂里喝酒,而是一个人到原坡上那片被他卖掉又买回来的水浇地边上,蹲在地头抽了一袋烟,看着地里的冬小麦在春风里翻着绿浪。
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朝白鹿仓的方向望了最后一眼,转身慢慢走回了家。
从那天起,白鹿原上的族长姓白不姓白,都跟白嘉轩没有关系了。
日子像原上的风一样不停歇地吹着。
田明兰心里藏着一件事,一件她从抗战胜利那天就开始琢磨的事。
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连鹿兆海也不知道。
她知道那场内战终究会来。
她把这段历史的所有时间节点都背得滚瓜烂熟,日本投降之后国共之间短暂的和平谈判不会维持太久,双方都在调兵遣将,全面开打只是时间问题。
从东北到中原,从淮海到平津,这场仗会席卷整个中国。
而鹿兆海所在的军队,无论他本人多么英勇、多么忠诚,都逃不过派系覆灭的宿命。
她见过无数改朝换代,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能得善终。
她的男人是英雄,不是赌徒。她不会让他去当炮灰。
她悄悄变卖了一部分资产。
不是关中的染坊和织布厂,这些是根基暂时还不能动,而是她在西安城和宝鸡购置的一些铺面和房产,以及在河南信阳的棉花收购站股份。
这些资产零零碎碎加起来不是一笔小数目,她以各种名目分批变现,换成黄金和银元,再通过染坊的商业网络分批转移到香港和南洋的银行账户里。
做这些事的时候她极为谨慎,账面上每一笔钱的去向都有合法的商业名目,投资新厂房、采购设备、预付货款,账面做得干干净净滴水不漏,连田福贤都看不出任何破绽。
她在香港盘下了一间纺织厂。
不是通过自己的名字,而是通过一个信得过的南洋布商代持。
这个布商姓林,是她在抗战期间认识的。那时候林老板的商队被鬼子堵在潼关,进退不得,眼看一车队的布匹就要被鬼子抢走。
田明兰当时正好在那一带组织物资运输,用染坊的骡车队帮他把货从山路上绕了出去,救了他一整车队的货,也救了他一家老小的命。
林老板欠她一条命,这些年一直保持着生意往来,是田明兰在商业网络上最铁杆的合作伙伴之一。
她在南洋汇过去的钱,全部通过林老板的公司走账,名目是合资建厂,合同、股权、公司章程一应俱全,从法律上看毫无瑕疵,但实际的受益人和控制权,稳稳捏在田明兰一个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