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薄薄的信，像一把生锈却锋利的剪刀，猝不及防地剪断了柳河村上空那片偷来的、宁静的蓝天。外婆枯瘦的手颤抖着接过村支书递来的、装着车票钱的信封，浑浊的眼睛里瞬间蓄满了泪水，但她没让眼泪掉下来，只是死死咬着下唇，转身，用更快的速度、更佝偻的背，去给陈小山收拾行李。
陈小山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那张被外婆眼泪滴湿了一角的信纸，夏日炽热的阳光晒在身上，他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只有彻骨的寒，从脚底心一路蔓延到头顶，将四肢百骸都冻得僵硬。六年的时光，六年的喘息，六年来小心翼翼积攒起来的、关于“正常”和“自由”的碎片，在这一刻，被信纸上那潦草而冰冷的字迹，轻易地碾得粉碎。
他知道反抗是无用的，询问是徒劳的。母亲的决定，如同铁律，从未给他留下过任何转圜的余地。他只是沉默地，看着外婆将他那几件洗得发白、却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将他省吃俭用攒下的、用旧手帕包着的钱（外婆执意要塞给他），还有那个早已磨得颜色黯淡、却始终陪伴的旧魔方，一起塞进一个半旧的帆布包里。
临别那晚，外婆做了一桌很丰盛的饭菜，全是陈小山爱吃的。她不停地给他夹菜，嘴里絮絮叨叨地叮嘱着，声音却越来越哽咽：“到了城里……要听……听你妈的话……好好吃饭……冷了加衣……学习上……别太逼自己……外婆……外婆……”她说不下去了，只是用粗糙的手掌，一遍遍抚摸陈小山低垂的头。
陈小山低着头，把脸埋进碗里，滚烫的眼泪无声地掉进米饭里，和着咸涩，一起咽下喉咙。他不敢抬头看外婆的眼睛。
李建国那年没有回来过年。陈小山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母亲这个决定，也不知道他对此会是什么态度。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也许反对过，也许默许了。但无论如何，结果不会改变。
第二天一早，外婆送他到村口的老槐树下。六年前，他也是在这里，被母亲带上摩托车离开。六年后，他独自一人，背着一个帆布包，即将踏上返回那个冰冷牢笼的路。外婆紧紧抓着他的手，枯瘦的手指冰凉，用力到指节发白，却终究，一点一点，缓慢而痛苦地松开了。
“小山……好好的……”外婆最后只说了这一句，便背过身去，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再也不肯回头。
陈小山深深地看了外婆佝偻的背影最后一眼，仿佛要将这一幕刻进灵魂深处。然后，他转过身，踏上了通往镇上的土路，没有再回头。
长途汽车载着他，驶离了熟悉的田野和山丘，重新汇入城市的喧嚣和灰暗。当那栋熟悉的、墙皮斑驳的红砖楼再次映入眼帘时，陈小山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几乎停止跳动。楼道里依旧堆满杂物，空气里的霉味和油烟味似乎从未散去。他用那把早已生锈、却依旧能打开门锁的钥匙，打开了那扇深绿色的铁门。
屋里空荡荡的，积了厚厚一层灰，比他离开时更加破败和冷清。母亲不在家。他站在门口，环顾着这个曾经囚禁了他整个童年的“家”，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和寒意。那块俗艳的牡丹花布帘还在，后面那个不足一平方米的“窝”还在，只是堆满了不知名的杂物，像个被遗弃的垃圾角。
他没有去动那些东西，只是把帆布包放在还算干净一点的饭桌边，然后开始打扫。用冷水浸湿抹布，擦拭桌椅、柜子、窗台。灰尘在昏暗的光线里飞扬，带着陈腐的气息。他干得很慢，很仔细，仿佛在进行某种告别仪式，又像是在为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的囚禁生涯，清理出一个勉强可以栖身的角落。
母亲是三天后才回来的。她看起来更瘦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廉价的紧身连衣裙，脸上带着长途跋涉和长期缺乏睡眠的疲惫与烦躁。看到陈小山，她愣了一下，随即皱了皱眉，似乎才想起来自己发了那封信。
“回来了？”她语气平淡，甚至有些冷漠，“房间自己收拾。高中给你找好了，三中，下周一去报到。”她没问他在外婆家过得怎么样，没问他中考考了多少分，没问任何关于他这六年生活的话。仿佛他只是出去度了一个短暂的假期，现在假期结束，该回来继续履行他作为“拖油瓶”和“出气筒”的义务了。
