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塔底层潮湿的空气中，两人交握的手是唯一的热源。陈楚生那微弱却确实存在的回握，像一簇火星，点燃了林薇心中几乎被风雨浇熄的希望。
“我们不能一直待在这里，”林薇轻声说，语气恢复了惯有的条理，“你需要热水、食物、干净的衣物，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个能不被干扰、商量下一步的地方。”
陈楚生默然点头，眼神依旧疲惫空洞，但至少不再是一片死寂的抗拒。他任由林薇搀扶着，步履蹒跚地走出灯塔。雨后的天空洗过一般，透出清冷的深蓝色，几颗星星挣扎着亮起来。回望那座沉默的灰色建筑，陈楚生脚步顿了顿，仿佛在告别一段彻底沉沦的时光。
返回小镇的路在夜色中显得更加漫长崎岖。林薇几乎是用尽全力支撑着陈楚生大半的重量，两人沉默地跋涉，只听见彼此的喘息和脚踩在湿滑地面上的声响。到达镇上那家唯一的小招待所时，已是深夜。老板娘用警惕而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一身狼狈、形容憔悴的两人。林薇镇定地掏出身份证，只说朋友生病了，需要个房间休息，多付了些钱，才勉强打消对方的疑虑。
狭小简陋的房间里，只有一张硬板床和一把破椅子。林薇弄来热水，看着陈楚生机械地喝下，又用热毛巾帮他擦了脸和手。他没有再说话，只是异常顺从地配合着，仿佛所有的力气和意志都在灯塔下那场无声的崩溃与艰难的“召回”中消耗殆尽了。安置他躺下后，林薇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守着他，直到他呼吸逐渐平稳，陷入一种不安但终于到来的睡眠。
她这才有机会处理自己。就着冷水简单擦拭，换上包里最后一件半干的衣服。然后，她拿出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起微弱的光。信号很弱，但足够她看到无数个未接来电和堆积如山的消息——王哥的、酒吧新老板的、几个老顾客的，还有苏醒通过另一个一次性号码发来的加密信息，简短询问是否有进展，并再次提醒公司动作很快。
现实如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刚刚因为找到人而暂时获得的一丝慰藉。林薇闭上眼，深吸一口气。现在不是慌乱的时候。她开始冷静地思考，一条条梳理：
第一，安全与隐蔽：这里不能久留。小镇虽然偏僻，但他们两个生面孔太显眼，一旦有记者或公司的人顺着蛛丝马迹找来，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尽快转移。
第二，陈楚生的状态：他需要休养，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直接暴露在舆论和法律压力下，他可能会再次崩溃。需要一个相对安静、能给予他喘息空间的环境。
第三，法律与债务：这是最沉重、最无法回避的大山。必须尽快咨询专业律师，了解情况到底有多糟，有哪些可能的应对策略。但咨询需要钱，而他们现在最缺的就是钱。
第四，生计与未来：陈楚生的事业短期内看不到任何复苏的可能，甚至可能被彻底封杀。她自己的工作（酒吧经理）也已经结束。他们必须考虑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思虑及此，林薇感到一阵眩晕般的压力。但她看了一眼床上眉头紧蹙、即使在睡梦中也不安稳的陈楚生，用力掐了掐自己的虎口，疼痛让她保持清醒。她打开手机的计算器功能，开始盘点自己所有的积蓄：这些年在深圳省吃俭用存下的钱，不多，但是一笔启动资金。她又想到深圳那间租住的房子，押金或许可以退回一部分，还有一些不便带走、可以变卖的物品……
一个初步的、模糊的计划在她脑中成形。
天蒙蒙亮时，陈楚生醒了。他看起来依旧憔悴，但眼神不再是完全的空洞，多了几分茫然的清醒，以及醒来后意识到现实重压的沉重。林薇已经买来了简单的早餐——白粥和馒头。
“吃一点，”她把食物递过去，“吃完我们得离开这里。”
陈楚生接过，默默地吃着，动作缓慢。喝下半碗粥后，他抬起头，声音沙哑但清晰了一些：“去哪？”
“先离开海南，不能在这里留下线索。”林薇压低声音，“我想了想，有两个选择：一是回深圳，我们熟悉，也有一些人脉，但目标也大，很容易被找到。二是……去一个完全陌生、没人想到我们会去的中小城市，暂时躲起来，从长计议。”
