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六，年味儿还没散尽，空气里飘着鞭炮的硫磺味，混着化雪时泥土的腥气。我背着行李站在“红星机械厂”的大门前，铁门比学校的更高，也更锈。门柱上的厂名是水泥塑的字，“星”字少了一点，像个闭上的眼。

实习通知单在口袋里已经捏得发烫。维修组，三个月，跟着老师傅学设备维护。这是王师傅争取来的——维修组能看到全厂的机器，他说，比死守一个车间强。

门卫是个跛脚老汉，接过通知单，凑到眼前看了半晌：“陈默？维修组的？去三车间找老孟。”

厂区大得让人发慌。柏油路两旁是高大的厂房，红砖墙被煤烟熏得发黑。烟囱冒着黄烟，缓慢地爬升，在灰白的天空里像条垂死的龙。机器声从各个车间涌出来，混成一片沉闷的轰鸣，震得脚下地面都在颤。

三车间在最里面。推开门，一股热浪裹着机油味扑面而来。车间足有学校三个那么大，天车在头顶缓缓移动，吊着成吨的钢坯。十几台机床排成两列，工人们穿着油污的工装，在机器间穿梭，像蚁巢里的工蚁。

“找谁？”一个满脸油污的青年问。

“老孟师傅。”

他指了指车间角落。那儿用铁皮围出个小隔间，门上挂着牌子：“维修组”。字是手写的，红漆已经斑驳。

我敲了敲门。

“进来。”声音沙哑，像砂纸磨铁。

推门进去，房间很小，靠墙是一排工具箱，中间一张旧木桌，桌上摊着图纸，图纸上压着半个馒头。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桌前，手里拿着游标卡尺，正测量一个齿轮。他抬起头，脸上皱纹很深，像被犁过的地。左眼眼角有道疤，一直延伸到鬓角。

“新来的实习生？”他问。

“是，陈默。”

“老王的徒弟？”

“是。”

他点点头，把卡尺放下，站起身。个子不高，但肩膀很宽，背微驼。“我是孟广才，这儿都叫我老孟。规矩三条：一、工具用完归位；二、不懂就问，别瞎搞；三、安全第一，命只有一条。”

他说话时眼睛一直盯着我，那只带疤的左眼眨得慢些，看久了让人心里发毛。

“记住了。”我说。

“今天先熟悉环境。”他推开铁皮门，“走。”

我跟在他身后，走进车间的轰鸣里。他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稳，油污的地面滑，他却如履平地。每到一台机器前，他就停下，报出型号、出厂年份、常见故障。

“这是C618，六三年的老货，主轴轴承老坏，备件难找。”

“这是X62W铣床，北京一机的，精度还行，就是变速箱爱漏油。”

“这是B665牛头刨，该淘汰了，可厂里没钱换。”

他如数家珍，像在说自己的老伙计。手偶尔在机身上拍拍，动作很轻，像在安抚。

走到车间最里面，一台机器孤零零立着，周围用黄线划出一块区域。机器很大，漆面是暗绿色的，已经剥落大半，露出锈迹。

“这是苏联货，5A161，”老孟站住脚，声音低了些，“五八年来的，全厂就这一台，能车两米长的大轴。现在，”他顿了顿，“趴窝半年了。”

我走近看。机器确实老了，操作手柄上的字都磨没了，刻度盘玻璃裂了，用胶布粘着。床身上有处凹陷，像是被什么重物砸过。

“怎么坏的？”

“主轴抱死，”老孟说，“拆开看过，轴承碎了，齿轮打掉三个齿。苏联的配件早没了，国产的不配套，装上转不动。”

“不能修？”

“能修早修了。”他摇头，“厂里请过三个师傅来看，都说没治。现在就当个摆设。”

他转身要走，我又看了一眼那机器。阳光从天窗照下来，落在床身上，锈迹在光里呈现出复杂的层次，深红、赭黄、暗褐，像一幅抽象画。机器虽然老了，但骨架还在，透着种沉静的力量。

