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大厦对面的咖啡馆里,沈文琅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高晴从大楼里走出来。
女孩的表情严肃,步伐很快,没有回头。
她没有当场把信扔掉,这是沈文琅唯一欣慰的事。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他不知道高晴会不会看信,会不会转交,高途看了又会是什么反应。
可能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高途看完后无动于衷,然后把信扔进垃圾桶。
即便如此,沈文琅也觉得,至少他说出来了,那些积压了三年的、沉重的歉意和悔恨,至少有了一处可以安放的所在。
他收起手机,看着窗外阴郁的天空。
这座城市有八百多万人,高途和乐乐是其中的两个,他们可能在任何一个角落,过着没有他的生活。
而他需要学会的,就是在知道他们存在、知道他们在哪里之后,依然克制住靠近的本能,给予他们应得的空间和尊重。
这比三年来的盲目寻找更难。
因为现在他知道了目标在哪里,却必须强迫自己保持距离。
但沈文琅知道,这是唯一正确的路。
如果他还想有任何可能重新走进高途的生活——哪怕只是作为远远的朋友——他必须证明自己已经改变。
证明自己不再是那个傲慢、自私、伤人而不自知的沈文琅。
证明自己学会了尊重,学会了倾听,学会了把别人的感受放在自己的欲望之前。
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没有保证的修行。
而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
一周过去了,沈文琅没有出现。
两周过去了,幼儿园老师说没有陌生人打听过乐乐。
一个月过去了,高途紧绷的神经终于开始慢慢松弛。
他依然谨慎——带乐乐出门时会更注意观察周围,尽量避开人多的公共场所,甚至在考虑要不要给乐乐换一家更私密的幼儿园,但那种随时会被夺走一切的惊惶,确实在日渐淡化。
“也许他真的不在乎。”高途在某个深夜,看着乐乐熟睡的侧脸,对自己说。
这个认知带来了一种矛盾的解脱感。一方面,他和乐乐安全了,沈文琅没有来抢孩子,没有试图用权势压迫他,没有突然出现在家门口递来一张冰冷的支票要求“买断”。
另一方面,心底某个最隐秘的角落,那个还残留着十年前心动痕迹的角落,泛起一丝微弱的、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失落。
原来在沈文琅眼里,他和乐乐真的不值一提。
连“需要处理的麻烦”都算不上,只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偶遇插曲。
“这样最好。”高途低声自语,像是在说服自己,“本来就不该再有交集。”
生活逐渐回到原有的轨道。
高途继续接一些翻译和咨询的工作,虽然收入不算丰厚,但足够支撑他和乐乐的生活,还能慢慢偿还应翼那笔钱——他开设了一个专门账户,每月固定转入一笔钱,那是“还给应翼的”。
乐乐的身体在这个春天表现得出奇地好,没有感冒,没有发烧,甚至长高了两厘米。
幼儿园老师欣慰地说,“乐乐最近开朗多了,会主动和小朋友分享玩具。”
只有高晴知道哥哥平静表面下的细微裂痕。
她注意到高途还是会偶尔对着手机发呆,会在经过游乐场时下意识地加快脚步,会在深夜突然惊醒去检查门锁。
她也注意到,哥哥书桌抽屉的最深处,压着一张很多年前的照片——高中毕业典礼上,沈文琅作为学生代表在台上发言,而角落里的高途,正偷偷用老式相机对准那个方向。
照片已经泛黄,边角磨损,但一直被保存着。
高晴没有戳破。
她只是更勤快地回家,多陪乐乐玩,尽量减轻哥哥的负担,至于那封她始终没有拆开的信,依然安静地躺在她的书包夹层里。
她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一个哥哥情绪稳定、能够理性思考,而不是被恐惧或伤痛控制的时机。
——
三月底,这座城市迎来了倒春寒。
乐乐虽然身体好转,但抵抗力仍然偏弱,一场突如其来的流感让他又发起了高烧。
高途请了假,日夜守在孩子床边,物理降温,按时喂药,监测体温,熟悉的流程,熟悉的焦虑,但这一次,他发现自己比以往更冷静了一些。
也许是因为乐乐这次没有出现可怕的惊厥,也许是因为这三年的磨砺让他变得更坚韧,也许……是因为内心深处知道,即使情况恶化,他还有一个最后的选择。
那个选择的名字是沈文琅。
这个认知让高途自己都吓了一跳。
什么时候开始,他竟然会把沈文琅视为“最后的选择”?那个他恐惧了这么久的人?
但理智告诉他,如果乐乐真的需要最好的医疗资源,如果需要联系顶尖的儿科专家,沈文琅确实能做到。
而现在的沈文琅,知道了乐乐的存在,也许会……
高途摇摇头,把这个念头甩开,他不该这样想。
他不该对沈文琅有任何期待,不该把自己的孩子当作某种筹码或测试。
乐乐在第三天退烧了。
孩子虚弱地靠在他怀里,小声说,“爸爸,我梦见那个游乐场的叔叔了。”
高途的手一顿,“梦见他什么了?”
“梦见他带我们一起坐摩天轮。”乐乐的声音还带着病后的沙哑,“叔叔把我举得好高,能看到整个游乐场。”
高途抱紧孩子,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