陈楚生沉默片刻：“深圳……还有‘蓝调’吗？”
林薇摇摇头：“王哥把店盘了，新老板年后接手。我们的地方……可能也不安全了。”她顿了顿，“去个陌生的地方吧。至少，能喘口气。”
陈楚生没有反对，此刻的他，似乎失去了做决定的能力，或者说，他将这份权力完全交给了林薇。
他们用现金付了房费，没有留下任何电子支付记录。林薇在镇上唯一的小店买了两个最便宜的行李箱，一些简单的换洗衣物和日用品，又用陈楚生的帽子、围巾和他自己那件半干的羽绒服（勉强蔽体）将他尽量遮掩起来。两人像最普通的、可能只是经济拮据的旅客，搭乘最早一班离开小镇的破旧中巴，辗转到达附近稍大的城市，然后用林薇的身份证（陈楚生的身份证件他们暂时不敢使用）购买了两张前往广西某个三线沿海城市的火车硬座票。选择那里，仅仅因为林薇曾听人提过那里物价低、生活节奏慢，且与娱乐圈毫无瓜葛。
火车轰鸣着驶离站台，将海南的热带风景抛在身后。陈楚生一直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物，侧脸线条紧绷。林薇坐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能感觉到他掌心冰凉，指尖微微颤抖。她知道，离开那座物理的灯塔容易，但要离开他心中那座由失败、恐惧和巨额债务构建的精神废墟，路还很长很长。
抵达那座名叫“滨港”的小城时，已是深夜。空气中弥漫着海腥味和一种陌生的、慢半拍的宁静。他们找了家不需要登记太多信息的老旧家庭旅馆住下，房间比海南的招待所好不了多少，但至少有了一个暂时的落脚点。
安顿下来的第一件事，林薇用旅馆的公用电话（再次避免使用自己的手机和网络），联系了深圳一位相熟且人品可靠、专攻经济纠纷的律师朋友，进行了长时间、费用昂贵的咨询。电话那头的反馈，比林薇预想的还要严峻：
天娱传媒的法律行动极其迅速高效，财产保全申请已经提交法院，陈楚生名下所有已知的银行账户（金额本就不多）已被冻结。那份合约中的违约金条款在法律框架内虽然存在争议空间，但陈楚生“违约”事实清晰，证据确凿（缺席演出有直播录像为证），且造成了巨大的实际损失和恶劣影响。律师坦言，想要完全驳回天娱的索赔几乎不可能，最好的结果是通过谈判将金额降低，但即便如此，那也将是一个他们目前绝对无法承担的数字。而谈判的前提，是陈楚生必须“出现”，必须面对。
挂断电话，林薇倚在冰冷的墙壁上，感到一阵窒息。她回到房间，陈楚生正坐在床边，看着她，眼神仿佛在等待宣判。
林薇没有隐瞒，将律师的话尽可能平静地转述给他，省略了最令人绝望的细节，但强调了核心：债务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眼下最重要的是生存和稳定他的状态；法律斗争是长期过程，需要时间和策略。
陈楚生听完，许久没有说话，只是慢慢地、将自己蜷缩起来，手臂环住膝盖，像一个抵御伤害的姿势。
“我们……会坐牢吗？”他极轻地问，声音里带着一种孩子般的恐惧。
“不会，”林薇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坐到他身边，握住他冰凉的手，“最坏的情况是背负债务，被限制高消费，可能还会上失信名单，但不会因为经济纠纷坐牢。别怕，楚生，我们一步一步来。”
她开始实施自己初步的计划。首先，她通过极其隐秘的渠道，将苏醒提供的那个一次性加密联系方式告知了律师朋友，建立起一条绕过公司监视的、间接的信息通道。苏醒等人虽然无法公开支持，但可以通过律师传递一些非核心的消息或提供有限的、不暴露自身的帮助。
接着，林薇开始精打细算地管理手头极其有限的资金。她在滨港城郊结合部租了一间最便宜的一居室农民房，虽然简陋，但至少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住处。她变卖了自己在深圳留下的所有值点钱的东西，包括那台陈楚生曾说要买给她的专业录音设备（尚未拆封），换来的钱加上积蓄，成了他们未来一段时间的生活费和应对突发状况的“战备金”。
然后，她开始寻找工作。在这个陌生的小城，她没有学历优势，只能做些最基础的工作。她同时接了三份零工：早上给一家早餐店帮忙，下午去一个仓库做分拣，晚上还在一个夜市大排档洗碗。工作时间长，报酬微薄，但她默默承受了下来。她告诉陈楚生，自己找到一份超市理货员的工作，比较轻松，让他不要担心。