陈小山低低地“嗯”了一声。
母亲扔给他一个薄薄的信封：“学费和第一个月生活费。省着点用。”说完，她便回了自己房间，关上了门。很快，里面传来电视机嘈杂的声音。
陈小山捡起那个信封。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数目刚好够缴纳那所“三中”的学费和极其微薄的生活费。他攥着信封，手指收紧，指节泛白。然后，他默默地走到那个布帘后面，开始清理杂物，为自己腾出一块可以睡觉的地方。外婆给他带的那包钱，和过去六年李建国给的红包、他自己省下的零钱，被他用油纸仔细包好，藏在了帆布包最里层一个自缝的夹层里，然后又将帆布包塞进了墙角一堆旧书的最后面。那是他全部的“家底”，是他未来唯一的、渺茫的指望。
周一，他独自一人，按照母亲给的地址，找到了那所位于城市边缘、校舍陈旧、名声不佳的“三中”。报到，缴费，领书，分班。一切都进行得机械而麻木。班里的同学大多和他一样，来自城市底层或周边乡镇，脸上带着这个年纪特有的迷茫，或者是对未来的无所谓。老师看起来也缺乏重点中学教师的那种精干和激情，讲课有些照本宣科。
陈小山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他似乎总是被安排在这样的位置），看着窗外灰扑扑的天空和远处冒着黑烟的工厂烟囱，心里一片死寂的冰凉。这就是母亲为他“找好”的高中。一个看不到太多希望的地方。
但他没有放任自己沉沦。柳河村六年的自由时光，虽然短暂，却在他骨子里刻下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外婆的疼爱给了他温暖，李建国的沉默关怀给了他一丝底气，而他自己偷偷攒下的那些钱，则给了他一种模糊的、关于“未来可以自己争取”的念想。更重要的是，他早已习惯了在绝境中寻找一丝向上的可能，习惯了用绝对的“优秀”来换取片刻的安宁和生存空间。
既然无法改变环境，无法逃离掌控，那么，就在这个泥潭里，尽可能地，挣扎得漂亮一点。至少，成绩，是他唯一可以完全靠自己掌控的东西。
他重新变回了那个学习机器。不，是比机器更精准、更高效、更沉默的学习机器。课堂上，他聚精会神，眼神锐利得像要吸走黑板上的每一个字。课后，他不参与任何闲聊和打闹，除了上厕所和打水，几乎从不离开座位，要么在做题，要么在背诵。晚上回到家（如果母亲不在，那是常态），他就蜷缩在那个重新收拾出来的、依旧狭窄的角落里，就着一盏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光线昏暗的台灯，继续学习到深夜。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饿了，就啃一口硬邦邦的冷馒头（生活费拮据，他常常如此）。他把所有的时间、精力、情感，都压缩、榨干，全部灌注到书本和习题里。
第一次月考，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年级第一的位置。总分比第二名高出几十分。
成绩单发下来时，班主任，一个四十多岁、有些发福、教数学的男老师，推了推眼镜，看着陈小山，眼神里有惊讶，也有疑惑。他把陈小山叫到办公室，语气还算温和：“陈小山，你这次考得不错。以前在哪儿读的初中？”
“柳河镇中。”陈小山低声回答。
“哦，乡镇中学……”班主任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基础打得挺扎实。继续保持。有什么困难，可以跟老师说。”
陈小山点了点头，没说什么困难。
然而，这个“年级第一”带来的影响，却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悄然发生。
首先是老师们态度的变化。班主任看他的眼神，从最初的惊讶，逐渐变成了重视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纵容。上课提问，如果陈小山答对了（他几乎总是对的），老师会赞许地点点头，有时还会让他讲讲思路。如果他偶尔走神（这种情况极少），或者作业因为台灯光线太暗而字迹有些潦草，老师也往往选择视而不见，或者只是轻轻提醒一句。其他科目的老师也是如此。在这个升学率低迷、好学生稀缺的普通高中，一个次次稳坐年级第一的苗子，无疑是黑暗里陡然亮起的一盏灯，哪怕这灯光来自一个沉默孤僻、家境显然不佳的孩子，也足以让老师们心生怜惜和隐隐的期望。他们开始有意无意地给他“开绿灯”——图书馆借书可以破例多借几本；有些参考书和习题资料，老师会把自己的借给他看，甚至悄悄塞给他一些；课堂上有超纲的难题，也会点他起来回答，仿佛是一种默认的“加餐”。
