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修好后的第七天，厂里的表彰大会在食堂召开。空气里还飘着昨晚白菜炖粉条的味道，混着陈年的油烟，稠得化不开。主席台是几张长桌拼的，铺了红布，布旧了，洗得发白，边角处还破了个洞，用黑线潦草缝着。

我坐在最后一排，工装是新换的，深蓝色，浆洗过，硬邦邦地硌着脖子。手心还在出汗，黏腻腻的，在膝盖上蹭了几次，也没蹭干。

厂长姓郑，五十来岁，胖，说话时肚子一颤一颤。他站在台前，手里拿着一张红纸，念着表彰名单。声音透过扩音器传出来，带着电流的嘶嘶声，像锅里煎着什么。

“……青年工人陈默，刻苦钻研，勇于担当，修复关键设备，为厂里节约资金三千元，特此表彰，奖金五十元……”

掌声响起来，稀稀拉拉，像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前排有人回头看我，眼神复杂，说不清是羡慕还是别的什么。我低下头，盯着自己的手。这双手，一个星期前还沾满油污，在苏联机床的齿轮箱里摸索，现在却要因为那次的摸索，领五十块钱。

“下面请陈默同志上台领奖。”郑厂长说。

我站起来，腿有些软。穿过一排排长凳，工友们让开一条路。那些脸，有些认识，更多不认识，都仰着，在食堂昏黄的灯光下，像一片晃动的葵花。

走上主席台，地板吱呀响。郑厂长把红信封递过来，我接过，薄薄的，轻飘飘的。然后是奖状，镶在玻璃框里，玻璃反着光，看不清上面的字。有人递过来一朵纸扎的红花，别在胸前，别针有点松，晃晃荡荡。

合影。我站在厂长旁边，旁边还有书记、车间主任、技术科长。闪光灯亮起的瞬间，我下意识眯了眯眼。光太刺眼，眼前一片白，什么都看不见。

散会后，老孟在门口等我。他靠墙站着，抽着烟，烟雾在他脸前缭绕，看不清表情。

“孟师傅。”我叫他。

他点点头，把烟掐灭：“走，回车间。”

路上没什么话。厂区的路灯坏了三盏，有一段路很暗，只能借着车间窗户透出的光走。我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长到几乎要追上老孟的。胸前的红花还在晃，我把它取下来，握在手里。纸做的，很粗糙，边缘处已经开了线。

“不高兴？”老孟忽然问。

“没有。”

“有也正常。”他说，“五十块钱，买不来那些盯着你的眼睛。”

我懂他的意思。表彰大会后，我成了“能修苏联机床的年轻人”。这称号像道符，贴在我身上，揭不掉。

回到三车间，夜班已经开始了。机器轰鸣，铁屑飞舞，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但经过我身边时，有人会多看两眼，眼神里带着打量，像在看一件刚出土的物件，好奇，又有些警惕。

走到那台5A161前，它正在运转，车一根粗大的轴。操作它的是个老师傅，姓吴，见我来，点点头，没说话。机床声音平稳，齿轮啮合顺畅，和我一周前修好时一样。

“它现在是厂里的宝贝了。”老孟说，“那批纺织厂的轴，全靠它。”

“那就好。”

“好？”老孟笑了，笑声很短，像咳嗽，“等你因为修好它，惹上麻烦时，就不觉得好了。”

我没听懂，但也没问。老孟说话总这样，藏一半露一半，像冬天的井，深不见底。

麻烦来得比想象中快。

第三天下午，我正在给一台C620换皮带，车间主任老赵来了，身后跟着个陌生人。那人四十多岁，穿着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手里提着个黑色人造革包。

“陈默，这是纺织厂的李工，”老赵说，“他们厂有台机床坏了，想请你去看看。”

我一愣：“我？”

“对，你。”老赵拍拍我的肩，“厂里推荐的，说你能修苏联老机床。纺织厂那台也是苏联货，型号差不多。”

李工伸出手：“麻烦小陈师傅了。”

我握了握，手很干，掌心有茧，但不是车工那种硬茧，是写字磨出来的软茧。他说话带着南方口音，软绵绵的，和厂里人粗声大气的说话方式完全不同。

“什么时候去？”我问。

“现在，车在外面等着。”李工说。

我看向老赵，他点头：“去吧，我跟郑厂长说过了。算是……技术支援。”

