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复中心的日子被精确地分割成无数个规整的时段：早晨七点起床，八点早餐，九点团体治疗，十一点个体咨询，下午两点艺术治疗，四点自由活动，六点晚餐，九点熄灯。周砚像一个运转精密的仪器，严格遵循着这套时间表，从未有过丝毫偏差。

他的病房在二楼东侧，有一扇朝南的窗户，阳光在每天上午十点左右会洒满半个房间。周砚总是坐在那片阳光里，手里抱着傅斯珩留下的那件深灰色羊绒衫——那是傅斯珩在伦敦出差时穿过的，上面还残留着淡淡的雪松香氛和他皮肤特有的清冷气息。

医生第一次看见周砚抱着那件衣服时，温和地询问：“周先生，那件衣服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周砚抬起冰蓝色的眼眸，嘴角挂着一个训练有素的微笑：“这是我哥哥的衣服。抱着它让我有安全感。”

他的回答得体而正常，甚至带着点恰到好处的脆弱。医生在记录本上写下：「客体过渡性依赖现象明显，但认知清晰，情绪稳定。」

他们不知道的是，当周砚独处时，他会把脸深深埋进那件羊绒衫里，呼吸急促而贪婪，仿佛要将每一丝傅斯珩的气息都吸进肺里，刻进骨髓。有时他会对着衣服低声说话，声音轻得像耳语：

“哥，今天阳光很好。你那边呢？”

“医生问我有没有自杀念头。我说没有。我怎么会想死呢？我死了就看不到你了。”

“昨晚梦见你了。梦见我们在老宅的玻璃花房，你把我的手按在你胸口，说‘这里是你的’。醒来时枕头湿了一片。”

“还有十三天。四百三十二个小时。哥，我数着每一秒。”

周砚的计算精确到秒。他在病房的墙壁上用指甲刻下细小的痕迹，每天一道，像囚徒记录刑期。但表面上，他是康复中心最模范的病人：按时参加所有治疗，认真完成艺术创作，在团体讨论中适度分享，甚至在一次心理剧表演中扮演了一个“逐渐学会独立”的儿子，表演逼真到让在场的几位医生都红了眼眶。

只有每周三次的个体咨询，周砚会稍微卸下伪装。

李医生坐在他对面，观察着这个年轻艺术家。周砚今天穿着一件白色棉质T恤和灰色运动裤，简单干净，黑发微卷，冰蓝色的眼眸在咨询室柔和的灯光下显得平静无波。

“这周感觉怎么样？”李医生问。

“还好。”周砚回答，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羊绒衫的袖口，“睡眠比刚来时好一些。噩梦少了。”

“还会半夜醒来吗？”

“偶尔。但能自己调整。”

李医生在记录本上写字，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声。“上次我们谈到你对分离的恐惧。这两周和傅先生分开，你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周砚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瞬。他垂下眼眸，长长的睫毛在脸颊上投下浅浅的阴影。“很难受。”他诚实地回答，声音有些发干，“每天都想见他。但我知道……他需要空间。”

这句话说得如此理智，如此成熟，几乎不像从周砚口中说出来的。李医生抬起头，敏锐地注意到周砚握紧的拳头——指节泛白，指甲深深陷进掌心。

“你在压抑。”李医生温和地指出，“周先生，我们之前讨论过，压抑情绪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它只会让那些情绪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积聚，最终以更激烈的方式爆发。”

周砚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极淡的、带着自嘲的笑：“那我能怎么办？哭着求他来看我？像个疯子一样砸东西？李医生，那些方法我都试过了，结果就是他把我送到这里来。”

他的声音平静，但话语里那种深沉的绝望和自毁倾向，让李医生心中警铃大作。

“表达情绪和极端行为是两回事。”李医生耐心解释，“你可以告诉傅先生你很难过，你想他，你需要 reassurance——这些是健康的表达。但用伤害自己或威胁他人的方式来获得关注，那是破坏性的。”

周砚沉默了很久。阳光从咨询室的窗户斜射进来，在他脚边投下一块明亮的光斑。他盯着那光斑，冰蓝色的眼眸里空荡荡的，像冬日结冰的湖面。

“李医生，”他突然开口，声音很轻，“如果你爱一个人爱到觉得没有他就活不下去，那该怎么办？”

李医生放下笔，身体前倾，做出倾听的姿态：“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爱到失去自我，爱到觉得对方是自己生存的唯一意义——这种爱往往源自内心深处的空洞和恐惧。我们需要探索的不是‘如何继续这样爱’，而是‘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空洞’。”

周砚笑了，那笑容苍白而破碎：“因为我的世界从来就只有他。母亲把我当巩固地位的工具，父亲把我当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只有傅斯珩……只有他真正看过我。小时候我发烧，他会整夜守着我；我生日没人记得，他会偷偷给我买蛋糕；我画画得奖，他会把奖状贴在书房最显眼的地方。”

他的声音开始颤抖：“可是后来，他也开始推开我。用苏晚，用工作，用他那该死的自我牺牲。每一次他推开我，我就觉得自己的一部分死掉了。到最后，我只剩下一个念头：留住他，不惜一切代价留住他。”

眼泪无声地滑落，但周砚的表情依然平静，甚至有些麻木。这种反差令人心悸——他的身体在哭泣，灵魂却像抽离了一样，冷静地旁观着自己的崩溃。

“所以你现在觉得，”李医生轻声引导，“如果不用极端的方式，就留不住他？”