这种“纵容”，对陈小山而言，是一种陌生而珍贵的资源。他贪婪地吸收着一切能接触到的知识，像一块永远吸不饱水的海绵。他不再仅仅满足于课本和试卷，开始主动涉猎更广的范围。图书馆里那些积满灰尘的文学名著、科普读物、甚至过期的学术杂志，都成了他精神上的食粮。那些老师私下给的资料，他更是反复钻研，直到吃透。他的成绩，不仅稳定在年级第一，而且与第二名的差距越拉越大，分数高到让其他同学感到绝望，也让老师们啧啧称奇。
其次是同学。最初，因为他过分的沉默和近乎拼命的学习姿态，加上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冷清和疏离，同学们对他敬而远之，背地里叫他“书呆子”、“怪胎”。但随着他一次又一次毫无悬念地拿下第一，一种微妙的情绪开始在部分同学中蔓延。那是一种混合着敬佩、嫉妒、以及些许依赖的复杂情感。尤其在考试前，或者遇到难题时，开始有人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拿着习题册，走到他座位边，用极轻的声音问：“陈小山，这道题……你能帮我看看吗？”
陈小山起初是愕然的，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他不习惯与人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不习惯这种纯粹的、不带恶意的求助。但他没有拒绝。他会接过习题册，看一会儿，然后用最简单直白的语言，指出关键点，或者列出步骤。他讲解时没什么表情，声音平淡，却总能切中要害。久而久之，他在班里竟有了一些“人气”。虽然依旧独来独往，但课间围在他座位边问题目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偶尔，他抬头活动僵硬的脖颈时，也能对上几道带着善意和好奇的目光。
甚至有一次，班上一个家境似乎不错、性格活泼的女生，在看到他中午只啃一个冷馒头就白开水时，偷偷在他抽屉里塞了一个洗干净的苹果。陈小山发现时，愣了很久，拿着那个红润的苹果，指尖传来微凉的触感，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和酸涩。他没有吃那个苹果，把它小心地放进了书包里，带回了家，看了很久，最后还是没舍得吃，直到苹果慢慢变皱、干瘪。
这些来自老师的“纵容”和同学的零星“善意”，像几缕极其微弱的阳光，小心翼翼地照进他灰暗压抑的高中生活。它们无法驱散母亲随时可能降临的阴云，无法改变那个“家”的冰冷窒息，也无法带给他真正的快乐和松弛。但至少，它们让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名为“三中”的泥潭里挣扎时，并非完全孤立无援，并非毫无价值。
他用拼命换来的“优秀”，成了他在这片新的泥沼中，唯一能抓住的、略微高一点的立足点。老师们因为他的成绩而给予的宽容和资源，同学们因为他的能力而流露出的些许敬佩和依赖，都成了支撑他继续在这条看不到尽头的黑暗甬道里，跌跌撞撞向前走的、微弱却真实的光亮。
他知道，母亲不会在意他考了多少分，不会在意他是否年级第一。她只在意他是否“听话”，是否“省心”，是否花了她“该花”的钱。每周一次的电话“查岗”依旧准时，语气依旧是那种不耐烦的、带着审视的冰冷。但陈小山已经学会了用最简短、最无懈可击的回答来应对：“嗯。”“好。”“知道了。”“钱够用。”
他更加沉默，更加拼命，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他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只有绝对的实力，或许，才能在未来某个时刻，为他撬开一丝逃离这无形掌控的缝隙。哪怕那缝隙再小，再渺茫。
所以，他只能更加努力地挣扎，更加拼命地优秀。在这所普通的、看不到太多希望的高中里，他像一个孤独的攀登者，咬紧牙关，向着那虚无缥缈的、名为“未来”的山巅，一寸一寸，艰难地挪动。而每一次年级第一的成绩单，每一次老师赞许的眼神，每一次同学小心翼翼的求助，都是他在这漫长而痛苦的攀爬中，偶尔踩到的、一块稍微坚实一点的石头。
他不知道山顶有什么，甚至不知道这座山是否有顶。他只知道，停下来，就是坠落，就是被身下那片冰冷的、名为“命运”和“母亲”的泥潭，彻底吞噬。
所以，他只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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