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安成了工地上最小的“监工”。他戴着小小的安全帽，跟在施工师傅后面，有模有样地“检查”工作。工人们都喜欢这个不哭不闹、总是好奇观察的小家伙，休息时还会用边角料给他做些小玩具——一个榫卯结构的小板凳，一个微缩的斗拱模型。

“这孩子，将来不是搞建筑，就是搞艺术。”一位老师傅笑着说。

顾言深把这一切都记录了下来。他说，这本身就是一部关于“传承与新生”的纪录片。

《回响》首演定在初冬。演出没有固定的舞台和观众席，观众手持一盏小小的油纸灯笼（当然是电子仿制的），跟随引导员的指引，在老宅的不同空间移动，观看发生在各个角落的片段式表演。故事线索散落在宅院的各个角落：西厢房里有老裁缝在烛光下缝制嫁衣的自语；后花园的枯井边，有民国女学生在月光下读信；残破的戏台上，有落魄戏子在无人处温习早已无人听的戏文...

我饰演的角色是一个“幽灵”般的叙述者，穿梭在不同时空的缝隙中，用吟唱和念白串联起这些碎片化的故事。我的服装是一袭素白的长裙，上面用银线绣着老宅的建筑纹样，在昏暗的光线下，会随着动作泛起微弱的光泽，仿佛是从老宅墙壁上走下来的影子。

首演当晚，寒风萧瑟，但老宅里却暖意融融。一百位观众提着灯笼，在宅院里安静地穿行。我看到有年长的观众，在某个场景前驻足良久，悄悄拭泪；有年轻的情侣，紧紧握着彼此的手；还有带着孩子的家庭，孩子睁大眼睛，仿佛进入了魔法世界。

演出最后，所有观众被引导至中庭。我站在残破的戏台中央，身后，顾言深拍摄的老手艺人的影像被投射在斑驳的墙壁上。锤打银器的声音、织布的机杼声、拉坯转轮的摩擦声...这些声音与现场的古琴演奏交织在一起。

我缓缓开口，声音在寂静的庭院里回荡：

“每一座老宅都在呼吸，

每一件旧物都在诉说，

每一种手艺都在等待，

等待一双能听见的手，

一颗能看见的心。

我们不是创造回声的人，

我们只是，

在时间的缝隙里，

偶然听见了，

并试着，

把它传下去。”

最后一个字落下，古琴余音袅袅。现场沉寂片刻，然后，掌声从各个角落响起，不急不躁，却绵长深沉，像是对这场演出的最好回应。

演出结束后的交流环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握着我的手，声音颤抖：“我小时候，就在这样的宅子里长大...谢谢你，让我又‘回’了一次家。”

那一刻，我知道，《回响》成功了。它触动了一些比艺术更深的东西——关于记忆，关于根源，关于我们是谁，又从何处来。

《回响》原计划只演十场，但口碑迅速发酵，一票难求。最后加演到三十场，依然场场爆满。媒体用“现象级”来形容这部作品，但它带给我的满足感，远非任何赞誉可比。

演出季结束那天，我们在老宅里办了简单的庆功宴。工作人员、演员、甚至一些熟悉的观众都来了。大家围坐在修缮一新的后花园里，生起篝火，分享食物和故事。

安安已经能在宅院里自如地跑动了。他拿着我演出时用的那个小铃铛，模仿我的样子，在人群里穿梭，“叮叮当当”地响着，惹得大家直笑。

顾言深坐在我身边，看着眼前热闹的景象，轻声说：“还记得在意大利，你说想做一个能让人‘进入’的戏吗？”

“记得。”我靠在他肩上，“没想到，真的做成了。”

“你总是能做到你想做的事。”他握住我的手，掌心温暖。

夜深了，宾客渐散。我们一家三口最后离开。关上老宅厚重的大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月光下的宅院，安静地沉睡着，仿佛刚才的热闹只是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