周砚没有回答。他只是抱着那件羊绒衫，把脸埋进去，肩膀微微颤抖。咨询室里只有他压抑的抽泣声，和墙上时钟走动的滴答声。

这次咨询结束后，李医生在记录中写下：「患者表现出明显的解离症状——情感体验与表达严重脱节。表面配合治疗，但深层信念系统未被动摇，仍将极端占有视为获得爱的唯一途径。建议延长住院时间，加强认知行为治疗。」

但周砚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还有十天。两百四十个小时。八千六百四十秒。

傅斯珩的生活在周砚住院后陷入一种奇怪的平静。公寓突然变得空旷，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他重新投入工作，处理那些因紧急回国而搁置的项目，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用忙碌来填补内心的空洞。

但每到深夜，那种空洞感就会变得无比清晰。

傅斯珩开始失眠。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周砚的脸——哭泣的，微笑的，疯狂的，脆弱的。他想起周砚手腕上那道疤，想起他在疗养院里的崩溃，想起他抱着自己睡衣时那种孤寂的背影。

他也想起自己。想起那些用烟头烫自己的夜晚，想起苏晚恶毒的诅咒，想起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暗无天日的三个月。

李医生说得对，他的创伤从未真正痊愈。它只是潜伏着，等待时机。

第四天晚上，傅斯珩接到了康复中心医生的电话。

“傅先生，抱歉这么晚打扰您。周先生今晚情绪不太稳定，一直在重复说‘他不要我了’，我们给他用了少量镇静剂，现在睡下了。但他睡前一直抱着您那件衣服，说想跟您说话。”

傅斯珩的心脏揪紧了：“我能跟他通话吗？”

“他刚睡着，可能不太合适。不过明天白天可以安排视频通话，如果您方便的话。”

“好。明天上午十点，我打过来。”

挂断电话后，傅斯珩在阳台上站了很久。夜风很凉，吹得他浑身发冷。他想抽烟，但戒烟已经两年了——周砚不喜欢烟味，说他嘴唇有烟味的时候接吻很苦。

这个突然冒出的念头让傅斯珩愣了一下。原来不知不觉间，周砚已经渗透到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连他的习惯都被改写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视频通话准时接通。

屏幕那端，周砚坐在病房的椅子上，穿着康复中心统一的浅蓝色病号服，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睛亮晶晶的，像是特意整理过仪容。他手里还抱着那件羊绒衫。

“哥。”周砚先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但带着努力装出来的轻快，“你看起来有点累。没睡好吗？”

傅斯珩看着屏幕里的周砚，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心疼，愧疚，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周砚看起来太正常了，正常得不像他。

“我没事。”傅斯珩简短地回答，“你呢？医生说你昨晚不太舒服。”

周砚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恢复正常：“做噩梦了。梦见你……不过醒来就好了。哥，你那边天气怎么样？**今天下雨了。”

他生硬地转换话题，像是害怕傅斯珩追问梦的内容。傅斯珩注意到了，但没有戳破。

“纽约晴天。项目进展顺利，应该能提前结束。”

“那就好。”周砚点头，手指无意识地揪着羊绒衫的线头，“哥，我在这里……挺好的。医生很好，护士也很照顾我。我还认识了一个病友，是个画家，我们经常一起讨论作品。”

他在努力证明自己“正常”，证明自己在“变好”。傅斯珩听得出他话语里那种小心翼翼的讨好，那种“你看，我在努力，所以请不要放弃我”的潜台词。

“砚砚，”傅斯珩轻声说，“你不必……”

“我知道！”周砚急切地打断他，冰蓝色的眼眸里闪过一丝慌乱，“我知道我不必刻意表现什么。我只是……只是想告诉你，我在这里真的在学习，在成长。李医生说我有进步。”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哥，你会来接我的，对吗？两周后。”

那语气里的不安如此明显，让傅斯珩的心脏像被针扎了一下。他点点头，语气坚定：“会。我答应过你。”

周砚的眼睛瞬间亮了，那种光芒如此耀眼，几乎要穿透屏幕。“好。我等你。”他重复道，像是要把这句话刻在心里。

通话只有十五分钟。结束后，周砚还盯着黑掉的屏幕看了很久，手指轻轻抚摸着屏幕上傅斯珩刚才出现的位置。

护士进来送药时，看见他这副样子，忍不住轻声提醒：“周先生，视频已经结束了。”

周砚猛地回过神，脸上那种痴迷的表情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温和有礼的微笑：“谢谢提醒。该吃药了吗？”

他接过药片和水杯，乖巧地吞下，甚至主动张开嘴让护士检查。整个过程无可挑剔。

但护士离开后，周砚走到洗手间，对着镜子看了很久。镜中的年轻人有着俊美的混血面孔，冰蓝色的眼眸深邃如海，嘴角挂着一个完美的微笑——那是他对着镜子练习了无数次的表情，角度、弧度、眼神的温柔程度，都经过精确计算。

“你要正常。”他对着镜子低声说，“要笑得自然，说话要得体，不能太黏人，不能表现得太需要他。要像个人，而不是疯子。”

然后，他慢慢收起笑容。镜中人的眼神瞬间变得空洞，冰冷，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周砚伸出手，指尖触碰镜面，仿佛想触摸镜中的自己。

“但你本来就是疯子。”他轻声说，声音里带着自嘲，“一个爱他爱到发疯的疯子。”

第九十三章