下午，老孟给了我第一个任务：给一台C620换导轨油。活儿不难，但脏。要钻到机床底下，拧开放油螺丝，黑稠的旧油涌出来，接在油盆里。然后清洗油槽，加新油。

我钻进去，空间狭小，只能侧躺着。扳手拧动螺丝，旧油“噗”地涌出，溅了一脸。油味冲鼻，混着金属磨损的细屑。接完油，用棉纱清洗油槽，棉纱很快被染得漆黑。

干完爬出来，浑身都是油污。老孟递过来一块肥皂：“去洗洗，左边有水房。”

水房是水泥砌的池子，水龙头流出的水冰凉刺骨。肥皂是劳保皂，碱性大，搓在皮肤上沙沙响。油污很难洗净，指甲缝里都是黑的。我用力搓着，直到皮肤发红。

抬起头，从破窗户看见对面车间的门开了，几个女工走出来，都穿着深蓝工装，戴着工作帽。其中一个瘦小的身影，走路时马尾一晃一晃的。

林晚秋。她在焊工班，原来就在隔壁四车间。

她没看见我，和工友说笑着走远了。三个月不见，她好像长高了些，或者只是工装合身了。阳光照在她侧脸，鼻尖上有细密的汗珠，亮晶晶的。

“看什么呢？”老孟的声音忽然在身后响起。

我慌忙低头继续洗手：“没，没什么。”

“焊工班的？”他走到窗前，也看了一眼，“那闺女手艺不错，男焊工都服她。”

我惊讶地抬头。

“惊讶什么？”老孟拧开水龙头洗手，“这行当，手上有活，不分男女。”

他说得平淡，但我听出了里面的分量。这厂里几百号人，能让老孟说“手艺不错”的，不多。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块海绵，拼命吸收一切。老孟话不多，但句句在点子上。他教我怎么听机器声音判断故障——轴承坏是连续的嗡嗡声，齿轮坏是周期性的撞击声，皮带松是时有时无的尖啸。教我怎么用手摸温度——电机外壳温手是正常，烫手就是过载了。还教我怎么看油——正常的机油是琥珀色，变黑该换了，变白是进水了。

每天下班，我都累得散架。但躺在床上，脑海里却异常清晰：各种机器的结构、故障现象、处理方法，像图纸一样铺展开来。

周五下午，厂里出了大事。

我正在帮老孟修一台砂轮机的电机，车间那头突然传来惊叫声，接着是机器急停的刺耳刹车声。所有人都往那边跑。

是孙志刚。他在操作那台X62W铣床时，工件没夹紧，飞了出来，砸在他左手上。人已经瘫在地上，右手捂着左手，血从指缝里涌出来，滴滴答答落在地上，很快积了一小滩。

他的师傅老刘脸色煞白，手足无措。周围围了一圈人，议论纷纷，但没人敢上前。

“都让开！”老孟拨开人群，蹲下身查看。他让孙志刚松手，那只左手已经变形，食指和中指怪异地歪着，白骨从皮肉里戳出来。

“骨头折了。”老孟站起身，“送医院。”

有人跑去叫厂医，有人找担架。孙志刚疼得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却说不出话。我看着那只血淋淋的手，胃里一阵翻腾。这就是王师傅常说的“安全第一”——血淋淋的第一。

厂医来了，简单包扎后，用担架抬走了。车间主任老赵随后赶到，脸色铁青，把老刘叫到一边，声音压得很低，但能听出怒火。

人群渐渐散去，但气氛凝重。地上那滩血还没擦，暗红色，在水泥地上慢慢凝固。机器重新开动，轰鸣声又响起来，但那声音里多了点什么，像是警告。

下班时，我在厂门口遇见林晚秋。她刚洗完澡，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工装换成了便服，一件浅灰色夹克，洗得发白。

“听说你们车间出事了？”她问。

“嗯，孙志刚，手伤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严重吗？”

“骨头断了。”