收拾工具箱时，手有点抖。扳手、螺丝刀、游标卡尺，一件件放进去，又一件件拿出来检查。老孟走过来，往我工具箱里塞了两样东西：一包烟，一盒火柴。

“用不上。”我说。

“用得上。”他压低声音，“到了那边，先发烟，再干活。烟是开路砖。”

我懂了。

纺织厂在城西，半小时车程。厂区比机械厂干净，但也更嘈杂。织布机的轰鸣声从每个窗户里涌出来，连成一片巨大的声浪，走在里面，说话得贴着耳朵喊。

坏掉的机床在维修车间，是一台老式细纱机的牵伸部件。确实是苏联货，但比5A161小得多，也复杂得多。齿轮箱打开着，里面油黑糊糊的，看不清状况。

李工介绍了情况：机器三天前突然停机，厂里的师傅拆开看了，说是主轴齿轮打齿，但换了新齿轮，还是转不动。

“我们也是没办法了，”李工递过来一支烟，“这批纱急着要，机器停一天，损失就大一天。”

我接过烟，没点，别在耳朵上。蹲下身，用手电照进齿轮箱。油太脏，看不清。我伸手进去摸，油还是温的，黏糊糊地裹在手指上。摸了一圈，在主轴最深处，触到一个硬物，卡在齿轮之间。

“有东西卡住了。”我说。

“什么东西？”

“不知道，得拿出来看看。”

李工让人拿来煤油和棉纱。我清洗齿轮箱，一遍又一遍，黑油渐渐变成浅褐色。卡住的东西露出来了——是一把螺丝刀，木柄已经碎了，金属杆扭曲变形，死死卡在两个齿轮之间。

“这……”李工脸色变了。

“上次维修时落里面的。”我说，“齿轮打齿是因为它，换新齿轮转不动也是因为它。”

取出螺丝刀费了很大劲。齿轮间隙太小，工具伸不进去，只能用铁丝弯成钩子，一点点往外勾。勾到一半，铁丝断了。换更粗的铁丝，再试。汗从额头滴下来，掉进齿轮箱里，和煤油混在一起。

一个小时后，螺丝刀终于取出来了。扭曲的金属杆上，还带着齿轮咬出的深深凹痕。我把它放在工作台上，它静静地躺着，像条死掉的蛇。

清洗齿轮箱，检查齿轮损伤。还好，除了最初打齿的那个齿轮，其他都没事。换上备用齿轮，调整间隙，加注新油。

“试试吧。”我说。

李工按下启动按钮。机器嗡嗡响起，齿轮转动，牵伸罗拉缓缓旋转。声音正常，转速正常。

“成了！”旁边一个老师傅喊起来。

李工握住我的手，用力摇：“小陈师傅，太感谢了！今晚一定要留下吃饭！”

饭是在厂食堂小灶吃的。四菜一汤，有肉，白米饭管够。我很久没吃过这么丰盛的饭了，但吃得很拘谨。李工和几个领导轮番敬酒，我不会喝，以茶代酒。他们也不勉强，只是不停地说“年轻有为”、“技术过硬”。

饭后，李工塞给我一个信封：“一点辛苦费，别推辞。”

我捏了捏，不薄。想推，但李工的手很坚决。

“收着吧，”他说，“这是规矩。外请师傅，都得给。”

回程车上，我打开信封。十张十块的，崭新，连号。一百块钱。我一个月工资才四十二块五。

车窗外，城市夜景流过。路灯连成串，商店橱窗亮着，街上还有人骑车。这一切，离机械厂那个油污的世界很远，远得像两个星球。

回到厂里已经九点多。车间里夜班正忙，我没进去，直接回宿舍。走到半路，在锅炉房后面的空地，看见几个人影在抽烟。走近了，是孙志刚和另外两个青工。

孙志刚的手还吊着绷带，挂在胸前。他看见我，没说话，只是狠狠抽了口烟。

“孙师傅。”我打招呼。

他吐出一口烟，烟雾在路灯下散开：“别叫我师傅，受不起。”

气氛不对。我停下脚步。

“听说你去纺织厂了？”旁边一个青工问，语气怪怪的。

“嗯。”

“挣外快了吧？”另一个说，“还是人家纺织厂大方，我们这破机械厂，修好机器就给五十，打发要饭的。”

我明白了。那五十块奖金，还有今天的外出，成了他们眼里的刺。

“我没挣外快，”我说，“是厂里派的活。”