陈楚生的状态时好时坏。大部分时间他异常沉默，可以坐在窗前对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发一整天呆。他不敢开手机，不敢上网，对任何突然的声响都显得敏感惊惧。林薇悄悄收起了房间里那面小镜子。但他偶尔，会在夜深人静时，拿起那把从海南一路带来的、唯一的旧吉他，却只是无意识地拨弄琴弦，弹不出成调的曲子，仿佛音乐的语言也暂时遗弃了他。
林薇从不催促，只是在他拨弄琴弦时，静静地坐在不远处，或假装忙碌，给他一个不被打扰的空间。她知道，内心的重建，急不得。
转机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傍晚。林薇从夜市打工回来，累得几乎直不起腰，却看见陈楚生没有像往常一样发呆，而是坐在小桌子前，面前摊着纸笔，纸上写了几行凌乱的词句，还有涂改过的简谱。
他看见她，有些慌乱地想收起，但林薇已经走了过去。
“写了什么？”她柔声问，没有去拿那张纸。
陈楚生犹豫了一下，将纸推到她面前。上面的字迹潦草，却依稀可辨：
“潮水退去后/露出黑色的礁石/和贝壳的尸体/我坐在那里/等下一场淹没……”
没有完整的旋律，更像情绪碎片。但林薇的眼睛亮了。这是他“失踪”后，第一次尝试用音乐相关的形式表达。
“很好，”她由衷地说，指着其中一句，“‘等下一场淹没’，这个意向很矛盾，但很真实。是觉得逃不掉了，还是在等待某种……解脱？”
陈楚生没想到她会这样解读，怔了怔，低声说：“不知道……就是觉得……还在水里。”
“那就写出来，”林薇鼓励道，“把在水里的感觉都写出来。不用急着成歌，就当是……日记。”
那天晚上，陈楚生没有再碰吉他，但对着那张纸坐了许久。林薇知道，那扇紧闭的门，终于撬开了一道缝隙，有光，或者说，有关于黑暗的审视，开始渗入。
与此同时，通过律师朋友那条隐秘的渠道，苏醒传来了一条至关重要的信息：天娱内部对于如何处理陈楚生这件事，并非铁板一块。有高层认为一味高压诉讼，即使赢得赔偿，也可能两败俱伤，且对公司的长远形象不利（已有少数声音开始反思对艺人的高压管理）。或许存在一丝极其微弱的谈判可能性，但前提是陈楚生方面要表现出“诚恳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意愿”，并且需要一个合适的、有分量的中间人进行斡旋。
这条信息，如同黑暗隧道尽头出现的一星模糊亮光，虽然遥远，但毕竟指明了除了硬碰硬之外，或许还存在另一条更加艰难、却可能稍微温和一点的路。
林薇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陈楚生。他听完，沉默了更久。
“谈判……意味着要回去，要面对他们，是吗？”他问。
“不一定立刻面对面。但至少，需要你……‘在场’，无论是法律意义上，还是态度上。”林薇谨慎地措辞，“而且，我们可能需要帮助，需要一个信得过、也有能力周旋的人。”
陈楚生抬起头，眼中是复杂的挣扎。回去面对，意味着要重新撕开尚未愈合的伤口，要踏入他最想逃离的那个世界。但一味的躲避，确实只会让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让他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陈楚生再次拿起吉他。这一次，他没有仅仅拨弄琴弦，而是尝试着，将纸上那些凌乱的词句，配上极其简单、甚至有些生涩的旋律，断断续续地哼唱出来。那旋律并不悦耳，充满了不确定和痛苦，但却是真实的，属于此刻的陈楚生的声音。
林薇在厨房收拾，听见那微弱却持续的哼唱，停下了手中的动作，靠着门框，静静聆听，眼眶发热。
她知道，最危险的阶段——他彻底放弃自我的阶段——或许正在慢慢过去。接下来的，将是更加漫长、琐碎、耗尽心力的恢复与斗争。他们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天娱和那笔债务，更是如何在一片废墟上，重新找到属于陈楚生的音乐，以及他们两人共同的、充满荆棘的未来。
滨港小城的海风，带着与深圳、海南不同的咸涩，吹动着廉价的窗帘。在这间简陋的出租屋里，一点微弱的、关于音乐和生存的星火，正在艰难地复燃。而远在深圳和北京的暗流，也即将因为这一丝变化，而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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