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珩在这个北方小县城住了五个月。
五个月，一百五十多天，日子过得像墙上剥落的墙皮，一片一片，悄无声息地往下掉。他租的那间小院在城东，再往东走五百米就是农田，夏天的时候能看到成片的玉米地，现在入了秋，玉米收了，只剩下一茬一茬的秸秆立在地里，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知温很喜欢这个院子。不是因为那棵枣树——枣子早就打下来吃完了，也不是因为那个小滑梯——玩了几个月，已经有点腻了。他喜欢的是院子角落里的蚂蚁窝。每天下午，他都会蹲在那里，拿着小树枝，看蚂蚁搬家，一看就是半个钟头。
“爸爸，蚂蚁为什么要搬家？”他仰着头问。
傅斯珩坐在台阶上，手里拿着一本书，但其实没在看。他的目光落在知温身上，落在那张小脸上，落在那双冰蓝色的眼睛里。
“因为要下雨了。”他说。
知温抬头看天。天很蓝，太阳很好，没有一片云。
“没下雨啊。”他困惑地说。
傅斯珩弯了弯嘴角：“快下了。”
知温信了。他继续蹲着，继续看蚂蚁，嘴里念念有词：“蚂蚁蚂蚁，你们快搬家，要下雨了……”
傅斯珩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感觉。
这孩子，太乖了。乖得让人心疼。
他从来不问为什么他们没有家，从来不问为什么总是搬家，从来不问为什么别的小朋友有妈妈而他没有。他只是在傅斯珩说“走”的时候跟着走，说“停”的时候跟着停，说“这里是我们新家”的时候，点点头，然后跑去看蚂蚁。
傅斯珩有时候觉得，这孩子像他。像他小时候，什么都不问，什么都接受，把所有情绪都咽进肚子里。
但有时候又觉得不像。这孩子会笑，会撒娇，会趴在他腿上让他讲故事。而他小时候，不会这些。
是因为有他在吗？因为有他这个爸爸在，所以这孩子敢笑敢闹敢撒娇？
傅斯珩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欠这孩子太多了。
五个月里，他没有再闻到过苦艾酒的味道。
一开始，他每天都绷着一根弦，总觉得周砚会突然出现在门口，就像上次在那个北方海滨城市一样。他睡觉不敢睡太死，出门不敢走太远，买菜都挑人少的时候去。他把手机时刻带在身边，把证件和现金放在随手能拿到的地方，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
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五个月过去了。
什么都没有。
周砚没有来。
傅斯珩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应该是松了一口气的——他终于安全了，终于可以不用再跑了。但心里某个角落，却空落落的，像漏了一个洞。
他想他。
想得发疯。
想他的眼睛，他的声音，他叫“哥”时的样子。想他站在街角，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的样子。想他说“我会等”的样子。
他说会等。
等多久？
等到他死吗？
傅斯珩把这些念头压下去，压到心底最深的地方，用一层一层的“不能想”盖住。他有知温，有这个小院，有这五个月的平静生活。这就够了。
不能再奢求别的。
九月底的时候，天气开始转凉。
北方的秋天来得快，一入秋，风就变了味道。不再是夏天那种热烘烘的风，而是带着凉意，吹在脸上像薄薄的刀片。院子里的枣树开始落叶，一片一片，铺了满地金黄。
知温感冒了。
一开始只是流鼻涕，傅斯珩没太在意，给他多穿了件衣服，煮了点姜汤。但两天后，感冒变成了发烧。三十八度五，三十九度，三十九度二。
傅斯珩守着知温，一遍一遍给他换毛巾，喂退烧药。退烧药吃下去，汗发出来，体温降一点；药效过了，又烧回去。反反复复，折腾了三天。
第三天晚上，知温烧到了三十九度八。
傅斯珩抱着他，看着他烧得通红的小脸，看着他因为难受而皱起的眉头，心里像被人用刀绞一样。他再也等不下去了，半夜抱着知温去了县医院。
县医院不大，夜里只有急诊开着。值班的是一个年轻医生，戴着眼镜，看起来很年轻，但做事很利落。他给知温做了检查，量了体温，抽了血，然后看着化验单，皱起了眉头。
“孩子这情况，不是普通的感冒。”他说。
傅斯珩的心揪紧了：“那是什么？”
医生看着他，欲言又止。最后他说：“您是孩子的父亲？”
“是。”
“孩子的另一位父亲呢？”
傅斯珩愣住了。
医生看他的表情，似乎明白了什么。他指了指旁边的椅子：“您先坐，我跟您说。”
傅斯珩坐下来，抱着知温，心跳快得像打鼓。
医生把化验单放在他面前，指着上面的几项指标：“您看，孩子的白细胞偏高，炎症指标也高，这确实是感染的表现。但问题不在这里。”
他顿了顿，继续说：“孩子的腺体发育有问题。”
傅斯珩的心跳停了一拍。
“Omega孩子的腺体发育，需要Alpha信息素的安抚，这是生理本能。”医生说，“尤其是在婴幼儿时期，定期的Alpha信息素接触，对腺体的健康发育至关重要。您这孩子，腺体发育明显迟缓，激素水平紊乱，免疫功能也比正常孩子差。这次发烧反复不退，根本原因就在这里——缺乏Alpha信息素的安抚，他的身体没有足够的抵抗力。”
傅斯珩听着，手在发抖。
“那……那现在怎么办？”他问，声音沙哑。
医生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需要找到孩子的另一位父亲。Alpha父亲的信息素，是最适合安抚他的。只要定期接触，腺体功能就能慢慢恢复。”
