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门外吵成一锅。

有人举着自制牌子指我：“你毁了他。”

玻璃瓶沿台阶滚到我脚边，“啵”一下碎了。

我把门半掩，抬手示意保安：“报警。”

物业跑来收人，律师从电梯口快步进来，手里夹着两份函。

他戴着鸭舌帽站在斑马线外，没进线。

有人冲他喊：“一博，让她出来说清楚！”

他没看我，拿出手机对着人群说：“别围她。散。”

声音压着嗓，喇叭没电，也听得见。

粉丝还在叫。

我把告示板搬到门口，贴上新的白纸：“私人纠缠将移交警方。”

胶带拉出长长的声线，纸角拍在门框上。

他退了半步，站在雨痕边。

律师把函递给物业：“今天开始，活动半径五十米，越界拍照，立案。”

保安吹哨，人群往外推，骂声像退潮。

我站在门内看了十秒，关门。

指节有点冷。

下午我们开流程会，音箱里是键盘的轻响。

周导递来媒体联络表：“今晚那个慈善晚宴，主办想把你们排一桌。”

我抬眼：“拆桌。要么我不去。”

助理赶紧打电话调整。

晚上我到会场。

肉桂味粘着空气，灯一换，眼睛刺得干。

主持人笑着迎我：“这边。”

远处他在后台通道，隔着暗线站着。

我对场务：“把人挡在外通道，不要给他麦。”

他说他不进来，戴手套，手背还缠着白纱。

答问开始，前排有人起身：“王先生刚刚——”

我截住话：“只谈项目。私事不答。”

场务收走那人的麦，灯光继续推进。

散场我在签确认，主办拦我：“他想公开道歉。”

我把签字笔递回：“不接受。我要回公司。”

出门，他还在门外。风把他的帽檐挑起来又压下去。

他抬手，停在胸前：“对不起，顾晚。”

我把包带拉紧：“这句话你不用再说给我。”

我上车，关门，“咔哒”。

半夜，律师发来一张回执。

主办签收“公共活动禁止靠近”。

我回“收到”，把手机扣下。

第二天早上，楼下有人送花篮，红带上写着“祝好”。

我让前台退回，备注“拒收”。

物业发照片：他自己站在门外，把卡片收走了。

中午，我在会议室签采购单。

陈野推门：“平台问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国际项目，三年。”

我把纸压平：“行程？”

他报了四个国家的名字。

我短短回：“我去。”

下午他团队发声明，暂停所有露面。

评论里有人骂，有人哭。

经纪人给我打电话：“他在扛。你就不能——”

我打断：“别把我拖进去。你们自己收拾。”

晚上门口安静。

保安说他来过，站了二十分钟，走了。

我把名单再加一条：“任何人不得在门外停留超过五分钟。”

第三天，国际节的视频会议。

外方说：“我们喜欢你们的风格。”

我把问题收拢，写在备忘里。

会后律师来：“对方想签一份承诺，不再使用你的名字。”

我说：“签。把违约条款加上。”

他点头，翻出草案，标记了红线。

第四天，粉丝在楼下挂了横幅，被警察劝离。

他站在远处看了一会儿，没说话。

我在楼里看网络直播。

屏幕里他的那条“请不要打扰她”置顶在顶端。

我关屏，继续排任务清单。

第五天，主办把晚宴嘉宾名单发给我。

我在旁边划掉他的名字。

秘书问：“这样会得罪人。”

我说：“我只做我的边界。”

晚上他给物业留了一个牛皮纸封，没写收件人。

前台把封递到我桌上。

我不拆，写“退回”，盖了红章。

第六天，他在一个小型论坛上道歉，连说了十分钟，没提我的名字。

有网友把视频发给我。

我把聊天窗口关掉，拖进回收站。

陈野说：“你会不会看一眼？”

我摇头，拿起笔：“我们要去外地看厂房。”

第七天早晨，公司楼下空空的。

周导说：“风平了。”

