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第一场雪来得突然，前半夜还是干冷的星，后半夜就飘起了絮。雪花从车间天窗的破玻璃缝里钻进来，落在发热的机床上，嗤一声，化作一缕白汽。

我站在6140车床前，盯着刻度盘上的指针。这是厂里的生产任务，一批法兰盘，五十件，明早交货。王师傅接的私活——学校经费紧张，车间要自己挣油钱。他挑了五个学生来帮忙，我是其中一个。

“尺寸看清楚了？”王师傅把图纸摊在工作台上，“外径200，内径120，厚度25。公差正负五丝。”

图纸已经被摸得发黑，边角卷起，像片枯叶。我点点头，手在衣襟上擦了擦——手心又出汗了，这毛病总改不掉。

李建国在旁边的车床上，已经开始装夹第一个毛坯。他动作快而稳，三爪卡盘“咔咔”三声，工件就定在了中心。我学着他的样子，把毛坯装上去，用百分表找正。表针晃得厉害，我调整了三次，才勉强控制在三丝以内。

“可以了。”王师傅看了一眼，没多说。

车床启动的声音在夜里的车间格外响。五台机器同时轰鸣，震得地面发颤。我推进刀架，车刀啃进毛坯，铁屑卷出来，在灯光下闪着蓝紫色的光。第一刀粗车，要车去三毫米的余量，声音沉闷而持续。

干到第三个工件时，车间门开了。一阵冷风裹着雪花扑进来，我打了个寒颤。抬头看，是林晚秋。

她裹着件军大衣，显得人更瘦小。帽檐和肩头落了一层雪，进来后轻轻跺了跺脚，雪粒簌簌落下，在水泥地上化成深色的圆点。

“王师傅，张老师让我来帮忙。”她的声音在机器声里有些模糊。

王师傅正弯腰调整一台车床的皮带，头也不抬：“去帮陈默量尺寸。”

她朝我这边走来。我的心跳忽然快了一拍，手下的进给手柄差点推过头。稳住呼吸，我关掉机器，车刀停在半途。

“我来量吧。”她说，从口袋里掏出游标卡尺。

我退开半步，给她让出位置。她俯身测量工件，鼻尖几乎要碰到冰冷的铁。灯光从她侧上方照下来，睫毛在脸颊上投出细密的影。她的手很稳，卡尺的测量爪轻轻合拢，不松不紧。

“外径200.02，超了两丝。”她直起身，在记录本上记下数字。

“能修吗？”我问。

“能，但余量只有三丝了，要小心。”

我重新启动车床，换上精车刀。这次格外小心，进给量调到最小，车刀缓缓移动，只车去一丝半。关掉机器，她再次测量。

“199.98。”她说，嘴角微微扬起，“合格了。”

那个笑容很浅，但真实。我忽然觉得脸上发热，好在车间灯光昏黄，看不真切。点点头，我继续车下一个面。

她就在我旁边，时而测量，时而记录，偶尔帮忙递个工具。两人很少说话，但有种奇异的默契——她伸手，我就知道要递卡尺还是千分尺；我关机器，她就知道该上前测量了。

干到第十五个工件时，出了状况。

赵大勇那边的车床突然发出刺耳的尖啸。所有人都停了手，转头看去。他的车床在冒烟，不是铁屑烧焦的那种青烟，是灰白色的浓烟，带着橡胶烧糊的臭味。

“皮带！”王师傅一个箭步冲过去，关掉了总电源。

车间瞬间安静下来，只有烟雾还在丝丝缕缕地冒。王师傅打开防护罩，里面传出一股更浓的焦糊味。皮带断了，断口处烧得焦黑，像被火燎过。

“怎么回事？”王师傅的声音很沉。

赵大勇脸色煞白：“我……我就是正常车……”

“进给量调太大了，”李建国走过去看了一眼，“皮带打滑，烧了。”

王师傅没说话，蹲下身检查。皮带是老式的三角带，已经磨得很薄，这次彻底断了。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还有备用皮带吗？”

保管室的老张早就下班了。工具箱里找了一圈，没有。五台车床，只有两种型号的皮带，偏偏断的是最老的那台车床的型号，别的用不上。

“明天一早就要交货。”王师傅看了看墙上的钟，凌晨两点半。

雪还在下，从破窗户看出去，外面白茫茫一片。这个时候，五金店早就关门了，就算有开门的，也在城里，离这十来里路。

“我去借。”李建国忽然说。

“去哪借？”

“农机站，我爹认识人，那儿有车床。”他抓起军大衣，“骑自行车去，一个小时能回来。”

王师傅想了想，点头：“路上小心。”

李建国冲进雪里。门开合的瞬间，冷风灌进来，所有人都打了个哆嗦。车间里只剩下四台车床的嗡鸣——不，三台，赵大勇那台已经停了。

“其他人继续。”王师傅说。

我们回到各自的车床前。但气氛不一样了，有种压抑的紧张。赵大勇站在他那台死寂的车床旁，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重新启动机器，车刀接触工件，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林晚秋继续测量，但频率明显慢了，时不时看向门口。