“厂里派的？”孙志刚冷笑，“那信封里装的是什么？空气？”

他们看见了。或者猜到了。在这种地方，什么事都藏不住。

“纺织厂给的辛苦费。”我实话实说。

“多少？”孙志刚盯着我。

我没回答。

“不敢说？”他站起来，走近两步。酒气扑面而来，他喝了酒，“陈默，我告诉你，别以为修了台破机器就了不起了。这厂里，能人多了去了，轮不到你显摆。”

他身后的两个青工也站起来。我后退一步，手摸向工具箱。老孟塞给我的那包烟还在里面，但现在用不上了。

“孙志刚，”一个声音从阴影里传来，“你手不疼了？”

是老孟。他慢慢走出来，手里提着个热水瓶，像是去打开水。

孙志刚僵住了。

“手伤了就好好养着，”老孟走到我们中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沉，“别到处惹事。惹出事来，厂里处分你，你爹妈还得来哭。”

孙志刚咬咬牙，瞪了我一眼，转身走了。两个青工跟上去。

老孟看着他们走远，才转过头看我：“信封收了？”

“嗯。”

“多少？”

“一百。”

他点点头：“收就收了，别声张。明天拿二十出来，买烟买糖，车间里分分。”

“为什么？”

“不为什么，”他说，“这是规矩。你得了好处，得分润。不分，就是独食。吃独食的人，在这地方待不长。”

我懂了。五十块奖金，一百块外快，这些钱不只是钱，是秤砣，称的是人心。

“孙志刚那边……”

“他手废了，”老孟打断我，“食指和中指接上了，但弯不了，干不了精细活了。厂里正在考虑调他去仓库。”

我心里一沉。虽然不喜欢孙志刚，但听到这个消息，还是难受。一只手，对于一个车工来说，就是命。

“所以他恨我？”

“恨你修好了机器，恨你出了风头，恨你手还好好的。”老孟拧开热水瓶盖，热气冒出来，在冷空气里凝成白雾，“但这不怪你。要怪，怪他自己不小心，怪机器无情，怪命运不公。可人就是这样，总得恨点什么，才能熬下去。”

他喝了口水，盖上瓶盖：“回去吧，早点睡。明天活还多。”

我回到宿舍，李建国还没睡，在灯下看书。见我回来，他合上书：“听说你今天去纺织厂了？”

消息传得真快。

“嗯。”

“修好了？”

“修好了。”

他点点头，没再问。从上铺爬下来，从床头柜里拿出两个苹果，递给我一个：“食堂发的，一人一个。”

苹果不大，表皮有些皱，但很甜。我们默默地吃，宿舍里只有咀嚼的声音。

“陈默，”李建国忽然说，“小心点。”

“小心什么？”

“你现在太显眼了，”他看着手里的苹果核，“显眼的人，容易招风。”

又是这句话。老孟说过，现在李建国也说。

“我也不想显眼。”

“由不得你。”他把苹果核扔进垃圾桶，“手艺好了，活干漂亮了，自然就显眼了。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他爬上床，拉灭灯。黑暗中，他的声音从上面传来：“睡吧。”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窗外有月光，很淡，照在墙上，像泼了一层清水。口袋里那个信封还在，硬硬的，硌着大腿。一百块钱，十张十块的，崭新，连号。这钱能买很多东西：给父亲买条好烟，给母亲买件毛衣，给自己买双新鞋。

但它也买来了一些别的东西：孙志刚的恨意，工友的嫉妒，还有那些盯着我看的眼睛。

代价。老孟说的，凡事都有代价。修好机床的代价，是成了众矢之的；挣来外快的代价，是破了厂里微妙的平衡；显眼的代价，是再也回不到默默无闻的日子。

手伸到枕头下，摸到那个梯形螺纹工件。螺纹一圈圈，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就像这条路，往前走，就得付出代价。有时是汗，有时是血，有时是别人的恨，有时是自己的孤独。

窗外的机器声还在响，夜班还在继续。这个世界不会因为谁的悲伤或得意而停下。它只是轰隆隆地转着，像那台苏联机床，老了，旧了，但只要还能转，就得转下去。

我闭上眼睛。明天，还得早起。明天，还有活要干。明天，还得在这条路上，继续往前走。

代价就代价吧。既然选了这条路，就得扛得起。

第七章：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