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的黑烟拖了一条尾巴，在土路上慢慢散去。舅舅的身影不见了，连那引擎声也终于被蝉鸣吞没。我站在铁门前，手里捏着那张皱了的二十元钞票，汗水浸湿了纸角。

铁门真高，顶上是生了锈的尖刺，像一排残缺的牙。木牌上的字，“东山机械学校”，那“械”字少了半边“戒”，许是哪个调皮学生用石子砸的。我仰头看，忽然觉得这门是要吃人的——不是一口吞下，而是一点点地磨，磨到骨头都碎了，再吐出来，说：这就是生活。

门卫老头又出来了，这次手里端着饭碗，蹲在门槛上吃。饭是白饭，上面盖着几根咸菜。他扒一口饭，看我一眼，眼神浑浊，像隔夜的米汤。

“还站着做甚？”他说话时，饭粒喷出来，“207，记牢了。”

我提起行李。被褥卷用麻绳捆着，绳子勒进肩膀的肉里。书包斜挎着，里面搪瓷杯随着步子咣当作响，在这安静的午后格外刺耳。

穿过铁门时，我特意踩了踩那道凹陷的门槛。真深啊，不知多少双脚才能踩成这样。忽然想起村里那口老井，井沿的青石也被磨得光滑，中间凹下去——都是一样的道理，用得久了，再硬的东西也会软。

校园比想象中更荒凉。主楼的墙不是灰的，是一种说不出的颜色，像是把所有的脏都聚在了一起。窗户有的关着，有的开着，黑洞洞的，像瞎了的眼。操场上的野草长得疯，有齐腰高，风一过，哗啦啦响成一片，倒比人声热闹。

我沿着碎石路走，石子硌着鞋底。路边有标语牌，红漆剥落，露出底下白底黑字的一角：“劳……光……”，大概是“劳动光荣”。光荣二字还没全掉，在阳光下泛着最后一点红，像干了的血。

宿舍楼到了。红砖墙，砖缝里的水泥凸出来，又裂开，像老人手背上的筋。楼梯在楼外，铁栏杆锈得厉害，手一碰，簌簌往下掉锈屑，落在鞋面上，像头皮屑。

二楼走廊真暗。即使外面日头正烈，这里也像黄昏。墙皮大片大片地脱落，露出底下的黄泥。有脚步声传来，空洞洞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是一个瘦高的影子，先看见影子，才看见人。

“新来的？”声音很年轻。

“嗯，陈默。”

“李建国。”他伸出手。我握了，手心里有硬茧，硌人。“你的床是这张。”

他指了指靠门的上铺。铁床的架子锈了，但擦得干净，摸上去没有灰。他自己的床已经铺好，蓝白格子的床单，四角抻得平直，被子叠成豆腐块，棱是棱角是角的。

“你当过兵？”我问。

“没，我爹当过。”他说，“他是修坦克的，转业后开修理铺。”

李建国蹲下身，打开床底下的木箱。箱子里是工具，摆得整整齐齐：扳手从大到小排成一列，钳子、螺丝刀、榔头各归其位，连抹布都叠成方块。他取出一把扳手，在手里掂了掂，又放回去，那动作熟练得像呼吸。

“咱们学这个的，工具就是饭碗。”他说，眼睛很亮，“饭碗得端稳了。”

我学着他的样子收拾行李。被褥摊开时，扬起一阵灰。母亲缝的被面是蓝底白花，花是简单的梅花，一针一线缝的，针脚细密。我把被子叠好，却怎么也叠不出李建国那样的棱角，软塌塌的一团，像发不起的面。

其他室友陆续来了。

赵大勇是推着自行车来的，车后座绑着行李，捆得像座小山。他父亲送他来，是个黑脸汉子，不说话，只是帮着卸行李，卸完了拍拍儿子的肩，转身就走。赵大勇站在门口，看着父亲骑车远去的背影，看了很久，才提着行李进来。

周文明是坐公交车来的，提着一个旧皮箱，箱角磨破了，用胶布粘着。他戴眼镜，镜片很厚，看人时要微微眯眼。进门先鞠了个躬：“各位同学好，我是周文明。”声音细细的，像怕惊扰了什么。

孙志刚和刘鹏是一起来的，穿着一样的白衬衫，料子挺括，在昏暗的走廊里白得晃眼。他们不怎么说话，只是把行李往床上一扔，就坐在下铺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笑声不时漏出来，尖尖的，像针。

傍晚时分，人都齐了。八张床，住了六个。靠窗的两个上铺空着，积着厚厚的灰。

“那两张床有人吗？”我问。

李建国摇摇头：“去年住的，毕业了。”

“毕业了……去哪了？”

“谁知道。”他顿了顿，“听说一个去了南方，一个回老家了。”

回老家。这话让我心里一动。三年后，我会回老家吗？还是去别处？这问题太大，想了一会儿，头就疼了。

晚饭铃响了，是一种手摇的铜铃，声音嘶哑，像得了痨病的人咳嗽。我们拿着碗筷下楼，在走廊里汇成一股人流，默默地向食堂走。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杂沓的，像是去完成什么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食堂真大，屋顶高得看不清椽子。打饭的窗口排着长队，窗口里蒸汽腾腾，看不清里面人的脸。轮到我了，一只粗壮的手伸出来，舀一勺白菜炖土豆，倒进我的碗里；再一只瘦些的手，递过来两个玉米面馒头。

