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风像刀子，从车间的破窗户里一道道刮进来。墙上的日历只剩薄薄几页，每撕一张，都能听见时间裂开的声音。今天是期末实操考试的最后一天，考完了，这个学期就算真正过去了。

王师傅站在车间中央，脚下放着一个铁皮箱子。箱子开着，里面是这学期做过的所有工件：梯形螺纹、法兰盘、齿轮坯、轴套……每样都标着学号，堆在一起，像座小小的铁山。

“考完试，就分岗了。”王师傅的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下学期开始，一半时间在课堂，一半时间进厂实习。”

“分岗”这两个字，他说得很平淡，像在说“吃饭喝水”。但底下站着的三十多个学生，呼吸都停了一瞬。

车间里静得能听见暖气管道里水流的呜咽。我站在第三排，手心又开始冒汗。分岗——往小了说，是下学期去哪儿干活；往大了说，是人生的第一个岔路口。车工、钳工、铣工、焊工，每样都沾点，但总得有个侧重。侧重什么，以后很可能就吃什么饭。

王师傅从箱子里拿起一个工件，是李建国车的梯形螺纹。螺纹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均匀得像用尺子画出来的。

“这个，公差一丝半。”他顿了顿，“全年级最好的。”

李建国站在我旁边，脊背挺得笔直。但我知道，他垂在身侧的手在微微发抖。这个平时最沉稳的人，此刻也在紧张。

王师傅又拿起一个工件，是我的那个法兰盘。夜班赶工的那批里，我留了一个作纪念。现在被他握在手里，显得格外小。

“这个，超差一件，其余合格。”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读不出什么，“但夜班那批活，你是第一个完成定额的。”

我心里一紧。那晚的记忆又回来了：雪、灯光、她冰凉的手、永无止境的铁屑。原来王师傅都记得。

考试题目很简单：车一根阶梯轴，三个台阶，三个直径，公差都在五丝以内。材料是45号钢，比平时练习用的普通碳钢硬些，车起来声音更脆，铁屑卷得更紧。

我领了毛坯，走向车床。6140型，用了整整一个学期，熟悉得像老友。手柄上的油漆被我摸掉了大半，露出底下暗沉的铸铁。刀架上还留着上次换刀时留下的机油指印，我的指印。

装夹，找正，对刀。这套动作已经重复过上千遍，闭上眼都能做。但今天格外慢，慢到能感受到每个动作的细节：三爪卡盘咬合时“咔”的那一声轻响，百分表表针从晃动到稳定的过程，车刀接触工件前那零点一秒的寂静。

启动车床。

轰鸣声像潮水般涌来，淹没了其他所有声音。我推进刀架，车刀啃进钢材，铁屑飞出——不再是练习时的蓝紫色，是银白色，连续不断，像一道小小的瀑布。

第一台阶车好了，停机测量。游标卡尺的测量爪轻轻合拢，读数清晰：直径60.02毫米，公差两丝。合格。

换刀，车第二台阶。这把刀用过很多次，刃口已经有些磨损，但磨刀石仔细磨过，还能用。车刀移动，铁屑流出，声音平稳得像呼吸。

第二台阶完成，测量：直径50.01毫米。合格。

第三个台阶是最小的，直径只有30毫米，余量也最少，只有两毫米。车这一刀要格外小心，稍有不慎就会车小。我换上最锋利的精车刀，刀片是新的，硬质合金，刃口在灯光下闪着寒光。

深吸一口气，我推入刀架。

车刀接触工件的瞬间，声音变了——不是清脆的切削声，是细微的、几乎听不见的摩擦声。刀太利了，我想。但已经不能退，只能继续。

铁屑细如发丝，连续不断。我盯着刀尖，盯着那银白色的铁屑流，盯着工件上渐渐成形的台阶。还有最后五毫米，四毫米，三毫米……

“啪！”

一声脆响，像玻璃碎裂。

车刀崩了。

我猛地退刀，关掉机器。车间瞬间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刀片碎成三块，一块嵌在工件里，两块掉在工作台上。工件上，第三个台阶的表面，留下一个米粒大小的凹坑。

废了。

我站在原地，盯着那个凹坑。周围的车床还在轰鸣，别人的考试还在继续。只有我这里，死寂一片。

王师傅走过来，看了一眼：“刀片质量问题。”

他从工具箱里拿出备用刀片，帮我换上，动作很快，不到一分钟。“还有时间，重来。”

重来。领新的毛坯，重新装夹，重新找正，重新对刀。时间只剩半小时，不够车完整的三个台阶了，只能加快速度，冒风险。

再次启动车床。这次我不再小心翼翼，进给量调大，转速调高。车刀啃进钢材，声音粗暴而急促。铁屑不再是均匀的银白色，断断续续，颜色也变成了深蓝——这是温度过高的标志。

但管不了了。第一台阶，第二台阶，第三台阶。我的手在抖，额头上的汗滴进眼睛里，刺得生疼。模糊的视线里，只能凭感觉推进刀架。

最后一刀完成时，下课铃响了。

关掉机器，车间里陆续安静下来。我取下工件，握在手里。三个台阶，尺寸都对，但表面粗糙，像被砂纸粗粗磨过。尤其是第三个台阶，有明显的振纹——这是转速过高、刀具磨损的痕迹。

王师傅走过来，接过工件，用卡尺测量。一遍，两遍。他的眉头微微皱起。

“公差之内，”他终于说，“但表面质量不合格。”

