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五，校门口的槐树叶子蔫蔫地垂着，像被沸水烫过。毕业证捏在手里，薄薄一张纸，竟也压得手心出汗。同学们三五成群，笑声像碎玻璃似的扎人。我独自站着，校服洗得发白，肘部磨得透亮，像两片鱼鳞。
“陈默，你真不读高中了？”班长王旭拍了拍我的肩，力道不大，却让我晃了晃。
我摇摇头，喉咙里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王旭叹了口气，那叹息里有什么东西沉甸甸的，不知是惋惜还是别的。他转身走了，白球鞋在水泥地上踏出轻快的节奏。我望着他的背影，直到消失在街角。那是我最后一次见班上任何同学——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回家的路要穿过整个镇子。自行车是父亲年轻时候的，车铃早已锈死，链条每转一圈便呻吟一声，与这闷热的午后倒很相称。街两旁的店铺大多关着门，只有老张的修车铺还开着，他蹲在门口，手里摆弄着一个破轮胎，见我经过，抬起头：
“小默，毕业啦？”
我点点头。
“以后常来坐。”他说完又低下头去。我知道这只是客套，修车铺从不缺人坐，缺的是修车的人。
家里比外面更闷。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烟是自家卷的，烟纸粗糙，烟丝碎得厉害。他见我来，把烟头在地上摁灭，动作很慢，仿佛那烟头有千斤重。
“证领了？”他问。
我从书包里取出毕业证，递给他。他接过去，并不看，反手搁在旁边的矮凳上。矮凳缺了一条腿，垫着砖头。
母亲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盆湿衣服，水珠顺着盆沿往下滴，在地上砸出一个个深色的圆点。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熟悉——混合着疲惫和某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愧疚，又像是认命。
“中专的通知书来了。”父亲终于说，从怀里摸出一个信封，信封已经皱得不成样子。
我接过，撕开封口。是邻市一所机械中专的录取通知书，学制三年，学费每学期八百。我盯着那个数字，觉得纸上的字在跳动。
“八百。”我说。
父亲又点起一支烟，火柴划了三次才着。“你舅舅在那边，说能安排宿舍，省住宿费。”
母亲把洗衣盆放下，撩了撩额前的碎发：“吃饭吧。”
饭是稀饭，配一碟咸菜。我们三人围着方桌，谁也没说话。稀饭很烫，我小口小口地喝，热气熏着眼睛。父亲扒了几口，忽然放下碗：
“高中……也不是不能念。”
母亲的手抖了一下，咸菜掉在桌上。
“县一中，分数线够了。”父亲继续说，声音很低，像是自言自语，“但三年高中，四年大学，七年……”
“七年，家里供不起。”我把话接完。
父亲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得让我立刻低下头去。我知道他不是在责怪我，而是在责怪别的什么，也许是命运，也许是这个时代，也许只是他自己。
夜里，我躺在床上，听见隔壁父母的低语。
“……委屈孩子了。”
“……有什么办法……”
“……总比种地强……”
窗外的月光很淡，照在斑驳的墙上，像泼了一盆清水。我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它从墙角一直延伸到中央，像一张地图上的河流。我想象这条河流向哪里，会不会有一天，它能流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舅舅来了。他是骑摩托车来的，车后座绑着一个麻袋，里面装着地瓜。舅舅比父亲小五岁，但在城里做工多年，看起来反而年轻些。
“小默有出息。”舅舅拍了拍我的肩膀，“学机械好，有手艺，饿不死。”
父亲递烟给舅舅，舅舅接过来，看了一眼，从自己兜里掏出烟盒：“抽我的。”
他们坐在院子里抽烟，烟圈在晨光中缓缓上升。母亲在厨房里烧水，水壶滋滋作响。我帮着搬舅舅带来的地瓜，地瓜很沉，表皮还带着泥土的湿气。
“学校九月十号开学，”舅舅说，“我托了人，你能早两天去，熟悉熟悉环境。”
“麻烦舅舅了。”我说。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舅舅顿了顿，“只是宿舍条件一般，八个人一间，你先将就着。”
我点点头。有什么不能将就的呢？初中三年，我睡的还是父亲用旧门板搭的床，翻身时吱呀作响。