时间一点点过去。墙上的老式挂钟，秒针走得格外响，咔，咔，咔，像心跳。我车完了第二十个工件，林晚秋测量记录，合格十九个，一个超差报废。

“休息会儿吧。”王师傅说，从怀里掏出烟，点了一支。

我们围到取暖炉旁。炉子是旧油桶改的，上面戳了几个洞，红彤彤的火光从洞里透出来。林晚秋坐在离炉子最近的长凳上，伸出手烤火。火光映着她的侧脸，明暗交错。

“李建国能借到吗？”周文明小声问。

没人回答。雪夜骑车去农机站，路上滑，又冷，就算借到了，来回也得两三个小时。而现在离天亮，只剩四个小时了。

王师傅抽完一支烟，又点了一支。烟雾在车间里弥漫，混着机油味和铁锈味，形成一种独特的、属于工厂的气息。我忽然想起父亲抽烟的样子，也是这么沉默，烟雾一圈圈上升，像解不开的愁。

“我出去看看。”赵大勇忽然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坐下。”王师傅说，声音不高，但不容反驳。

赵大勇僵在那里，半晌，慢慢坐回凳子上。他把头埋进手里，肩膀微微颤抖。车间里只有炉火噼啪的声音，和挂钟无情的脚步声。

又过了半个小时。我已经车完了二十五个工件，合格率保持在九成。林晚秋的手冻得有些红，测量时呵口气暖暖手，白雾在卡尺上瞬间凝结成细小的水珠。

门终于开了。

李建国像个雪人一样冲进来，怀里抱着一个油纸包。胡子上结了冰碴，一说话，冰碴簌簌往下掉：“借……借到了。”

王师傅接过油纸包，打开，是一条崭新的三角带。他拍了拍李建国的肩，没说话，转身去换皮带。

我们围过去看。王师傅的动作很快，卸下防护罩，取下断掉的皮带，装上新的一—抻紧，调整，上油。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

“试试。”他说。

赵大勇颤抖着手按下启动按钮。车床轰鸣起来，声音正常，皮带运转平稳。他长长地出了口气，那口气在冷空气里化作一团白雾。

“继续干。”王师傅说。

车间里又恢复了忙碌。五台车床再次同时轰鸣，铁屑飞舞，机油味弥漫。但有什么不一样了——节奏更快了，动作更急了。时间不多了。

林晚秋帮我测量时，手碰到了我的手。很轻的一触，冰凉。我愣了一下，她已收回手，继续记录尺寸。

“你的手很凉。”我说，声音被机器声吞掉大半。

“什么？”她侧过头。

“我说，你的手很凉。”

她看了看自己的手，笑了笑：“一直这样。”

我想说点什么，但不知该说什么。机器还在转，工件还要车，时间还在走。于是我只是点点头，继续推动刀架。

凌晨四点半，第五十个法兰盘车完了。林晚秋测量完最后一个，在记录本上划下最后一个勾：“全部合格。”

王师傅接过记录本，一页页翻看。车间里安静下来，只有炉火还在噼啪作响。他看了很久，久到我们都以为出了什么问题。

“可以。”他终于说，合上本子，“装箱吧。”

我们把工件一个个擦干净，涂上防锈油，装进木箱。五十个法兰盘，整齐地码放，像一队等待检阅的士兵。装完箱，天已经蒙蒙亮了。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窗外透进灰白的光。

李建国和赵大勇把箱子抬上板车，用绳子捆牢。王师傅在出货单上签了字，递给赵大勇：“送去厂里，找刘主任。”

赵大勇推着板车走了，车轮在雪地上碾出两道深深的辙。我们站在车间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每个人的眼窝都深陷着，里面布满血丝。

“都回去睡吧。”王师傅说，自己也打了个哈欠，“今天上午的课，不上了。”

我们拖着脚步往宿舍走。雪后的校园白得刺眼，操场上一个脚印也没有，平整得像块刚铺开的宣纸。呼吸在冷空气里变成白雾，一团接一团。

走到宿舍楼门口，林晚秋和我们分开。她住在女生楼，还要往前走一段。

“再见。”她说，声音有些沙哑。

“再见。”我们应着。

她转身走了，军大衣的下摆在雪地上拖出一道痕迹。我看着她走远，直到那身影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路的拐角。

回到宿舍，爬上床。被窝冰凉，但累极了，很快就睡着了。梦里还在车法兰盘，一个接一个，永远车不完。车刀与工件摩擦的声音，林晚秋测量时专注的侧脸，李建国冲进门时满身的雪，这些画面碎片般旋转，最后混成一片模糊的光。

醒来时已是下午。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水泥地上投出一块明亮的光斑。李建国还在睡，鼾声均匀。周文明坐在床上看书，眼镜滑到了鼻尖。

我坐起身，从枕头下摸出那个梯形螺纹工件。一个多月了，螺纹依然清晰，在阳光下泛着冷光。我想起昨夜车间里的灯光，想起她测量时微蹙的眉头，想起她的手碰触到我手时那一瞬的冰凉。

成长是什么？昨夜之前，我以为是把螺纹车到公差之内。现在我知道了，成长是在雪夜里去借一条皮带，是在凌晨四点完成五十个工件，是在精疲力尽时还能把卡尺握稳。

也是，在某个瞬间，发现自己不再是一个人来面对这些。

我把螺纹工件放回枕下，躺回去。天花板上的裂缝还在那里，从墙角延伸到中央，像条干涸的河。但今天看它，觉得它或许不是裂缝，而是路——弯弯曲曲，不知通向哪里，但总归是在延伸。

窗外的雪开始化了，屋檐下滴着水，嗒，嗒，嗒，像另一座钟。听着声音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第四章：夜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