不合格。三个字，像三记闷棍。

“为什么？”我问，声音嘶哑。

“你急了。”他把工件还给我，“车工最忌急。一急，手就抖；手抖，活儿就糙。”

我低头看着那个工件。第三个台阶上的振纹，一圈一圈，像水面的涟漪。这涟漪里，映出我的急躁，我的慌张，我的不甘。

“分岗时，我会考虑。”王师傅补充了一句，转身走了。

学生们陆续离开车间，边走边议论着分岗的事。我站在原地，很久没动。李建国考完了，他的工件完美无瑕，正被几个同学围着看。周文明也过了，虽然只是勉强合格，但他笑得开心，眼镜后的眼睛眯成一条缝。

林晚秋走过来。她考的是钳工，在隔壁车间，已经结束了。

“怎么了？”她问，看着我手里的工件。

我把工件递给她。她接过去，仔细看了看表面，又用手指摸了摸振纹。

“能修，”她说，“用细砂纸打磨，再用油石抛光。就是费时间。”

我摇摇头：“考试结束了。”

“但手艺没结束。”她把工件还给我，“王师傅说得对，你急了。但急的原因呢？”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很亮，像冬夜的星。

“我怕分不到好岗位。”我实话实说。

“什么是好岗位？”她反问。

我愣住了。什么是好岗位？车工？钳工？还是别的什么？我不知道。

“我报了焊工。”她说，语气平静，“最苦最累的那个。”

我吃惊地看着她。焊工，整天对着电弧光，夏天热冬天冷，还有烟尘。女生报焊工的，全年级就她一个。

“为什么？”

“因为缺人，”她说，“也因为我想试试。”

她说得轻描淡写，但我听出了里面的分量。试试——试试自己能不能扛住，试试这条路走不走得通，试试在这个男人主导的行业里，女人能走多远。

“走吧，”她说，“该填分岗志愿表了。”

回到教室，桌子上已经摆好了志愿表。一张白纸，几个选项：车工、钳工、铣工、焊工、维修。每人可以填三个志愿，按成绩和表现分配。

我拿起笔，笔尖悬在纸上，很久没落下。李建国已经填好了，第一志愿车工，第二志愿车工，第三志愿还是车工。他要一条路走到底。

周文明填的是钳工，他说自己手稳，适合精细活。赵大勇填了维修，他说喜欢到处跑，不爱在一个地方待着。

我该填什么？

脑海里闪过这学期的画面：第一次车废的螺栓，夜班的雪，崩掉的刀片，还有王师傅那句话——“你急了”。

急，是因为太想做好，太怕做不好。太想抓住什么，太怕失去什么。

笔尖落下。第一志愿：维修。第二志愿：车工。第三志愿：钳工。

李建国探头看了一眼，皱眉：“维修？那可是最杂的，什么都得会点，什么都不精。”

“我知道。”我说。

“那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维修要到处跑，要看各种机器，要解决各种问题。因为我不想像现在这样，只对着一台车床，车一辈子同样的零件。因为我想看看，这个行业到底有多大，有多少种可能。

还有——我没说出口——因为林晚秋选了最苦的焊工。我不敢说我能像她一样勇敢，但至少，我可以选一条不那么轻松的路。

志愿表交上去了。王师傅一张张看，看到我的时，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没说话，只是把表放在了一边。

放学时，雪又开始下了。不大，细细的，像面粉。我站在教学楼门口，看着雪花一片片落下，落在操场的野草上，落在生锈的单杠上，落在远处工厂的屋顶上。

林晚秋走出来，看见我，停下脚步。

“你填了什么？”她问。

“维修。”

她点点头，没评价，只是说：“春天见。”

春天见。三个月假期，再来时就是春天了。那时，我们将穿上不同的工装，走进不同的车间，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实习。

“春天见。”我说。

她走进雪里，没打伞，雪花落在她肩头，很快融化了。我看着她走远，直到那身影消失在宿舍楼的拐角。

回到宿舍，开始收拾行李。被褥卷起来，用麻绳捆好。工具箱锁上，里面躺着那个梯形螺纹工件，那个有振纹的阶梯轴，还有老张送的小扳手。书包装好，课本已经旧了，边角都卷了起来。

李建国也在收拾，他的东西少，很快就整理好了。他坐在床上，点了支烟——他很少抽烟，只在特别的时候。

“下学期，就不住一个宿舍了。”他说。

按学校规定，实习开始后，按工种重新分宿舍。车工住一起，钳工住一起，维修工可能分散在各个宿舍。

“还会见的。”我说。

“嗯。”他吐出一口烟，“常来车间找我。”

“一定。”

其他室友也陆续回来了。周文明买了一包花生，大家分着吃，算是告别。孙志刚和刘鹏早就收拾好了，他们的父亲会开车来接。赵大勇在写信，给他父亲报平安。

夜里，躺在即将告别的床上，我睡不着。铁床还是吱呀作响，赵大勇还是打鼾，但这些熟悉的声音，三个月后就听不到了。三个月后，我会在哪里？在哪个车间？面对什么样的机器？

手伸到枕下，摸到那个梯形螺纹工件。螺纹一圈圈，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就像时间，就像路。

分岗是个分水岭。山这边的我，和山那边的我，会是同一个人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无论山那边是什么，我都得翻过去。

窗外的雪还在下，无声无息，覆盖了今天的一切足迹。明天，这里将是一片洁白，像从未有人走过。

但总有人要走。总有人要在这洁白上，踩出第一行脚印。

我闭上眼睛。梦里，春天已经来了，车间的铁门开着，阳光照进来，满地都是光。

第五章：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