舅舅走时，太阳已经升高。他发动摩托车，引擎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临行前，他塞给我五十块钱：“买点用得上的。”
我捏着钱，纸钞温热，带着舅舅的体温。我想说谢谢，但喉咙发紧，发不出声。
接下来的日子过得很快。母亲为我收拾行李，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两件换洗衣服，一双布鞋，一个掉了漆的搪瓷杯，还有初中用过的书包。父亲去镇上买了新的被褥，虽然是便宜的化纤面料，但厚实。
“在学校，别惹事。”父亲说，这是他对我最多的嘱咐，“但也别怕事。”
我点点头。
“钱要省着花，但该吃要吃，别饿着。”
我又点头。
父亲似乎还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手很粗糙，像砂纸一样磨过我的肩头。
临行前夜，我最后一次去镇上。街道依旧冷清，修车铺的老张正在收摊。他看见我，招招手：
“要走了？”
“明天。”
老张从工具箱里摸出一把小扳手，递给我：“带着，用得着。”
我接过，扳手沉甸甸的，表面有油污的痕迹，但握柄处被磨得光滑。这是老张用了许多年的工具。
“谢谢张叔。”
“谢什么，”他摆摆手，“出门在外，有个手艺总是好的。”
回程时，天已经暗了。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而苍凉。我忽然想起语文课本里鲁迅先生的《故乡》：“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的路在哪里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明天，我必须踏上那条不知道通向哪里的路。
到家时，屋里亮着灯。父母还在等我吃饭。桌上摆着一盘炒鸡蛋，黄澄澄的，油光发亮。这是平时舍不得吃的。
“坐下吃饭。”母亲说。
我们三人静静吃饭。炒鸡蛋很香，我小口小口地吃，想把这一刻的味道记住。父亲给我夹了一筷子鸡蛋，动作笨拙而温柔。
饭后，我把录取通知书又拿出来看。纸张在灯光下泛黄，上面的铅字清晰而冷漠。三年，八百块一学期，包分配工作。这些字眼在我眼前跳动，像一群黑色的蚂蚁。
“早点睡吧。”母亲说。
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黑暗中，无数画面浮现：教室黑板上未擦净的公式，同学们奔跑的操场，父亲佝偻的背影，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手，还有那张皱巴巴的通知书。
明天，我就十五岁了。十五岁，该算大人了吧。
窗外的虫鸣一阵阵传来，像在催促什么。我翻了个身，旧床板发出熟悉的吱呀声。这声音，以后怕是听不到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睡去。梦里，我走在一条很长的路上，路两边是望不到头的田野，远处有山的影子。我走着，走着，路似乎没有尽头。然后我醒了，天还没亮。
母亲已经在厨房忙碌。我穿好衣服，走到院子里。东方刚泛出鱼肚白，空气中带着露水的味道。父亲在检查我的行李，把捆被褥的绳子又紧了紧。
“吃完饭就走。”他说。
早饭是面条，母亲在里面卧了两个荷包蛋。我吃得很慢，一根一根地吸。父亲先吃完了，点起一支烟，但没有抽，只是看着烟雾缓缓上升。
舅舅的摩托车准时出现在路口。我们把行李绑在车后座，母亲把一个布包塞给我：“里面有几个馒头，路上吃。”
我坐上摩托车后座，舅舅发动引擎。父母站在门口，母亲用手擦眼睛，父亲只是站着，像一尊雕像。
“走了。”舅舅说。
摩托车颠簸着驶出村子。我回头望去，父母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扬起的尘土中。
路在脚下延伸，两旁的白杨树迅速后退。风很大，吹得我睁不开眼。我紧紧抓住后座的铁架，手指关节发白。
“小默，”舅舅忽然大声说，声音在风中破碎，“出去以后，靠自己！”
我嗯了一声，不知道他听没听见。
远处，城市的轮廓渐渐清晰，像一头蹲伏的巨兽。我不知道那里面有什么在等着我，但我知道，从今天起，我要开始走自己的路了。
路还很长，而我，才刚刚迈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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