我把告示重新压牢，门边又加贴了律师电话。

快中午，他母亲打来。

声音疲惫：“他真的在改。能不能给他点——”

我很平静：“阿姨，我不再参与他的人生。”

她沉默，挂断。

下午我去看新仓的钢架。

工人扶着梁，焊花冒一点一点的蓝光。

手机震，是他发来的文本：“我已签所有约束。不会靠近。祝你新项目顺利。”

我没回。

晚上，媒体去他家门口守，他没开门。

经纪人发来短句：“别让他看见你。”

我回：“不用提醒我。”

第八天，基地方来人。

手持公章，说“三年合作”。

我把合同翻到最后一页，指着补充条款：“隐私保护写进去。”

他拿笔，写下了。

我签名，手有点酸。

晚上，台灯把桌面照成一块亮。

我把旧手机卡拔出来，放进装订夹。

新的号码印在纸上，我拍照给律师：“从现在起，外沟通只走公邮。”

律师回复：“收到。已备份。”

第九天，我去给团队讲选题。

门口站了一排学生，背包靠墙。

讲到一半，后排有人举手：“你们怎么保证不被明星干扰？”

我说：“靠纪律，也靠告示。”

大家笑了一下。笑声很短。

散场我在门口签名。

他站在楼对面，手里空着，肩膀微微塌着。

我抬头看他一眼，没挥手。

他往后退，靠在路灯杆上，拿出手机，又收回去。

第十天，国际项目敲定了首站。

陈野把工期摆在我面前：“三个月连轴。”

我写了“好”，把机票单发给律师。

晚上我回家收拾箱子。

柜门开合，“哗哗”。

我把那只旧暖水袋塞到最底层，又拉出来，放回架子。

门铃响。我看猫眼。

他没站在门口，快递员举着袋子：“拒收？”

我点头：“写上。”

笔在他手里吱吱响，我拿回单据，贴在门上。

第十一天，我去银行换外币。

排队时，旁边一个女孩刷短视频，屏幕里是他在小论坛上的道歉。

她说：“他好惨。”

我没有接话，把护照往前推了一寸。

窗口盖章，“砰”。

第十二天，临走前一天。

律师把一沓纸塞到我桌上：“警方的告诫书。生效。”

我翻看第一页，印章红得厉害。

他在对面楼墙边站了一会儿，看见保安举起那张纸，远远点了一下头。

晚上我和团队开远程会，列明每天的拍摄点。

周导问：“你确定不留一个国内联系人？”

我说：“留律师。其他不留。”

他“嗯”，把表格合上。

凌晨，我把在门口贴的两张告示重写了一遍。

字写得更硬，胶带贴得更牢。

第十三天的清早，我拉着箱子出门。

小区门口，风清，树影斑。

他在对面，背靠墙，没动。

看到我，他抬了抬手，指尖在空气里停了一秒。

我把帽檐压下，走到路口，拦车。

车门关上，他没有跟。

手机里，一个新的来电界面安静地躺着，没有存过他的名字。

路上我给律师发讯息：“海外期间，一切走书面。私人约见，一律拒。”

他回：“已发函给相关方。”

我把手机扣在腿上，掌心有汗。

机场安检把我的水拿走，我点了杯热茶。

电子屏滚动航班号。

我把行李托运条塞入护照夹，那张白纸露出一个角。

上机前，陈野发来一个“加油”的手势。

我回：“开工。”

飞机滑行，座椅震了一下。

我抓紧扶手，眼睛落在前面那张安全须知。

广播响起，我把耳机戴好。

心里只有一个点：远离。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手机屏幕灭掉。

窗外白，云像撕开的棉。

我在座椅下摸到那只牛皮纸封，未拆、又塞回包底。

落地后，我把第一条公邮发出去：“到站。明日早八点开拍。”

发送成功，状态绿。

我关掉数据，把护照夹压在胸前。

在陌生的风里，我一步一步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