我们并肩往外走。天色暗了，路灯还没亮，只有车间窗户透出的光，在地上投出一个个长方形的亮斑。空气里有煤烟味，也有饭菜香——厂食堂开饭了。

“焊工班怎么样？”我问。

“还行。”她说得简单，但撩起袖子，小臂上有几处烫伤的红痕，新的叠着旧的，“电弧光伤眼，烟尘呛肺。但，”她顿了顿，“挺有意思。”

“有意思？”

“嗯。”她转头看我，眼睛在暮色里亮着，“把两片铁焊在一起，牢不可分，像它们生来就是一块。”

她说这话时，语气里有种少见的热切。我想起她测量工件时专注的神情，想起她说“我报了焊工时”的平静。这姑娘心里有团火，我看得出来。

走到岔路口，她要往左，我往右。

“陈默。”她忽然叫住我。

“嗯？”

“那台苏联机床，”她说，“你真觉得修不好？”

我一愣：“老孟说没治。”

“老孟是老孟，”她说，“你是你。”

她说完转身走了，马尾在肩头一晃。我站在原地，看着她消失在暮色里，那句话在耳边回响：老孟是老孟，你是你。

周末，我没回家。厂里放假，车间都关了，只有门卫室亮着灯。我找老孟要了三车间钥匙，说想多练练。

其实是想去看那台苏联机床。

打开车间大门，里面空荡荡的，机器都停了，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我走到那台5A161前，打开工具灯，昏黄的光照在床身上。

这台机器确实老了。我用手抹去一处锈迹，底下露出俄文字母，刻得很深。五八年，比我父亲年纪还大。它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在这车间里运转了三十年，车出无数根轴，现在却静静立在这儿，像个退役的老兵。

我绕着它走了一圈，仔细观察。主轴箱的盖子拆过，螺丝孔有新鲜划痕，应该是之前师傅检修时留下的。齿轮箱侧盖也有拆卸痕迹。我找来工具箱，想拆开看看，又停住了——老孟说过，不懂别瞎搞。

但不看，怎么懂？

犹豫了很久，我还是拿起扳手，开始拆主轴箱的盖子。螺丝锈死了，很费力才拧动。盖子掀开，里面是复杂的齿轮传动系统。借着手电光，我看见主轴轴承确实碎了，滚珠散落在油槽里，像黑色的珍珠。三个齿轮断齿，断口参差不齐。

但再看，我发现不对劲。齿轮的材质和主轴轴承不匹配——轴承是苏联标准，齿轮却是国产的。尺寸看似一样，但细微差别会导致配合不良，应力集中，最终打齿。

我继续检查。在齿轮箱最深处，手电光照到一个铭牌，俄文的，已经模糊。用棉纱擦干净，勉强能认出型号：5A161-03。而厂里备件库的记录本上，记的是5A161-01。差了两个版本。

我心跳加快了。会不会之前的师傅都按-01的规格找配件，但实际上这台是-03？

整个周末，我泡在车间里。拆开能拆的所有部分，测量每一个齿轮的模数、齿数、压力角。用游标卡尺、千分尺、角度尺，一遍遍量，记在本子上。手被铁锈和油污染得漆黑，洗都洗不掉。

周一一早，我找到老孟，把记录本摊在他面前。

“孟师傅，我觉得之前的配件可能选错了。”

老孟正在吃早饭，馒头夹咸菜。他放下馒头，接过本子，一页页翻。看得很慢，那只疤眼眨得更慢了。

“你拆了机器？”他问，没抬头。

“拆了能拆的部分。”

“谁让你拆的？”

我语塞。

他抬起头，盯着我。很长时间，车间里只有远处机器的轰鸣声。

“继续说。”他终于说。

我指着那些数据：“-03版和-01版的第二轴齿轮模数差0.25，齿数差2，压力角一样，但齿顶高系数不同。用-01的齿轮装上去，啮合不严，容易打齿。”

老孟放下本子，点了一支烟。烟雾缓缓上升，在他脸上蒙了一层纱。

“你知道这机器修好，意味着什么吗？”他问。

“能重新用？”