我找了个角落坐下。白菜煮得烂，土豆有些生，混在一起，味道怪怪的。馒头很硬，要用力咬，在嘴里嚼很久才能咽下。李建国坐在我对面，吃得很快，但不出声。周文明小口小口地吃，每口都要嚼三十下，我数过。赵大勇呼噜呼噜地吃，额头冒汗。孙志刚和刘鹏只吃了几口，就把碗推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饼干来吃。

“学校的饭就这样，”李建国吃完最后一口，抹抹嘴，“吃饱就行，别想味道。”

我点点头，把最后一块馒头塞进嘴里。确实，吃饱就行。在家时，母亲常说这话。可那时总觉得不够，想要吃好些，穿好些。现在真的只有“吃饱就行”时，才明白这话的分量。

饭后，天色暗下来了。校园里亮起几盏路灯，是那种老式的白炽灯，灯泡外罩着铁网，光晕黄黄的，照不了多远。我们在操场上散步，其实是没地方可去。

操场的野草在暮色里成了墨绿色，风一吹，涌起层层波浪。单杠双杠立在那里，像骨架。周文明走近单杠，跳起来想抓住，却滑了下来，手心里留下一道红印。

“生锈了。”他说，语气里有些惋惜。

“明天砂纸打磨一下就好。”李建国说。

正说着，远处传来机器的轰鸣声。闷闷的，时断时续，像一头困兽在喘气。我们都停下脚步，朝声音来的方向望。那是学校后面的工厂区，夜色里，只有几点灯火，像惺忪的眼。

“那就是我们将来的地方。”赵大勇忽然说。

没有人接话。我们都看着那几点灯火，看了很久。风大了些，吹得衣服猎猎作响。九月的夜，已经有些凉了。

回到宿舍，灯已经亮了。是那种拉线开关，一拉，灯就亮了，但光线昏黄，只能照亮桌子那一块，四周还是暗的。孙志刚和刘鹏在打扑克，赵大勇躺在床上看小说，周文明在写日记。李建国在擦他的工具，一块破布，蘸了点机油，细细地擦每一把扳手。

我爬上床，从书包里拿出那本《机械基础》。书是学校发的，纸张粗糙，印得也不清楚，有些图都糊了。我翻开第一章，“机械概述”，看了两行，眼睛就花了。不是字难，是心里乱。

“睡不着？”李建国在下铺问。

“嗯。”

“正常，”他说，“我第一晚也没睡着。总觉得这铁床硌得慌。”

确实硌。褥子薄，能感觉到下面铁条的轮廓。我翻了个身，床吱呀一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响。

“李建国，”我问，“你为什么来学机械？”

下面沉默了一会儿。

“我爹说的，”他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这世道，手艺最实在。有手艺，饿不死。”

“你喜欢吗？”

这次沉默更久了。

“说不上喜欢不喜欢，”他说，“就像吃饭睡觉，得做，就这么简单。”

得做。是啊，得做。我想起父亲在田里弯腰的背影，一弯就是一天；想起母亲在灶台前忙碌，从早到晚。他们喜欢吗？大概也谈不上。但得做，为了活着，为了让我活着。

窗外传来火车汽笛声。这声音我在家时常听，但在这里听，感觉不一样。在家时，觉得火车是开往远方的，那里有不一样的世界；在这里，觉得火车是开过身边的，它去哪儿，与我无关，我只是在这里，在这铁门之内。

我闭上眼睛，试着睡去。脑海里却浮现出许多画面：铁门上的尖刺，操场的野草，食堂的白汽，还有那远处工厂的灯火。这些画面碎碎的，拼不成完整的图，但每一片都真实，都沉甸甸的。

不知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要睡着时，听见下铺有动静。是李建国起来了，他轻手轻脚地开门出去。我眯着眼，从门缝里看见他走到走廊尽头，那里有扇窗，窗外是月光。他站在那里，点了支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像呼吸。

他在想什么？想家？想未来？还是什么都没想，只是抽支烟？

我转回头，看着上铺的床板。床板上有人刻了字，借着月光，能看清是：“1985.9.1，我来了。”字刻得深，大概是用了很大的力。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三年后，我会在哪？”

1985年，那是四年前了。刻字的人，现在在哪呢？他真的知道自己在哪吗？

我伸手摸了摸那些字，木头粗糙，字痕硌手。忽然想起王师傅明天要开始上课了，他说过，第一课是认识工具。工具。我念着这两个字，觉得陌生又沉重。

工具是什么？是吃饭的家伙，是活命的本钱。可我现在连一把扳手都握不好——李建国下午让我试过，我握的姿势不对，他说，这样容易滑脱，伤手。

手。我看着自己的手。在月光下，这双手显得苍白，手指细长，还没干过重活。三年后，这双手会变成什么样？会像李建国那样，掌心有茧，指节粗大吗？

不知道。但我知道，明天，这双手就要开始变了。从认识第一把扳手开始，从拧第一颗螺丝开始，从车第一个零件开始。

铁门之内，日子开始了。

第二章：铁门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