傅斯珩摇头：“他……他不在。”
“那别的Alpha呢？”医生问，“任何Alpha的信息素都可以，但效果不如亲生父亲好。而且需要长期、定期的接触，不是一次两次就能解决的。”
傅斯珩说不出话。
别的Alpha。他上哪儿去找别的Alpha？他躲在这个小县城里，连邻居都不认识，上哪儿去找一个愿意帮他、愿意定期接触他和孩子的Alpha？
“还有一个办法。”医生说，但表情很凝重，“用人工合成的信息素替代品。但那东西副作用很大，对孩子的神经系统发育有影响，不到万不得已，不建议用。”
傅斯珩看着他，眼睛里全是绝望。
“您再考虑考虑。”医生说，站起来，“孩子先住院观察，我们会用药物控制感染。但根本问题，还是要解决。如果长时间没有Alpha信息素安抚，孩子的腺体功能会持续衰退，到时候……”
他没说完，但傅斯珩明白他的意思。
到时候，会有生命危险。
知温住院了。
傅斯珩守在病床边，一夜没睡。他看着知温的睡脸，看着那张烧得通红的小脸，看着那两道因为难受而紧皱的眉毛，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反复碾压。
他才四岁。
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问，只是乖乖地跟着爸爸东奔西跑，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从这间出租屋到那间出租屋。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从来没有说过“我想要一个家”。
他只是想要一个滑梯。一个滑梯，就能让他高兴一整天。
而现在，他躺在病床上，小小的手背上扎着针，药水一滴一滴流进他身体里。他不知道自己的腺体有问题，不知道自己的免疫功能差，不知道如果找不到那个Alpha父亲，他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他什么都不知道。
傅斯珩握住那只小小的手，眼眶热了。
那只手很小，很软，手背上扎针的地方贴着一小块胶布。那只手曾经握着他的手指，曾经指着蚂蚁喊“爸爸快看”，曾经抱着他的脖子说“爸爸我最喜欢你了”。
他不能让这只手松开。
他不能让这个孩子出事。
但他能怎么办？
找周砚？
那个念头一冒出来，就被他压了下去。不能。不能找。找了，就再也走不了了。找了，就再也藏不住了。找了，一切就都结束了。
可是知温怎么办？
傅斯珩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
那一夜，他想了很久很久。
他想起了周砚站在街角的样子。想起了他的眼泪，他的声音，他说“我找了你四年”。想起了他说“我会等”。
他会等。
他在等他。
傅斯珩睁开眼睛，望着窗外渐渐泛白的天色。
天快亮了。
他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傅斯珩问医生要了电话。
他说要找一位Alpha朋友，可能需要对方过来一趟。医生没多问，只是点点头，把电话递给他。
傅斯珩拿着电话，站在走廊里，看着那个号码，看了很久很久。
那个号码，他背了四年。
无数次拿起手机，无数次拨出前又挂断。他以为自己能忍住，以为自己能一直躲下去，以为自己能一个人把知温养大。
但现在，他不能了。
为了知温，他必须打这个电话。
傅斯珩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拨号键。
电话响了。
一声，两声，三声。
每一声都像砸在他心上。
第四声的时候，电话接通了。
那边没有人说话。只有呼吸声，很轻，很轻，像是怕惊碎什么。
傅斯珩握着电话，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过了很久很久，那边终于开口了。
“哥。”
就这一个字。
傅斯珩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
那边又说：“哥，是你吗？”
声音沙哑，带着颤抖，带着不可置信，带着四年多的思念。
傅斯珩闭上眼睛，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碎什么：
“砚砚……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像是哭，又像是笑，混在一起，听不出是什么。
“哥。”周砚又叫了一声，声音抖得厉害，“你在哪儿？”
傅斯珩告诉了他地址。
说完之后，那边沉默了。
傅斯珩以为他会问很多问题。会问为什么躲了四年又突然联系他，会问那个孩子是谁，会问这四年发生了什么。
但周砚什么都没问。
他只是说：“等我。”
然后电话挂了。
傅斯珩握着电话，站在走廊里，很久没有动。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阳光照进来，落在他身上。很暖，很亮，像一个新的开始。
他不知道这个开始是好是坏。
但他知道，他不能再躲了。
为了知温，他必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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