“不止。”他吐出一口烟，“厂里现在接了个大单，纺织机械厂的，需要两米长的传动轴。全厂只有这台能车。修好了，单子能拿下；修不好，单子飞了。”

我愣住了。没想到背后有这么大事。

“修好了，你是功臣；修坏了，”他顿了顿，“你得滚蛋。”

烟在他指间慢慢燃，灰白的烟灰越来越长，终于承受不住，断裂，掉在桌上。

“你想试？”他问。

我想起林晚秋的话：老孟是老孟，你是你。想起孙志刚血淋淋的手，想起王师傅说“维修要胆大心细”，想起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的背影。

“想。”我说。

老孟掐灭烟，站起身：“我去找厂长，申请采购-03版配件。但配件来了，得你装。装坏了，责任你担。”

“我担。”

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像在看我，又像在看别的什么。然后他转身走了，背影在车间的光影里，显得格外厚重。

三天后，配件到了。是从大连一家老厂库底翻出来的，苏联原装，包装箱上的俄文标签已经泛黄。打开箱子，齿轮和轴承泛着新加工的光泽，但款式是老的，透着一股旧时代的气息。

安装那天，车间主任老赵来了，技术科的人也来了，围了一圈。我压力很大，手心里全是汗。但真正拿起工具时，反而平静了——就像车螺纹，就像测尺寸，一步步来，急不得。

清洗零件，安装轴承，调整间隙，装配齿轮，加注润滑油。每一个步骤都按维修手册来，也按我这几天研究的笔记来。老孟在旁边看着，不说话，只是偶尔递个工具。

最后一颗螺丝拧紧，已经是晚上八点。车间里只开着我头顶那盏灯，光柱里飞舞着细小的尘埃。

“试试吧。”老孟说。

我按下启动按钮。

电机嗡嗡响起，皮带转动，齿轮箱里传来轻微的咔哒声——是新齿轮啮合的声音。主轴缓缓转动起来，开始很慢，然后逐渐加速。声音平稳，没有异响，没有振动。

我挂上档，主轴转速变化正常。换挡，再换挡，都顺畅。

“成了。”老孟说，声音里有一丝几乎听不出的波澜。

周围有人鼓掌，但掌声稀落。老赵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小子，行啊。”技术科的人围上来，问这问那。我一回答，但眼睛看向老孟。他站在人群外，点了支烟，烟雾里，那张布满皱纹的脸看不清表情。

人群散去后，我留下来做最后检查。机器运转正常，温度正常，声音正常。我关掉机器，车间重归寂静。

老孟还没走，他在收拾工具。

“孟师傅，”我说，“谢谢。”

“谢我什么？”

“谢谢您让我试。”

他停下手里的活，看着我：“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试吗？”

我摇头。

“因为你不怕。”他把扳手放回工具箱，“厂里这些老人，包括我，都被这机器磨怕了。三次修不好，心里就认定了修不好。你不怕，因为你没见过它坏三次。”

他合上工具箱，锁好。

“但记住，”他转身面对我，“今天你修好了它，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你有了底牌；坏事是，”他顿了顿，“从此以后，难活、险活，都会找你。因为你有底牌。”

他提起工具箱，朝门口走去。走到门口，又停住。

“底牌能赢，也能输。赢的时候，别人敬你；输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没人记得你赢过。”

门开了又关，他的脚步声渐远。

我独自站在车间里，站在那台重新活过来的机器旁。机器沉默着，但我知道，它的心脏又开始跳动了。而我的底牌，今天亮出了第一张。

窗外，夜色浓重。厂区的灯火点点，连成一片星河。这星河下，有无数台机器在运转，无数双手在劳作，无数个像我和老孟这样的人，在各自的岗位上，握着各自的底牌。

底牌是什么？是手艺，是胆量，是那一点点不甘心。也是风险，是责任，是摔倒了必须自己爬起来的命运。

我关掉最后一盏灯，车间陷入黑暗。只有那台苏联机床的轮廓在暗影里隐约可见，像一头沉睡后醒来的兽。

路还长，牌还多。但今天，我知道，我有了出第一张牌的资格。

第六章：底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